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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人工运河的开凿大多为了弥补东西向河流在水运上的不足，因而其流向往往是纵贯南北的。

这些纵贯南北的运河，由于河道固定而造成泥沙的淤积，又筑堤护运，日久都形成地上河，遂使运西地区的河流下泄发生困难，地面积水难排，如逢暴雨季节，运西地区不免遭受洪涝之灾。

1、开凿鸿沟的弊害

战国时代魏惠王开凿的鸿沟运河，是先秦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运河工程。

它自今河南原阳县北引河水入圃田泽，又自圃田泽筑渠引水至大梁（今开封市），又折而南流注入颍水。鸿沟以西发源于嵩山山脉的洧水、潩水及其不远的东汜水、鲁沟水、野兔水等，按当地东南倾斜的地势来推测，在鸿沟开凿以前，这些河流必定东南流入颍水，或与涡水、芡水相接，最后流入淮水的。

自鸿沟开凿以后，这些河流下游都被鸿沟所截，因排水不畅，在鸿沟以西壅塞成许多小湖陂，如鸭子陂、获陂、宣梁陂、逢泽、野兔陂、制泽、白雁陂、南陂、蔡泽陂、庞宫陂等。在今中牟、尉氏、扶沟、鄢陵境内形成一片陂塘密布的湖泽地区。

宋代在鸿沟旧道上开凿了蔡河，为丰富水源，曾将蔡河以西诸陂水导入蔡河，除了洧水、潩水外，凡许州（今许昌）、郑（州）诸水合白雁、丈八沟、京、索合西河、褚河、湖河、双河、栾霸河等，下游都有注入蔡河，目的是为了丰富蔡河水源。

但是蔡河是一条人工运河，比较淤浅，容量有限，秋汛期间，诸水暴涨，就发生泛滥，“泛道路，坏庐舍”。而下游陈州（今河南淮阳）一带，“苦积潦，岁有水患”。

2、开凿汴河的弊害

隋代开凿的通济渠，自河南荥阳引黄河水为源，东南至今安徽盱眙县对岸入淮，唐宋时称汴河。因以黄河为水源，含沙量很高，宋代已为地上河横贯于黄淮平原上，长达数百千米。这道地上河的形成，严重影响两岸自然沥水的排泄。

宋人王曾有一段十分有见地的论述，他说：

“汴渠派分黄河，自唐迄今，皆以为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实，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畎浍之制，凑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炀将幸江都，遂析黄河之流，筑左右堤三百余里，旧所凑水，悉为横绝，散漫无所归。故宋（今河南商丘）、毫（今安徽毫州）之地，遂成沮洳卑湿。”

事实正如其所言，在汴河未形成地上河之前，开封以西至汴口一带，汴河有许多支流，见于《水经注》的就有十余条。

宋人沈括亦说：

“异时京师沟渠之水皆入汴。旧尚书省都堂壁记云：疏治八渠，南入汴水。”

其后至宋代前中期，汴河两岸高筑堤防，泥沙淤高而为悬河，沿岸支流都不能排入，两旁堤脚就潴积成许多陂塘，侵害民田。每逢雨季，酿成涝灾。

金代以后，汴河淤废，而汴堤却如一道土墙屹立地面。

1962年淮北地区兴修水利，挖沟发现汴河河床内为淤积沙土，从地表向下7米，仍未见原始土层。可见淤积之深。

1984年唐史学会组织一批专家对汴河进行考察，汴河故道即当时的公路，多数路段在河槽中心。在安徽濉溪一带，据当地老人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汴堤尚很高大，时北堤宽40米，高出地面约5米，南堤宽约20米，高出地面3~4米。

宿县段堤面的地表宽度80~100米，地表高度不一，一般为1~2米,最高处可达3米及其以上。灵璧境内河形成一里多宽的高滩地带，高出地面1~2米。

汴堤两侧均为低洼地带，北侧尤为明显。在濉溪县境内汴堤坝南侧，有十八道南北向的沙土岭子，当时汴河决口后冲出泥沙沉积而成，两道沙岭子间都有一低洼易涝地，当地人称之为湖，当是雨季积水之故。十八道岭子形成18个湖。滩面抬高后阻碍了两岸沥水的排泄，使土壤渐趋盐渍化，直至近代仍受其害。

在会通河未开以前，今豫东北、鲁西南、鲁西北地区的沥水的排泄，由鲁中山地分隔为南北两路：

北面一路由今黄河左右的马颊河、徒骇河、大清河等入海；

南面一路由泗入淮，由淮入海。

会通河开凿以后，并不断地加筑河堤，犹如一道土墙屹立于平原东部，且沿线有一连串湖泊作为水柜、水壑。北面有狭窄的卫河所约束，南面有高于运河的黄河（今淤黄河）拦截。

东南面微山湖水出口有二：

一由韩庄湖口闸入运河；

一由茶城小梁山会荆山桥入运河。

然而这两条出口经常为泥沙所淤。

豫东北、鲁西南、鲁西北地区在正常情况下要承受两股来水：

“上游曹、单、钜、嘉之水自西而东，汇聚合流，东则汶、泗、沂、洸入运之水，复泄入南阳、昭阳，转输透流而总汇于微山一湖”。

多雨时节，湖水“倒漾而北，兖属等处濒湖庄田，尽被淹没”。

如果遇到黄河决口，更是雪上加霜。

于是这一地区的沥水常年无处可排，每遇暴雨，黄运并涨，河溢湖满，洪水就到处汹涌流荡：

“泛滥于南，则自曹州、郓城、定陶、曹县、巨野、嘉祥，以至济宁、鱼台、滕县、峄县及江南沛县、徐州、邳州均受其害。

泛滥于北，则自濮州、范县、朝城、莘县、阳谷、寿张，以及聊城、东阿、博平、清平、堂邑、临清、夏津、恩县及直隶之清丰、南乐、清河、故城，俱被其灾”。

洪水过后，留下的积水宣泄无路，就浸没大片良田。

3、山东运河开凿的弊害

清代山东运河（即会通河）沿线有大片沉粮地、缓征地，就是由此而来。

明清两代都在会通河东岸修不少减水闸、河，但排涝效果不明显。

原因为：

一是因为东部有鲁中山地的阻隔，减水闸、河分布极稀，如南旺以北仅有戴家庙三空桥、聊城五空桥、博平减水闸、张秋五空桥等，由徒骇河、马颊河、大清河入海。

运西地区沥水由这些减水闸、河分泄入海；

南旺以南直至宿迁始有西宁桥放水入海，其间七八百里没有减水闸。

二是这些减水闸、河，平时为运堤所隔，缺乏来水，久已淤积。

当运河积水需要宣泄时，就出现很大困难，如乾隆年间运东马颊河“积淤年久，有仅存河形者，有淤成平陆者”，且“马颊河底高于运河底九尺”，“使运水不能泄放”。

三是减水闸的启闭是视运河水量的损益而定，而不论运西地区是否出现涝情。

例如：

寿张县张秋镇西南诸邑有魏河、洪河、小流河、清河等汇集至沙湾小闸入运，后来因张秋一带运河屡遭河水冲溃，于是“高筑堤堰”，使这一带沥水难以排泄，“曹州、郓城、濮州、范县遂苦水患，而邻邑之受害者，亦无穷焉”。

清乾隆四年(1739年)山东巡抚黄叔琳奏：

“今馆陶、冠县二处，因漳、卫水发，漫溢堤岸，秋禾被淹。至聊城、夏津、清平、博平、堂邑、临清、丘县、恩县、高唐州、临清卫等十属，境内俱有河渠，原可泄水入运。今因运河泛涨，阻遏不行，以致盈溢为患，洼地被淹。武城、莘县二处滨河近湖之地，水平堤埝，亦属可虞。”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六月二十七日山东巡抚鹤年奏：

“东昌府属之馆陶与直隶之无城接壤，该县境内自南而北卫河一道，西南接漳水，下达临清归入运河，名虽为卫，其实漳、卫合流。六月十八日漳河暴涨，骤注卫河，一时不能容纳，漫过东岸，四散奔流。”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六月豫东、鲁西地区大雨连日：

“运河西岸之沙河、赵王河，上承曹州府属及直豫所属开州、长垣、东明、延津、阳武等处之水，东流入运。运河不能容纳，俱由三空、五空桥及平水闸、滚水坝等处，泄入东岸之大清、徒骇二河，下游宣泄不及，一时暴涨，水势高出河崖，冲漫两岸民地。而汶河受泰、兖一带山水，亦一时涨发，由戴村坝北趋大清河，水势浩瀚旁溢，以至济南、东昌、泰安、武定、兖州、曹州各属，低洼地亩均有被水之处”。

此类记载，不胜枚举。

总之，自明清以来，直至新中国成立前，今黄河以南，淤（废）黄河以北，会通河以西的豫东、鲁西南地区，水旱无常，是我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制度虽然发生了变化，但由于数百年来造成的环境影响，近50年来，山东“全省涝灾的分布趋势，以鲁西北最重，特别是南四湖环湖一带和徒骇河、马颊河中下游地区更是洪涝灾害频繁的地方”。

4、江淮运河开凿的弊害

春秋时代开凿的邗沟，隋代以后重修的山阳渎、邗沟，都是利用江淮间高邮、宝应一带天然湖泊进行通航的。

后因湖泊中风浪太大，宋代以后的淮南运河全面筑堤，运西渚湖不断扩大，不仅淹没了大片农田，同时也因湖水难泄，湖面不断抬高，形成了“漕河高于田，湖高于河”的局面，对运东地区造成莫大威胁。

明人万恭曾指出：

“高宝诸湖周遭数百里，西受天长七十余河，徒恃百里长堤，若障之使无疏泄，是溃堤也。”

所谓“百里长堤”，不过是高丈余或五六尺的土堤，如何经得起洪水的冲击？

一旦溃堤，运东低洼地区人民尽为鱼鳖。明清时称淮扬运河堤西之地为“上河”，“洪泽、白马、高宝、邵伯诸湖是也；堤东为下河，山、盐、阜、高、宝、兴、江、甘、泰九州县之民生土地在焉”。

“一遇霪潦，则黄淮诸水奔赴，漕渠不能容纳，不得不泻之下河，以保漕堤，往往开高邮南关大坝五里中坝、车逻大坝以泄水，适当高、宝、兴、盐、山、阜连界，周围数百里，形如釜底、放水而下，势如建瓴，釜底之民，受害必剧，泛滥江、甘、泰地界，而九州县鲜有安居焉”。

清代治黄专家，《天下长河》中的陈潢亦言：

“下河高宝兴泰七州县之被淹也，非淹于雨泽之过多，实淹于运河溢出之水也。”

而清代治理这一段运河，“祗事加高堤岸，致全河之水激而行于地上，更闻淮安迤下，宝应、高邮地形愈下，其势愈危”。运河一旦涨水，决堤而东，里下河地区全罹洪灾。

所以，近数百年来，里下河地区为洪涝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已为众所周知，毋庸多言了。

5、江南运河开凿的弊害

江南运河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地势平坦，河网密布，原不存在排水问题。

但苏州地区地势低洼，史称平江，宋代庆历年间为了便于漕船牵挽，在吴江县东筑石堤数十里，以为纤路，下设涵洞，以排太湖之水。然日久涵洞为泥沙所淤，茭蒿丛生，“茭芦生则水道狭，水道狭则流泄不快。”

于是太湖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按：指苏、湖、常)之田。每至五六月间，湍流峻急之时视之，吴江岸之东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堤岸阻水之迹自可览也。

苏轼也指出：

“昔苏州之东，官私船舫，皆以篙行，无陆挽者…自庆历以来，松江始筑挽路…自长桥挽路之成，公私漕运便之，日茸不已，而松江始艰噎不快，江水不快，软缓而无力，则海之泥沙，随潮而上，日积不已，故海口湮灭，而吴中多水患。”

由此可见，宋代太湖流域水患日甚，江南运河堤岸的修筑是一个重要因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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