党史团史故事｜百年书信话“秋人”

@文/张晓东

忠良博物馆陈列了两封由红色收藏家王金昌先生收藏的“行之”写给“秋人兄”的亲笔信，这两封信虽短，加起来不足650字，但它蕴藏的信息却很多。八年前，我第一次看到这两封信，第一次听到王金昌先生讲述收藏它们的故事，就被它们魂牵梦绕，总觉得挖掘这两封书信内在的史实，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共党团创建之初的一些人及一些事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书信的内容

书信一：

秋人兄：

你在代理，子由早已通知我了。不过他说：通信仍可用他的名字。

“五一”开会能群集千人，实较此间为盛。然此间较之从前还不算寂寞。我们是用北大马学会名义与高师工学会共同筹备。背后又□□北京学生联合会通告□□□入我们开会，到会人数不满五百，且多是智识阶级——学生——工人代表也到了几位。

李守常、高一涵当到会演说。散传单后、小册子后才散。

《后进》“五一”特刊（第六号）一张都不看见到？（通知老彭寄六份来）五号亦未接到几多。

马纪念小册寄来太少，不上六、七十本，实在不足分配。望再寄几百本来。

行之

五月十日

书信二：

秋人兄：

第七号的特刊，此间已接到五、六百份，及大部分是从天津转的。马纪念册由天津转来了六、七十本，可惜太少，不足分配，所以再索。你说，寄了1500本去。看是天津缴了怎样？下回望直寄。现在所最需要的是：

1、第五号的《后进》须寄五、六十份来。

2、马纪念册如有，还须加寄数百册来。

3、第六号《后进》不知出了版没有？此间一张都未接到。如出了版，请赶寄五、六百份来。已分寄，地点已开了一些给老彭去了。如还少，可问从北京新去上海的阮同志。

长沙现还不甚需要，然（接长沙来信），所以我现在回与（不）回尚未决定，须候仲解（澥）、章龙回来。去粤的同志回了的时候，望见告函。

关于团员来训练问题，不知你方有什么新的方法没有？

我很愿意急于把英文学好。如那（哪）里有机会可以找点工作维持生活，又可以附带学点英文的地方，望你替介绍。

你前说，到哈尔滨教课去。为什么又没有去？你现在的生活问题怎样解决？望见告。

行之

五月十八日

二、书信的年份

这两封信的落款时间，均没有写年份，只写了月和日，一封写于5月10日，一封写于5月18日，王金昌先生认定这两封信都写于1922年。经过探索，我同意他的看法，理由有三：

其一，两封信均谈到了“马纪念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即《马克思纪念册》，是1922年中共中央专门为第一次纪念马克思诞辰而印制的。

其二，5月18日信中说：“须候仲澥、章龙回来。去粤的，回了的时候，望见告函。”信中所说的“仲澥”“章龙”即邓中夏和罗章龙。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组织领导、运筹谋划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2年5月1日至6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邓中夏等人前去参会。会议推举邓中夏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

其三，两封信中所言的《后进》，应为共青团早期机关刊物《先驱》。《先驱》创刊于1922年1月15日，前3期由北京地方团组织编辑出版。由于《先驱》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改良主义，迎合了广大青年渴望了解世界新知的心理需求，受到青年热捧，却被北京军阀王怀庆下令取缔。这样，《先驱》便不能继续在北京出版。当时，除北京外，各地团组织甚至团中央都没有自己的刊物。于是中共中央局决定，将《先驱》迁到上海，由团的临时中央局主办，成为团临时中央局机关刊物。[1]从信中的三个细节可判定《后进》为《先驱》：一是5月18日的信中说：“如还少，可问从北京新去上海的阮同志。”1922年3月15日，《先驱》第四号在上海出版，由此可见地点符合。二是5月18日的信中说“第五号的《后进》须寄五、六十份来……第六号《后进》不知出了版没有？”《先驱》为半月刊，第五号应该在1922年4月初出版，第六号应该在1922年4月中下旬出版（《先驱》第八号于5月15日出版），由此可见时间符合。三是5月10日信中说：“《后进》‘五一’特刊（第六号）一张都不看见到？”《先驱》为了配合做好召开青年团一大的准备工作，专门出版了“五一纪念号”等专号进行宣传；另外《先驱》出版序号，不像通常报刊用“第x期”，而是用“第x号”，[2]由此可见细节符合。信中之所以要将《先驱》称为《后进》，应该是为了避免北京军阀的盘查，毕竟《先驱》刚刚遭到北京军阀查封。

综上所述，这两封信应该写于1922年。

三、书信的背景

这两封信写于1922年5月中旬，距中国共产党成立不足一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初创之际。在这个月的上旬，尚在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便开展了诸多有影响的重大活动：

1922年5月1日，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学会、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学生联合会举行的“五一”纪念大会上，作了题为《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的演讲。李大钊在演讲中说：“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工人为八小时工作运动奋斗而得胜利的日子，是工人站起的日子，是工人扩张团结精进奋战的日子，不是工人欢欣鼓舞点缀升平的日子。在我们中国今日的劳动界，尤其应该令这个日子含有严重的意义，尤其应该不令这个日子毫无意义的粉饰过去。”[3]并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反对国际的军阀财阀的压迫”“改善工人境遇”“八小时工作，额外工作加薪”等斗争口号，号召全社会一起为之奋斗。[4]

1922年5月1日至6日，中共中央决定，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领导，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与会代表共173名，代表12个城市的110多个工会、34万多名有组织的工人。邓中夏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大会通过宣言、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罢工援助等一系列决议案，开始了全国工人阶级的大联合，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5]

1922年5月5日，党领导了第一次有组织的纪念马克思诞辰活动。这次纪念活动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纪念活动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印发《马克思纪念册》，并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以及由共产党人参加编辑的报刊上，发表李大钊、陈独秀等撰写的介绍马克思、论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章；另一方面，在全国各重要城市有计划地组织群众性的纪念集会。[6]

1922年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25人，代表全国15个地区团组织的5000多名团员。大会通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宣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团的纲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大会选出了团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为团中央书记。

四、书信的主人

两封信的收信人都是“秋人兄”，那么信的主人“秋人兄”是谁呢？王金昌先生认定他是我党早期的理论宣传家、共青团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张秋人。

张秋人(1898年3月—1928年2月)，浙江诸暨牌头镇人。1920年中学毕业后，他遵从父命，只身来到上海谋生。在四处奔走的过程中，结识了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邵力子等浙江籍同乡。通过他们，又结识了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积极参加上海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领导的各种活动。1921年，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7]成为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与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萧楚女等革命先烈是同一时代的革命活动家，是我党早期杰出的活动家和宣传家。1927年9月，赴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时，在杭州不幸被捕。1928年2月，在浙江陆军监狱英勇就义，年仅30岁。

经过探索，我同意王金昌先生的看法，理由有三：一是，这两封书信无疑是两位革命者（共产党人或青年团人）之间的通信，张秋人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党员很少，全国不足200人（中共二大时，全国党员才195人），“秋人”之名不太可能与其他革命者重名，谓之人名相符；二是，张秋人英文很好，1922年春，他曾随陈独秀等人担任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妇女干部学校——平民女校的英文老师，这一点与写信人行之的学英文诉求吻合，谓之特点相符；三是，张秋人主持了1922年5月5日中共在上海举行的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会，[8]可见当时他人在上海，与信中所言“可问从北京新去上海的阮同志”的逻辑相同，谓之时间、地点相符。

五、书信话“秋人”

深入研读这两封书信，我们可以穿越到百年之前中华民众的觉醒年代，发现许多鲜为人知的张秋人的闪光足迹。有关张秋人生平和事迹的文章很多，但信中所言之事，尚未发现有文章讲述。

1.代理施存统工作

1922年5月10日的书信开篇写道：“你在代理，子由早已通知我了。”信中所言的“子由”，乃施存统。

施存统（1899—1970），浙江金华人。1920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任旅日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员之一，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人之一。1922年1月，他由日本回国，陈独秀即委派他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的工作，被陈独秀指派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兼任青年团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筹备召开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着手恢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一时期，他与地方团组织及领导人的书信来往很多，曾用多个化名对外联系，子由是其中之一。[9]青年团主办的《先驱》杂志从北京迁到上海后，由青年团临时中央局负责编辑出版，他任主编。1922年4月30日，他离开上海，与陈独秀、张国焘、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等在广州召开党、团领导干部联席会议，“讨论党在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应遵循的路线问题”。5月5日，他在广州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团中央书记，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10]

从信中可知，在施存统赴广州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张秋人身处上海，“代理”施存统的工作，并负责《先驱》编辑出版。正因如此，才会有信中关于团内工作的请示——“关于团员来训练问题，不知你方有什么新的方法没有？”，亦会有关于索要《先驱》的要求——“第五号的《后进》须寄五、六十份来……第六号《后进》不知出了版没有……如出了版，请赶寄五、六百份来。”

《先驱》第八号集中刊发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议决案》《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和《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等6项决议案。1922年5月16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通告指出：“本团第一次全国大会通过各种议案，已在本团机关报《先驱》第八号上公布；各处地方团，从接到该报日起，限二星期内一律改组完竣，呈报中央。各种议案，亦须次第依法执行。”遵照团中央的要求，各地方团组织依据《先驱》第八号立即实行改组。

5月27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地方青年团改组应注意之点案”的议案，并作为第二号通告于当日发出，要求各地方团依据全国大会章程及此决议实行改组。5月29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批准了书记方国昌（即施存统——笔者注）、经济部主任俞秀松因故请假的要求，决定由候补委员张秋人代理委员及书记职务，由候补委员林育南代理委员及经济部主任职务。[11]

1922年6月7日，毛泽东致信张秋人：

秋人兄：

你说寄来通告两号，我只接到第一号，请你快将第二号补来。细则（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细则——笔者注）收到了。先报第八期（指《先驱》第八号——笔者注）亦到。此间改组事两周内可办妥，容再报。衡阳ＳＹ（ＳＹ即社会主义青年团——笔者注）现有五十余人，都是好的，书记是秦北平（黄和钧的化名，当时是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语文教员），通信由“衡阳第三师范贩卖部赵枬转交”。大会议决之纲领，章程及其他要案除已在 《先驱》登载外，宜速印成小册，寄长沙千份以便应用。至要至要！盼复。

前给你几信均未见复，何故？

弟 子任（子任为毛泽东笔名——笔者注）

六月七号

1922年6月15日，毛泽东再次致信张秋人：

秋人兄：

常德ＳＹ已经成立，书记蒋希清，通信处常德第二师范，以后印件、通告等请直接寄送。衡阳ＳＹ负责人现为第三师范赵枬，请注意。

前信请即复。

弟 子任

六月十五[12]

6月20日，毛泽东再向团中央报告说：“即遵第一号通告于六月十七号开大会改组，表决长沙团执行委员会细则，选举执行委员三人。”衡阳团组织同年6月“已开预备会，议定一切遵照《先驱》八号所载”。[13]

由此可见，张秋人在青年团初创时期所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无怪乎，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在未出席的情况下，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1923年8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继续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翌年即补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中央局成员，成为团中央领导之一。

2.曾想去哈尔滨工作

1922年5月18日的书信结语写道：“你前说，到哈尔滨教课去。为什么又没有去？”由此可见，1922年5、6月间，张秋人曾计划去哈尔滨工作。这个情况在现有介绍张秋人的文章中均未发现，缘由可能是张秋人未能成行，所以他的这个计划不为人知。

张秋人去哈尔滨的计划为什么没能实现？想必是当时党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对他另有任用所致。1922年8月初，陈独秀推荐张秋人前往湖南长沙与毛泽东会见。[14]到长沙后，张秋人化名张国华。时任中共湘区委书记的毛泽东，考虑到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省立三师）因蒋先云等共产党员毕业离校，该校党支部急需加强领导，遂决定将他派往省立三师工作。8月7日，毛泽东写信给当时在长沙的省立三师的好友欧阳振垣，请他护送张秋人去省立三师应聘。次日，张秋人和欧阳振垣扮成商人，登舟赴衡。几经周折，安全到达衡阳。从此，张秋人以省立三师英文教员的身份，卓有成效地领导湘南党团地下工作。[15]在他的组织与发动下, 以省立三师为中心的衡阳学生运动迅速开展起来。他在衡阳建立了党团组织, 培育了党团骨干和大批革命青年, 并领导学生走出学校, 到工厂、矿山与农村, 做宣传发动工作。

3.弥补了北京举行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活动盛况的空白

1922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利用学术讨论的名义，采取公开合法的形式，组织了首次纪念马克思诞辰的活动。活动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印发宣传品——《马克思纪念册》，并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以及由共产党人参加编辑的报刊上，发表李大钊、陈独秀等撰写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章；二是在北京、上海、长沙和广州等重要城市，通过一些革命团体和公开合法的会议，有计划地组织群众性的纪念集会，党的中央和各地方的负责人以及有关学者等莅会发表演说，向广大民众进行系统的全面的马克思及其学说的宣传。这次纪念活动规模空前，影响深远，是一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积极尝试。关于这次活动，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在同年6月30日专门给共产国际报告：“五月五日全国共产党所在地都开马克思纪念会，分散马克思纪念册二万本。”[16]

在上海，中共中央以上海学界名义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登启事：“上海学界因今年五月五日为十九世纪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思先生一百又四周年的诞生纪念日，已发通告，邀集各方人物，在北四川路巡捕房对面民强中学怀恩堂开会纪念。临时并请熟悉马克思学说际遇者，登坛讲演。凡愿参与这位伟大学者纪念的人，请都于下午四时到会，毋须持券，可以入场。”5月5日，纪念会如期举行，张秋人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他在会上介绍了马克思生平，概述了马克思发现的剩余价值论，赞扬了马克思的英勇奋斗精神，指出“其际遇亦殊困厄，彼能奋其不屈之精神，以与环境抗。凡兹皆吾人所值得纪念者”。陈望道在会上作了为什么钦佩马克思、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讲演。在纪念会上演说的还有郑太朴、沈雁冰及印度学者。[17]

北京也举办了相应的纪念活动，但因缺乏资料，以往对于这次活动的具体情况鲜有介绍，只能从当时主办纪念大会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月三日在《晨报》和《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出的通告上，获悉一点“蛛丝马迹”。通告说：“五月五日（星期五）是马克思诞生百又四周年纪念日，本会定于是日下午一时在北大第三院（北河沿）礼堂举行纪念大会，并请李大钊、顾孟馀、陈启修、高一涵诸先生讲演。此会公开性质，无论何人均一律欢迎。”[18]

可能因张秋人代理施存统工作，也可能因张秋人是上海纪念活动的执行主席，行之在给张秋人的信中专门报告了北京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活动的具体情况。5月10日的信中说：“‘五一’开会能群集千人，实较此间为盛。然此间较之从前还不算寂寞。我们是用北大马学会名义与高师工学会共同筹备。背后又□□北京学生联合会通告□□□入我们开会，到会人数不满五百，且多是智识阶级——学生——工人代表也到了几位。李守常、高一涵当到会演说。散传单后、小册子后才散。”从信中可知，北京那天集会到会人数有四百多人，以学生为主，兼有工人代表，北京大学教授李守常（即李大钊）和高一涵都到会进行了演说。那天，李大钊在纪念会上演说了什么内容，信中没说，但次日北京《晨报》发表了李大钊的《马克思与第一国际》文章，[19]或许这就是李大钊的演讲词。

纪念会上散发的小册子，是《马克思纪念册》。1922年5月10日的信中说：“马纪念小册寄来太少，不上六、七十本，实在不足分配。望再寄几百本来。”5月18日的信中说：“马纪念册由天津转来了六、七十本，可惜太少，不足分配，所以再索。你说，寄了1500本去。看是天津缴了怎样？下回望直寄……马纪念册如有，还须加寄数百册来。”《马克思纪念册》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印，封面刊登了马克思的半身相片，内载三篇文章：一是《马克思诞生一百〇四周年纪念敬告工人与学生》，简明扼要地论述了纪念马克思的目的和意义，号召广大青年劳动者和学生，投身到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去；再是译自李卜克内西的系统介绍马克思生平及其学说的《马克思传》；三是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文章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等著作的主要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20]因为《马克思纪念册》既有马克思本人的介绍，又有马克思学说的讲解，还有马克思的照片，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散发《马克思纪念册》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印制了两万册都不够，这一点从两封信中可知一二。

在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能公开举办如此规模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集会实属不易。正如信中所说：“然此间较之从前还不算寂寞。”张秋人的书信弥补了1922年5月5日北京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集会情况的空白。

六、未结的结语

一百年前的这两封信，不仅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张秋人，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新型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创立的理论，所以只有大众化才能实现其孜孜以求的人类解放的崇高目标。列宁认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化。”这句话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就是要通俗化，就是要大众化。[21]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让民众理解和接受；只有民众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转化为指导我们的理论基础和改造中国的强大力量。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凝心聚魂，党的理论才不断转化为党和人民不断胜利奋进的历史实践；正是因为党的先驱们不仅注重利用多种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且高度重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事业才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用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的方式普及科学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认同和信仰、掌握和运用，进而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22]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对此十分清楚，张秋人就是其中的优秀分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他都身体力行，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31年，毛泽东在瑞金曾满怀深情地说:“张秋人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好党员，很有能力，很会宣传，很有群众基础，可惜他牺牲得太早了。”[23]

这两封书信里涉及的人物“秋人兄”“子由”“李守常”“高一涵”“仲澥”“章龙”都是活跃在觉醒年代里的人物，都是最早创建中共党团组织的积极分子，今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阅读这两封来自一百年前的书信，不仅可以进一步了解张秋人等革命先驱，也可以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之初就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可以增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性。

遗憾的是，虽然经过八年不懈探究，至今仍没有确定写信人“行之”到底为何人？期盼专家学者惠顾明示。

[1]李良明：《<中国青年>的前身<先驱>：刘仁静与<先驱>》，《中国青年》2022年8月8日

[2]张树军：《<先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2月28日

[3]姜义军：《李大钊的“五一”情怀》，《光明日报》2012年4月21日

[4]董艳娇：《李大钊与五一国际劳动节》，《人民政协报》2013年4月25日

[5]王继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党的文献》2012年11月27日

[6]夏燕月：《我党第一次纪念马克思诞辰的活动》，《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3期

[7]叶炳南：《张秋人烈士传略》，《绍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8]夏燕月：《我党第一次纪念马克思诞辰的活动》，《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3期

[9]赵宾：《青年团中央首任书记施存统》，《团结报》2022年5月22日

[10]赵宾：《青年团中央首任书记施存统》，《团结报》2022年5月22日

[11]姜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大事记述》，《党的文献》1999年第4期

[12]《建党初期毛泽东的几篇文章》，《党的文献》，2011年第1期

[13]李永春：《蔡和森与团中央机关刊<先驱>》，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档案天天看——毛泽东档案系列》，《人民网》，2013年6月

[14]叶炳南：《张秋人烈士传略》，《绍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15]林芳：《毛泽东派欧阳振垣护送张秋人赴衡》，《湖南党史月刊》1990年第4期

[16]夏燕月：《我党第一次纪念马克思诞辰的活动》，《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3期

[17]夏燕月：《我党第一次纪念马克思诞辰的活动》，《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3期

[18]夏燕月：《我党第一次纪念马克思诞辰的活动》，《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3期

[19]夏燕月：《我党第一次纪念马克思诞辰的活动》，《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3期

[20]夏燕月：《我党第一次纪念马克思诞辰的活动》，《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3期

[21]潘祥超：《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讨及启示》，《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4月第24卷第2期

[22]何毅亭：《谈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红旗文稿》2021年3月4日

[23]陆乐：《张秋人：追求真理 至死不渝》，《浙江日报》2021年7月7日

监制：皮钧

终审：蔺玉红

审校：刘晓 刘博文

编辑：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