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天津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们师生南下长沙，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几个月后战局吃紧，国民政府不得不催促学校再度南迁，进入云南。

此次浩浩荡荡的南征是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见的“长征”。这所由三家本来相互颇有抵牾、彼此充满学术竞争的大学组成的高等学府于1938年4月2日在昆明迅速建立起来，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昆明多雨。每逢下雨，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叮当作响，教授讲课便要提高嗓门儿。一次，经济系教授陈岱孙上课时，因雨声太大，学生根本听不到教师讲课，陈教授无奈便在黑板上写了“下课赏雨”。此段趣事在联大广为流传，并笑称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教室如此，宿舍更不用提了。宿舍是土坯墙，却是茅草顶。每到外面下大雨，屋内就下小雨，这时候睡在上铺的人只得取脸盆、油布四处接雨。下完雨，宿舍里就变得泥泞不堪，甚至长起了杂草，学生们的鞋子往往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谐地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鞋尖鞋跟开洞叫做“空前绝后”。

联大学生食堂不仅伙食质量极差，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只能吃两顿饭。很多学生因无钱购买早点，肚子又饿，甚至没力气去上头两堂课。早上一般是稀饭，晚上才能吃米饭。但因政府供给的是劣质米，米饭里沙石、老鼠屎、糠屑很多，学生们戏称为“八宝饭”。

云南人爱喝茶，茶馆遍布。“泡茶馆”也成了一些西南联大学生每天必做的功课。

学生“泡茶馆”缘于无奈。在西南联大，每个班没有固定教室，而且教室里只有椅子，没有桌子，根本无法摊开书本写字。宿舍则阴暗潮湿，同样没有书桌，学校里唯一可以上自习的地方就是图书馆。那时西南联大有学生两三升名，图书馆却只能提供不到二百个座位，所以每天抢占座位成了学校最热闹的事情。后来，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吃完晚饭并不去排队抢占座位，而是带着书本三五成群，不紧不慢地溜达出了学校。有人跟踪了一次，才发现了秘密：原来他们是到外面的茶馆里看书学习。

“买一杯最便宜的普洱茶只要5分钱，而且有煤气灯照明，最重要的是可以占着位子坐一个晚上，读书写字十分清静。”当时的学生周锦荪说，校园内没有供应饮水的设施，“去茶馆还可顺带解决口渴问题。”茶馆的老板见到联大的学生都很头疼，他们知道，这些学生不到茶馆关门是不会主动走的，但大部分老板都能理解流浪学子的苦处，有些茶馆甚至针对学生，专门提供了“喝白开水只收费三分钱”的服务。

说来你也许不信，大家现在所知道的朱自清、闻一多等名人，当时在联大当教授，生活贫困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当时国民政府滥发钞票，造成物价急速飞涨。与“卢沟桥事变”之前比，联大教授的月薪增长了六七倍，物价却上涨了四百多倍。教授靠那些微薄的月薪根本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联大的教授们不得不想出各种办法筹措口粮。在社会科学系任教的费孝通卖起了大碗茶，吴大猷教授则去菜市场捡牛骨头回家给妻子熬汤治病。联大外语系学生贺祥麟目睹了一件让他震撼的事情：有一天晚上，他去当时昆明最繁华的商业大街正义路闲逛时，居然见到了他的法文老师、联大法文专业首席教授拿着师母的游泳衣在街头吆喝贩卖。

在西南联大流传着一个笑话：一名乞丐在大街上追逐朱自清乞讨，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

尽管贫困潦倒，联大的教授却从没有为金钱而污染为师的风范。有学生回忆，当时昆明城中有位附庸风雅的商人，辗转请朱自清为自己作一篇寿序，好向亲友炫耀，润笔费高达三千，当时朱先生冬天时连一件棉袍子都做不起，却仍婉言谢绝。

尽管物质条件异常艰苦，但西南联大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光彩照人的一所大学。8年时间里，联大培养出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近百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了真正的“大师之园”。

（高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