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初次决战

李鸿章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他并且知道中、日的胜负要看哪一国的新军备进步得快。因此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日本必须先在海上得胜，然后才能进攻大陆。所以他反对左宗棠以武力收复新疆，反对为伊犁问题与俄国开战，反对为越南问题与法国打仗。他要把这些钱都省下来作为扩充海军之用。

李鸿章注重中、日关系，其实高丽也不能不特别注意一下。

在国防上高丽的地位极其重要，因为高丽可以做敌人陆军侵略中国东北的根据地，也可以做敌人海军侵略中国山东、河北的根据地。反过来看，高丽在日本国防上的地位也很要紧。高丽在我们手里，日本尚感不安，一旦被俄国或英国所占，到那时日本所感的威胁就更大了。所以高丽也是日本必争之地。

在光绪初年，高丽的国王李熙年幼，他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摄政。大院君是个十分守旧的人，他屡次杀传教士，坚决不与外人通商。在明治维新以前，日、韩关系在日本方面，由幕府主持，由对马岛之诸侯执行。维新以后，大权归日皇，所以日、韩的交涉也改由日本中央政府主持。大院君厌恶日本的维新，因而拒绝与新的日本往来。日本国内的旧诸侯武士们提倡“征韩”。这种征韩运动，除了因为高丽不与日本往来外，还有三个动机：一是日本如果不向海外发展就不能图强。二是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国，尤其是俄国，恐怕要下手。三是征韩能为一般不得志的武士谋出路。

李熙

光绪元年(1875，日本明治八年)发生高丽炮击日本船的案子，即所谓“江华岛“事件，这让主张征韩者更有所借口了。

当时日本的政治领袖如岩仓、大久保、伊藤、井上诸人原本是反对征韩的，他们以为维新事业未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前，不应轻举妄动地贪图向外发展。但是在“江华岛”事件发生以后，他们觉得无法压制舆论了，不能不有所主动，于是他们一面派黑田清隆及井上率舰队到高丽去交涉通商友好条约，一面派森有礼来北京试探中国的态度并避免中国的阻抗。

森有礼与我们的外交当局展开辩论。我们始终坚持高丽是我们的属国，如日本侵略高丽，那就是对中国不友谊，中国不能坐视。森有礼则说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是有名无实的，因为中国在高丽不负任何责任就没有权利。

袁世凯

黑田与井上在高丽的交涉成功，他们所订的条约承认高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这就是否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应该抗议，且设法纠正。但是日本和高丽虽都把条文送给中国，而北京当局并没有向日本提出任何抗议，也没有责备高丽不守本分，这实为传统观念所误。照中国传统观念，只要高丽承认中国为宗主，那就够了，第二国的承认与否是无关宏旨的。在光绪初年，中国在高丽的威信甚高，所以政府很是放心，就不注意日、韩条约了。

高丽与日本订约的问题过了以后，中、日就发生琉球的冲突。琉球自明朝洪武五年(1372)起就隶属于中国，历五百余年，琉球按期进贡，从未中断。但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琉球又向日本萨末诸侯称藩，成了两属，好像一个女子许嫁两个男人。而这两个男人又从未遇面，所以这种奇怪现象竟安静无事地存在了二百七十多年。自日本维新，力行废藩以后，琉球在日本看来，既然是萨末的藩属，也在应废之列。日本开始阻止琉球入贡中国，后又改琉球为日本一县。中国当然反对，也有人主张强硬对付日本，但日本实在是时候选得好，因为这正是中、俄争伊型的时候。中国无法，只好把琉球作为一个悬案。

可是琉球问题暴露了日本的野心，士大夫平素看不起日本的，到这时也知道应该戒备了。日本既能灭琉球，就能灭高丽。琉球或可不争，高丽则势在必争。所以他们专意筹划如何保存高丽。

光绪五、六年(1879、1880)的时候，中国可以说初次有个高明政策：李鸿章认定日本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西洋各国对高丽则只图通商和传教。在这种形势之下，英、美、法各国在高丽的权利愈多，他们就愈要反对日本的侵略。光绪五年，李鸿章写给高丽要人李裕元的信说得很清楚:了。

经过三年的劝勉与运动，高丽这才接受这种新政。光绪八年(1882)年春，由中国介绍，高丽与英，美、德、法订通商条约。

但不幸的是，高丽忽然在此时发生内乱，国王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一面反对新政，一面忌王后闵氏家族当权。他于光绪八年(1882)六月，忽然鼓动兵变，围攻日本使馆，诛闵氏要人，李鸿章的谋土薛福成建议中国火速派兵进高丽，平定内乱，一则以表示中国的宗主权，一则以防日本。中国派吴长庆摔所部淮军直入高丽京城。吴长庆部有两位青年，张謇和袁世凯。他们胆子很大，高丽的兵也没有抵抗的能力。于是他们把大院君首先执送天津，然后派兵攻占汉城险要，几个钟头的功夫就把李昰应的军队打散了，吴长庆这时实际做高丽的主人翁了。后高丽许给日本赔款，并许日本使馆保留卫队。这样，中日两国都有军队在高丽京都，形成对峙之势。

光绪八年（1882）夏初之季，张謇主张索性灭了高丽，张佩纶和邓承修主张李鸿章在烟台设大本营，调集海陆军队预备向日本宣战。在这次大辩论终了之后，越南问题又起来了。张佩纶、邓承修诸人忽然忘记了日本与法国开战。中、法战事一起，日本的机会就来了。

这时高丽的党政军正成对垒之阵，一面有开化党，领袖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后盾即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这一派是亲日的，想借日本之势力以图独立的。对立面有事上党，领袖金允植、闵泳翊、尹泰骏等人，后盾是袁世凯。这一派是联华的，想托庇于中国的保护之下，以免日本及其他各国的压迫。汉城的军队有中国的驻防军和袁世凯代练的高丽军，对立面有日本使馆的卫队及日本军官所练的高丽军。在中、法战争未起以前，开化党不能抬头，既起以后，竹添就开始活动起来，说中国自顾不假，哪能顾高丽?于是洪英植诸等人乃决计大举。

光绪十年(884)十月十七日夜，洪英植设宴请外交团及高丽要人。各国代表都到了，唯独竹添称病不来。后忽报火警，在座的人就慌乱了。闵泳翊出门被预埋伏兵土所杀。洪英植跑进王宫，宣称中国兵变，强迫国王移居，并召竹添带日兵进宫保卫。竹添这时不但无病，且亲率队伍入宫。国王到了开化党手里以后，下诏召事上党领袖，他们一进宫就被杀了。于是宣布独立，派开化党的人组阁。

十月十九日，袁世凯带他所练的高丽兵及中国驻防汉城的军队进宫。中、日两方就在高丽王宫里开战了。竹添见不能抵抗，于是撤退，王宫及国王又都到了袁世凯手里。洪英植、朴泳孝被乱兵所杀，金玉均随着竹添逃到仁川，后投日本。政权全归事上党及袁世凯，开化党完全被打散了。袁世凯这时候尚不满三十，忽当大事，因电报不通无法请示，只好便宜行事。他敢大胆地负起责任，制止对方的阴谋。难怪李鸿章从此看重他，派他做驻高丽的总代表。

竹添是个浪人外交家。他如果没有违反日本政府的意旨，至少他超过了他政府所定的范围。事变以后，日本政府以和平交涉对高丽，亦以和平交涉对中国。光绪十年(1885)春，伊藤与李鸿章订《天津协定》，双方皆撤退驻高丽的军队，但高丽以后如有内乱，中、日皆得调兵进高丽。

光绪十一年(1886)，正是英、俄两国因为阿富汗的问题开战，他们的冲突波及远东，英国为预防俄国海军从海参崴南下，忽然占领高丽南边之巨磨岛，俄国遂谋占领高丽东北的永兴湾。高丽人见日本不可靠，又与俄国暗通，求俄国保护。在这种形势之下，英国感觉危险，日本更怕英、俄在高丽得势，于是日本、英国都怂恿中国在高丽行积极政策。英国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与英国全无损害，倘到俄国手里，则不利于英国甚大。日本亦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他将来还有法子夺取，一旦到了俄国手里，简直是日本的致命之伤。所以这种形势极有利于中国，李鸿章与袁世凯遂大行其积极政策。

从光绪十一年(1886)到二十年(1894)，中国对高丽的政策完全是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政策。他们第一紧紧把握高丽的财政，高丽想借外债他们竭力阻止，高丽财政绝无办法的时候，他们令招商局出面借款给高丽。高丽的海关，是由中国海关派员代为管理，简直可说是中国海关的支部。高丽的电报局是中国电报局的技术人员用中国的材料代为设立，代为管理的。高丽派公使到外国去，须先得中国的同意，到了外国以后，商丽的公使必须遵守三个条件：一、韩使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具报，请由中国钦差掣同赴外部，以后即不拘定。二、遇有朝会公宴酬酢交际，韩使应随中国钦差之后。三、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韩使应先密商中国钦差核示。

这种政策虽提高了中国在高丽的地位，但与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最初所定的高丽政策绝对相反。最初李要高丽多与西洋各国往来，想借西洋的通商和传教的权利来抵制日本的领土野心。此时李、袁所行的政策是中国独占高丽。到了光绪十八九年(1892—1893)的时候，日本感觉中国在高丽的权利膨胀过其，又想与中国对抗。中国独占高丽的权利，到了危急的时候，当然只有中国独当其冲了。

甲午战争直接的起因又是高丽的内乱。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高丽南部有所谓东学党聚众数千人作乱，中、日两国同时出兵，中国助平内乱，日本借口保卫侨民及使馆，但东学党造乱的地方距汉城尚远，该地并无日本侨民，且日本派兵甚多，远超保侨所需之数。李鸿章知道日本另有野心，所以竭力先平东学党之乱，使日本无所借口。但是内乱平定之后，日本仍不撤兵。日本声言高丽内乱之根在内政之不修明，要求中、日两国共同强迫高丽改革内政。李不答应，因为这是中、日共管高丽。

这时日本舆论十分激烈，一意主战。中国舆论也激烈，要求李鸿章火速出兵，先发制人。士大夫觉得高丽绝不可失，因为失高丽就无法保东北。他们以为日本国力甚小，实以螳臂当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古拉朽。李鸿章则觉得一调大兵，则双方势成骑虎，终致欲罢不能。但他对于外交又不让步。俄国公使喀西尼(Casin)答应了他，俄国必劝日本撒兵，如日本不听，俄国必用压服的方法。李觉得既有俄国的援助，不必对日本让步。殊不知喀西尼虽愿意给中国援助，俄国政府却不愿意。原来和战的大问题，不是一个公使所能负责决定的。等到李鸿章发现喀西尼的话不能兑现，中、日外交路线已经断了，战争已经起始了。

中、日两国同于七月初一宣战，八月十八(阳历九月十七)两国海军在高丽西北鸭绿江口相遇。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中华民族在这次全面抗战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了，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那时我国的海军力比日军海军大，我们的占世界海军第八位，日本的占第十一位。我们的两个主力舰定远和镇远各七千吨，日本顶大的战舰不过四千吨。但日本的海军也有优点，日本的船比我们快，船上的炮比我们多，而且放得快。我们的船太参差不齐，日本的配合比较合用。所以从物质上说来，两国海军实相差不远。那次我们失败的缘故很多: 第一、战略不如人。我方原定舰队排“人”字阵势，由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先，称战斗之主力。海军提督丁妆昌以定远为坐舰，舰长是刘步蟾。丁本是骑兵的军官，不懂海军。他为人忠厚，颇有气节，李鸿章靠他不过作精神上的领导而已。刘步蟾是英国海军学校毕业的学生，学科的成绩确是上等的，而且颇识莎士比亚的戏剧，颇有所谓儒将的风度。丁自认不如刘，所以实际是刘做总指挥。等到两军相望的时候，刘忽下令把“人”字阵完全倒置，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后，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刘实胆怯。倒置的缘故想图自全。这样一来阵线乱了，小船的人都心慌了，而日本得以乘机先攻我们的明点了。其次，我们的战术也不及人。当时在定远船上的总炮手英人泰乐尔(The)看见刘步蟾变更阵势，知道形势不好。他先吩咐炮手不要太远就放炮，不要乱放炮，因为船上炮弹不多，必命中而后放。吩咐好了以后，他上望台，站在丁提督旁边，预备帮丁提督指挥。但丁不懂英文，泰乐尔不懂中文，两人只好比手势交谈。不久炮手即开火，而第一炮就误中自己的望台，丁受重伤，全战不再指挥，泰乐尔亦受轻伤。日本炮弹的准确远在我们的之上。结果，我海军损失过重，不敢再在海上与日人交锋。日人把握海权，陆军输送得行动自由，我方必须绕道山海关。海军失败以后，大势就去了。

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订《马关和约》：中国承认高丽独立，割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

近代的战争固不是儿戏，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这一次要吃亏的是高丽的共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抽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样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时，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