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出一个词，被称为卖春博士；他自甘堕落，成为文化汉奸

在20世纪初提倡女性教育的社会思潮下,周作人开始进行相关女性觉醒题材的文学翻译和创作。

他提倡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性爱,认为应该尊重性爱的个人性,社会、父母等均无权任意干涉恋爱和婚姻。他剥离了人们强加于性爱之上的种种道德束缚,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性爱。

在当时大多数封建人士是不赞同这种思想的，私下称他为“卖春博士”。

周作人的思想对于帮助中国女性从封建道德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即使是这样，也无法掩盖他做汉奸的事实。

1938年12月底，“抗日杀奸团”李如鹏来到北京大学，找到“燕京小组”的范旭说：“我受上峰命令，到北大杀一个人，他是这的教授，是中国教育界的领袖人物之一，有消息称他已经和日本人合作，要去日本傀儡政府任职教育督查办。”

“他的威望很高，信任、尊敬他的人很多，他的亲日行为会比任何宣传危害性都大，我们必须在他上任前，把他干掉。”

于是，在1939年元旦，李如鹏和范旭假借学生之名，为去日留学之事拜访周作人。周作人看两位学生仪表堂堂，热情接待。当他接过介绍信的时候，李如鹏掏出手枪，朝周作人开枪。

周作人“哎呀”一声，躺在了地上。李如鹏刚想上前检查，只见周作人爬起来就跑。李如鹏刚想补射一枪，结果仆人们听见动静闯了进来。没办法，李如鹏和范旭仓皇而逃，此次刺杀任务失败。

原来那一枪打在了周作人毛衣的纽扣上，并没有伤其分毫。经历此事后周作人更加坚定与日本合作的想法。然后日本宪兵队入住宿八道湾，贴身保护周作人。

周作人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更加为日本卖力。他参拜靖国神社，去汤岛第一陆军医院慰问在侵华战争中受伤的日本兵，还为日本“大东亚共荣”背书洗地。

1941年7月14日，他在北平伪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之关系》，大谈:

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华北反共最重要的工作……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途径。

1942年的《树立中心思想》，他强调:

中心思想就是大东亚主义的思想。 大东亚主义的思想的出发点，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仁’ 的思想。

他还发表了《关于华北教育》、《日美英战争的意义与青年的责任》，《东亚解放之证明》等文章。

他大肆歌颂“友邦之协助”，鼓吹“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目标”。如此卖力的宣传，连日本人都要夸赞周作人对“中日亲善”做出巨大贡献。

周作人作为中国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附逆日本当汉奸震动了当时文坛。郑振铎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郭沫若感慨说：“他若愿意南下，即使失去几百个我这样的人换回他，我也愿意啊！”。

汉奸不可怕，就怕汉奸有文化。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以汉奸罪名被民国政府逮捕，判处14年有期徒刑。

面对前来探望的朋友，周作人辩解到：“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又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

其实谁也没有要求周作人这个文弱书生去当文天祥。但不当文天祥就要当汉奸吗？就要在日本侵略者身后摇尾乞怜吗？他的民族气节何在？民族担当何在？中国的脊梁何在？枉为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