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小哥深夜猝死凌晨才被发现，新业态劳动者权益如何保障？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主播、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各种新兴用工形态也多了起来。然而，由于劳动关系、劳务关系、代理关系、加盟关系混杂其中，新业态下劳动者的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

11月21日，#外卖小哥深夜送餐猝死清晨才被发现#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据北京日报都视频报道，外卖骑手深夜接单倒在送餐途中，直到清晨，才被早起的群众发现已经死亡。家属将外卖平台诉至法院，索赔200余万元。开庭时，外卖平台和用工单位均称非雇佣关系，自己无责。新业态下，劳动者权益该如何保障？

新职业遇上新问题

登上热搜案件的最新进展为，北京朝阳法院审理该案件后认为，外包公司与刘某某之间实际法律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本案中外包公司存在劳动保护措施不完善之处，应承担主要责任，平台运营方不需承担雇主责任，但鉴于运营方能够实时掌握刘某某的配送情况，却在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和反馈等方面存在不完善之处，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此外，刘某某本人对自身身体情况也应当有充分了解，最终法院认定外包公司承担70%的责任、平台运营方承担20%的责任、刘某某自身承担10%的责任。

除去家属已经获得的60万元保险理赔外，朝阳法院一审判决外包公司和平台运营方另外赔偿死者家属总计150余万元。

案件虽有结果，但在开庭时，外卖平台和用工单位均称非雇佣关系，自己无责。外卖平台认为自己只是提供信息聚焦服务，并没有实际经营任何的配送业务；用工单位则认为单位与承包系统签订了书面的合作协议，而后刘某某自行下载饿了么App、自行接单并完成配送。

外卖平台和用工单位所提到的雇佣关系，在传统的办公室工作、签订相关合同的状态下很好认定，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主播、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各种新兴用工形态也多了起来。同时，由于劳动关系、劳务关系、代理关系、加盟关系混杂其中，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很好的保障。

新型“劳动关系”如何认定

新型劳动者与用人方的关系，关系着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何保障、由谁保障的问题。关系如何认定？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孙志峰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业态下的双方关系认定较为复杂，需要按照相对应的法律关系特征进行相关认定。

就本次饿了么案件中的雇佣关系而言，孙志峰表示应从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个方面考量：从形式要件上，看双方有无订立雇佣合同或口头雇佣协议。从实质要件上，首先要看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为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支付报酬；其次要看雇员是否受雇主控制、指挥和监督，即是否存在隶属关系；此外要看雇员是否为雇主或其委托的人所选任。即便没有签订雇佣协议，但只要符合前述实质要件，即可认定为雇佣关系。

“和雇佣关系的认定类似，如果认定构成劳动关系，那么用人单位依据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承担相应义务。如果不构成劳动关系，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认定是否属于帮工、劳务雇佣或承揽等法律关系，并根据不同法律关系按照民法典等相关规定，确定不同的责任承担主体。”孙志峰指出，“如有证据证明与用工单位形成劳动关系，劳动权益受到损害时，则可以向劳动仲裁机构提起仲裁申请，或者向劳动监察机关举报，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另外，孙志峰强调，主播、快递员等新型劳动者情况比较复杂，不能说全职工作了，就一定是劳动关系。“有的主播以个人身份入驻平台、与平台按比例分红，主播给平台一些管理费，剩下的归主播所有，且平台不规定主播的作息时间、劳动状态等，这种主播比较自由不受管理，不能认定构成劳动关系。”他解释道，“没有劳动关系的，目前建议还是自己上保险比较好，国家也有灵活就业人员自己上保险的制度。”

权益保障仍在路上

孙志峰提到的没有劳动关系、保险缺失问题，其实在新业态中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北京商报记者在新业态之一的宠托师平台“猫巷”查询也发现，平台仅需答题认证、提交宠托师资格、线上终审、线上培训后，即可完成认证开始派单，并未涉及相关的合同或协议，这意味着如没有后台公司另行协定，双方很可能没有建立法律关系，平台也不会为劳动者缴纳“五险一金”。

就没有劳动合同、不缴纳“五险一金”的原因，北京社科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鹏分析表示，这一方面是用人单位从成本角度出发导致的，另一方面灵活就业人员自身工作时间不固定、不长，也常常无法签订长期的劳动合同。

“这些权益问题，可以通过多元的方式来保障。”王鹏建议，“第一，督促相关企业平台，履行社会责任，对流动就业人群要保障到位，如外卖平台有能力也有责任通过技术确保外卖员的位置，并在出现意外状况时核对安全状态。第二，加强监管，督促相关企业平台通过其他的方法，如购买商业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意外保险等对无法签订长期合同的人员权益进行保障。第三，加强劳动者自身的权益保障意识，很多劳动者在某个城市工作时间不长，认为缴纳五险一金不如直接把钱算成工资发到手中，这些却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王鹏认为，可以运用行业自律组织和社会诚信系统的力量，通过设立行业红黑榜等方式对相关平台进行激励和约束，相关的工会等组织也应在提升新职业劳动者的薪资、保障相应权益上有所行动。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陆珊珊/文 王晓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