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一跃成为帝国主义强国，为了独占其在东亚的利益，日本国内充斥着“支那保全论”的思想。同时，清政府也从洋务运动中单纯注重“师夷长技以制夷”，忽视学习西方文化、忽视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的错误中清醒过来，转而派出大批留学生前往日本，学习日本的先进文化与制度，中国国内出现一股“日本热”的风潮。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国间的人员往来异常频繁，对日本的学习也几乎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1902年，部分日本医学界的知名人士，以及当时东亚同文会的相关人员在东京成立了同仁会。根据同仁会自己的表述，其成立的目的是“向支那以及其他亚洲各国普及医药学知识和相关技术，保护亚洲民众的身体健康，救民众于病苦之中，敦友谊于彼此之间，为维护东洋和平，诱导他国跨入近代文明而努力。”[1]

以上仅是同仁会对外宣传所用的措辞，其根本目的并非如此。1904年10月10日，同仁会成立两年之后，公布了自己的纲领，“将我日本先进医学注入清、韩以及其他东洋诸国，让东洋人民均能沐浴我先进医学的恩泽，帮助清、韩及东洋诸国改善医疗卫生条件。”[2]而在6年前，也即1898年，东亚同文会公布的纲领则是“保全支那；改良支那和朝鲜；研究支那和朝鲜的时事；唤起全国舆论”[3]。可以看出，同仁会的纲领和东亚同文会的纲领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同仁会强调在中国和朝鲜普及近代医学，其实就是东亚同文会“保全支那”和“改良支那和朝鲜”两大纲领在医学层面的体现。

此外，在领导层方面，同仁会和东亚同文会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同仁会在成立之初，想邀请近卫笃麿担任会长。但是，近卫笃麿以自己是东亚同文会的会长，事务比较繁忙为由，没有接受这一职务，而是推荐自己的副手，东亚同文会的副会长长冈护美担任会长一职。[4]

长冈护美作为近卫笃麿的得力助手，其对华思想也是沿袭自近卫笃麿。综观近卫笃麿的一生，其思想主要就是“保全支那，扶掖朝鲜”。1898年，近卫笃麿在《中外时论》上发文说，“东洋乃东洋人的东洋，东洋问题理应由东洋人来解决。清国虽然势微，但其弊在政治，而非其民族。与支那携手保卫东洋完整并非难事。”近卫笃麿虽提到“与支那携手”，但并不是把中国放在和日本对等的位置上，而是希望将中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通过控制中国和朝鲜来实现其大亚洲主义的理想。[5]

在长冈护美的领导下，同仁会早期的活动主要是想通过向中国注入近代医学来达到“保全支那”的目的。同仁会下属的东京同仁医药学校的顾问高田早苗曾明确指出，“日本传播新文明给中国，不仅使中国能够得到益处，同时也能使日本得到好处。对华事业必须从这一观念上着手，新医术在中国的推广，其他的文明事业亦即侵略事业势必随之普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响自不待言。”[6]可以看出，同仁会其实就是想利用医学输出在中国培植亲日势力，协助日本政府将中国变为日本的附庸。

同仁会从1902年创建到1946年被美军解散，共历经长冈护美、大隈重信、内田康哉、林权助和近卫文麿五任会长。其中，大隈重信和近卫文麿曾出任过日本首相，内田康哉曾出任日本外相，这也足以看出同仁会在日本国内的重要地位。近卫文麿是近卫笃麿的儿子，他继承了父亲“支那保全论”的思想，并将其发展为“亚洲解放论”与“大东亚共存共荣论”。同仁会在其领导下，也彻底成为日本侵华的助力工具。

同仁会创立之初，规模尚小，主要以向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各国派遣医生和药剂师为主。在前期，同仁会主要靠社会捐助来维持。一战后，欧洲经济不振，日本的经济也陷入低迷，再加上关东大地震和东京大火，使得同仁会的募捐举步维艰，这也直接影响到同仁会的进一步发展。后来在大隈重信担任会长的时期，同仁会从日本外务省得到了政府补贴，经济状况大为改观，其在中国开展活动的步伐也大为加快。

1913年，同仁会创建同仁会北京医院。1919年，同仁会创建同仁会汉口医院。1925年4月，日本政府将青岛医院和济南医院的经营权从青岛居留团转交给同仁会。[7]一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同仁会在中国大陆一直持有这四家医院：同仁会北京医院，同仁会汉口医院、同仁会青岛医院与同仁会济南医院。

同仁会北京医院位于北京东单三条胡同，有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皮肤泌尿科与耳鼻咽喉科六个科室。院长为盐泽博士。日方和中方医生共有六名。[8]

同仁会汉口医院位于汉口日本租界内，内设内科、外科、儿科、产科、皮肤泌尿科与耳鼻咽喉科。院长是武正一博士。日方和中方医生共有9名。

同仁会青岛医院旧称青岛疗养院，是德国人所建。一战之后，成为日本青岛守备军医院的分院，其医务人员主要由守备军卫生部的人员兼任。整所医院以妇产科为主，为日军文职人员和日本侨民服务。1916年3月，此所医院划归青岛军政署管辖。6月，改称为青岛医院。1917年10月，新民政部条例颁布之后，青岛医院与青岛守备军完全脱离关系，守备军卫生部的人员也不再兼任相关职务，转由日本民政部负责管理。青岛医院重新任命了各科室的主任。除原有建筑物外，陆军医院又将自己的部分诊疗楼和病房转交给了青岛医院。1923年3月，根据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山东悬案细目协定》，青岛医院与日本民政部脱离关系，转由外务省管辖。4月1日，青岛医院的土地，建筑物以及所有财产被无偿转交给青岛居留民团。1925年4月1日，青岛医院的所属权又从青岛居留民团转移到同仁会。[9]青岛医院内设内科、外科、儿科、皮肤泌尿科、产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和牙科八个科室。院长为栗本医学士。日方和中方医生共17名。[10]

同仁会济南医院的前身是日本山东铁路管理部下属的济南医院。济南医院与青岛医院不同，它不是德国留下的殖民地财产，是日本独立建立的一所医院。后来，在《山东悬案细目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济南医院也成为双方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1923年3月31日，济南医院与民政部脱离关系，转由外务省管辖。4月1日，该医院的土地、建筑物和所有财产被无偿转交给了在济南日本居留民团。[11]同青岛医院一样，1925年4月1日，济南医院被转交给同仁会。同仁会济南医院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眼科、皮肤泌尿科、儿科、耳鼻咽喉科和牙科八个科室。院长是岸博士，日方和中方医生共15名。[12]

同仁会所属医院建筑物一览表（1935年3月末）

资料来源：根据昭和九年和昭和十年的《同仁会旬报》整理而成。

同仁会所属各医院诊疗患者数

资料来源：根据昭和九年和昭和十年的《同仁会旬报》整理而成。

除了在中国兴办医院之外，同仁会还接管了交民卫生试验所，创办了《同仁》与《同仁医学杂志》，翻译医药学书籍，举行中国医生讲习会，鼓励中日医学界的交流，开展对中华民国医疗卫生制度的调查，实行临床医学研究生制度等。

为了加强在北京地区的医疗水平，同时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同仁会接手了交民卫生试验所。同仁会北京医院院长盐泽博士兼任所长，武本荣与小林清治担任技术员，名取保担任事务主任。[13]整个试验所由这四人来负责，但其工作量还是非常大的，1933年接受的委托试验数是2567例，1934年接受的委托数是3479例。[14]

同仁会还出版刊物和翻译书籍，借此来宣传同仁会的主张和在中国普及现代医学知识。1927年5月，《同仁》创刊。这份杂志相当于同仁会的一份机关刊物，除了介绍日中两国的医学现状和相关调查研究外，还会刊登一些时评和杂记等，郭沫若曾多次在此刊物上发表文章。例如，在1930年12月号上发表小说《歧路》，在1931年1月号上发表散文《金刚山》等。[15]1928年5月，同仁会又创刊了《同仁医学》。这是一本医学专业杂志，用汉语出版发行，主要向中国医学界介绍日本医学的精华。[16]

此外，同仁会还翻译了大量的医学书籍，加速了西方现代医学在中国的普及。同仁会在工作中发现，很多中国留日学生由于语言障碍，在使用日语医学教材时非常吃力，于是特设了译书刊行会，专门负责将日语医学书籍翻译成中文。1926年，召开第一次委员会，确立了翻译相关书籍的方针。截止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翻译的书籍有：

资料来源：同仁会：《同仁会訳本刊行事業状況》，1936年3月31日。

这些书籍中，有的被中国的医学院当作教材，有的成为中国医生的参考书。客观来说，为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同仁会还通过组织活动来加强中日两国医学界的组织和联络。其主要活动包括举办中日医药学生谈话会，制作留日中国医药学生名录，安排中国医药留学生赴日本各地考察、协助中国医生赴日本深造和在中国开办医生讲习会等。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同仁会共在中国举办了三次医生讲习会。1927年10月25日至11月10日，同仁会在青岛医院举行了第一届中国医生讲习会，同仁会理事冈田和一、评议员田代义德，以及青岛医院院长铃木等七人作了报告，来自中国各地的72名医生参加了此次讲习会。[17]1930年5月1日至14日，同仁会在汉口医院举行了第二届中国医生讲习会。同仁会理事秦佐八郎、宫川米次，以及汉口医院院长武正一等五人作了报告，来自中国各地的143名医生参加了此次讲习会。[18]1934年10月15日至20日，在北京医院举行了第三届中国医生讲习会。三田定则、三田村笃志郎，以及北京医院盐泽院长等六人作了报告，来自中国各地的117名医生参加了此次讲习会。[19]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只有同仁会北京医院得以保全，其他三家医院受战火影响闭院，工作人员全部撤回日本。但是，日本陆军省与外务省觉得同仁会撤回日本国内的这批医护人员非常有价值，一是当时的医护人员非常缺，二是这批人员非常熟悉中国国内情况，三是组织性强，如果将其派往占领区开展宣抚工作的话，必定会非常容易适应在中国的工作。于是，双方与同仁会协商之后，决定向中国派出救护班，从事对敌占区的宣抚与防疫工作。可以说，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同仁会的主要工作就是协助日本的侵略，对中国各地的卫生情况进行调查，针对传染病和寄生虫病进行防疫工作，经营各占领区的医院，对占领区开展宣抚工作等。在这必须指出的是，同仁会也曾参加过日军的毒气战，但遗憾的是相关的历史证据非常缺乏，仅能从一些文章和杂志的只言片语中断定同仁会参加过毒气战，至于参与的程度有多深，还难以作出判断。

伴随着整个抗日战争，同仁会以救护班的形式协助日军对中国的侵略长达八年之久。1945年10月31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发布《关于取消海外同仁会的备忘录》。1946年2月25日，日本内务省发布第十九号告示，宣布取消同仁会、大东亚协会、玄洋社和东亚联盟。至此，同仁会在海外和国内的组织全部被取消，同仁会长达四十四年的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

[1] 同仁会编：《同仁会三十年史》，第1页。

[2] 同仁会编：《同仁会三十年史》，第5页。

[3] 竹内好：《日本とアジア》、東京・筑摩書房、1993年、第421頁。

[4]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会編、《近衛篤麿日記》第5巻、鹿島出版会、第231頁。

[5] 竹内好：《日本とアジア》、東京・筑摩書房、1993年、第423頁。

[6] 同仁会编：《同仁》，1906年6月第一号，第9頁。

[7] 大正14年3月16日、岡部文化事業部長より在済南吉沢総領事代理と在青島堀内総領事宛の「青島及び済南両病院経営者変更に伴う接待費に関する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档案号：B12082286700。

[8] 平賀精次郎：《北清の医事》、《同仁》16号、東京・同仁会、1907年、第10頁。

[9] 同仁会編：「同仁会三十年史」、第33页。

[10] 昭和8年、「青島医院処務細則」，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档案号：B05015234500。

[11] 外務省文化事業部：《対支文化事業の沿革及び現状》、大正13年12月、第13頁。

[12] 昭和9年11月29日、森島参事官より広田外務大臣宛の「同仁会各医院の活動状況に関する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档案号：B05015282800。

[13]　昭和11年5月、「北京交民試験所ヲ北京医院内ニ移転ニ関スル件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档案号：B05015222500。

[14]　同仁会編：「同仁会三十年史」、第52页。

[15] 藤田梨那：《郭沫若与日本杂志的关联》，《郭沫若学刊》2011年第1期，第14页。

[16]　同仁会編：「同仁会三十年史」、第60页。

[17] 同仁会編：「同仁会三十年史」、第102页。

[18] 秦佐八郎・宮川米次：《中国医師講習会より帰りて》、《同仁》第4巻7号、同仁会、1930年、第15页。

[19] 丁蕾：《近代日本の対中医療・文化活動－同仁会研究》、《日本医史学雑誌》46巻1号、2000年3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