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战争与体育：李惠堂与全面抗战时期的足球运动

1940年初，有“球王”之称的著名足球运动员李惠堂在荷属东印度影响最大的华文报纸《新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抗战期间“尤不应忽视体育”，体育在战时能“增厚国力”，在战后可“重整国基”，“接办世运大会的芬兰小国，在火上眉梢、风声鹤唳的危机下，仍未肯放弃主办的权利，大必烈颠国在总动员的紧张形态下，还依旧保持着冬季足球赛会的大部份〔分〕活动，凡兹种种，都是抗战期中不忘体育的大好明证”。作为中国体育界的重要代表人物，李惠堂在战时不仅大声疾呼“抗战毋忘体育”，还身体力行地从事“体育抗战”的实践，将抗日战争与中国体育的发展联结在一起。

体育与战争关系密切。体育既可服务于军事训练，培养国民的尚武精神，亦可传递制止战争、热爱和平的愿望。作为社会文化事业的一部分，体育在战争中与军事和政治密切相关。抗日战争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与体育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学界对于“体育与抗战”这一议题的既有研究，多从体育运动发展史的视角出发，关注战时不同区域体育活动的开展、体育思想的演进和体育机构的运作等情况。另有学者在民族国家构建的研究框架下，将战时体育视为近代中国“强种救国”思想及实践的产物，突出政府在其中的作用。这些研究勾勒出战时体育的主要特点和基本面貌，但仍存在若干缺失。前者将体育视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文化领域，侧重描摹其本身的演进，弱化了体育与政治社会变迁的关联。后者将体育视为政治思想或政治力量的衍生物或附属品，较少关注体育的内在逻辑和主体性。对于抗战时期中国体育的研究，应建立国际视野，将战时日本的体育政策及其实践，特别是中日之间围绕体育展开的对峙与竞争，纳入比较和考察的范围。对于“体育与抗战”这一议题的研究，自应进一步扩展视野，探索路径。

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展开，从政治社会史的视角出发，将战时体育作为一个多方互动的领域，纳入抗战史的整体视野。同时尝试打破既往研究局限于某一机构或区域的做法，选择将视线聚焦在穿梭于不同政治环境和区域社会中的体育人物，以此透视体育在战时的角色与功能。本文以“球王”李惠堂在战时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利用报刊、档案、回忆录和文史资料等多种史料，叙述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以足球为“武器”，在香港、广东和西南大后方从事抗战活动的经历，试图对“战争与体育”的关系提出新的思考。



李惠堂雕塑

1939年元旦，李惠堂在香港《大公报》上撰文，言及战时国内体育界的现状时写道，“现在，除了上海孤岛里有一部份〔分〕同志稍形活跃外，体育之能保持常态的地方，惟有世外桃源的香港，在这里因为流亡者的麕聚，人材〔才〕的源源而来，体育的动态反觉加倍热闹，成了全国的重心”。香港是中国较早接受和传播西式体育运动的地区。源自英国的现代足球，于19世纪晚期传入香港，并逐渐成为华人积极参与的大众活动。香港足球的竞技实力在20世纪上半叶达到亚洲顶尖水平，以香港球员为班底组成的中国足球队，在远东运动会上赢得九连冠，并参加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成为近代中国体育在国际赛场上为数不多的亮点。

在香港乃至亚洲足坛大放异彩的李惠堂，是近代香港足球及整个中国体育界的重要代表人物。李惠堂祖籍广东五华县，1905年生于香港，自幼喜好足球。他于1922年加入香港南华体育会所属足球队，帮助球队于1923-1924赛季首次赢得香港甲组联赛冠军。在以国脚身份参加1925年第七届远东运动会后，李惠堂因家庭问题离港赴沪，受聘为复旦大学体育指导员，随后网罗上海各大学精英球员，创建乐华足球队并带队称雄沪上，结束了西方人球队长期统治上海足坛的历史。1931年乐华队解散后，李惠堂返港重回南华队。1936年，李惠堂以中国足球队队长暨中国代表团旗手身份出席柏林奥运会，并于赛后率队在欧洲进行巡回比赛，达到个人竞技生涯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