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三十年，周恩来再见初恋，感慨多年不见：我代表小超向你问好

九十年代的时候，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曾在她的书籍《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中这样写道：“当时他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她的名字至今被小心翼翼地保密着。”

周恩来的妻子是邓颖超，但韩素音所说的这个人却不是她，而是周恩来的初恋，她的名字叫做张若名。

周恩来与张若名之间，可以说是患难爱情，他们曾是恋人，更是同志，或者说是因为作为同志才有的互相爱慕。

其实对于这段恋情，周恩来从不讳言，他曾对自己的侄女坦白说：“我在巴黎曾有个女朋友，长得还不错。”

只是对于周恩来来说，选择恋人看重的不是样貌，而是理想的契合度，是性格的融合度。

直白点说，周恩来想要的是一个能够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而周恩来最终没能和张若名走下去，也是因为这一点。

提起张若名，就不能不回到那个黑暗与光明交织的年代里，周恩来和她的感情正是在那时建立的。

那时的中国山河破碎，爱国学生为了挽救国家危亡而奔走呼告，也因此才有了后来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

看到南开大学、官办中学、高等工业学校的男学生们热血澎湃地与当局作斗争，还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天津地区的女学生也不甘落后，直隶女子师范学校的女学生们也成立了女界爱国同志会，吸引了不少人参与其中。

在开始的时候，这两个团体都是各自为战的，但随着斗争的深入，大家意识到单打独斗成不了气候，于是两大团体开始谋求联合。

周恩来是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而张若名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骨干成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筹谋后，爱国学生成立了觉悟社，吸纳了二十名骨干成员，周恩来和张若名自然都在其中。

觉悟社的宗旨是不分男女，只要是想为国家与民族做贡献，就都可以参加。而且，觉悟社还有一个规定，就是不允许成员谈恋爱，其成员大都是独身主义者。

在成立觉悟社后，周恩来等人领导了多次爱国活动，包括营救在反对“马良祸鲁”运动中被捕的学生、组织超过十万名爱国群众参加针对“福州惨案”的国民大会，可以说成就十分突出。但也正因如此，觉悟社成为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

1920年，学联的调查员被无故殴打，气愤不已的周恩来就和张若名等四人前往天津省长公署，要求省长出面答话。结果，四人不但没有如愿受到接见，反而被直接扣押。

此次入狱的经历对于周恩来和张若名来说十分关键，他们的感情正是在此时才在单纯的革命友谊的基础上，有了一些温情地色彩。

当时他们都被关在牢狱中，条件十分艰苦，大家只能互相勉励，等待救援的机会。就在此时，当局找来了张若名的父亲，希望他能对女儿进行“劝降”。

但没想到，哪怕是张父以断绝父女关系为危险，张若名依旧不为所动。在父亲走后，张若名还联合狱友要进行绝食抗议。

这一切被周恩来看在眼里，此前尽管觉得张若名是一个见识非凡的女性，但看到张若名如此烈性的表现，这就让周恩来产生了想要进一步了解张若名的想法。

于是，在接下来的交流中，周恩来才终于了解到了张若名的过去。

原来，张若名本是河北清苑一个名门望族家的女儿，她的父亲曾在清朝当过官，祖父是当地的首富。

但张若名的父亲后来娶了小老婆，从此对原配夫人和女儿张若名都不再爱护，张若名在张家地位一落千丈，生活过得十分辛酸。因此，张若名对家庭很是反感，也对婚姻问题十分敏感。

等到长大后，她当即考学考到了天津，从此远离了那个伤害过她的家庭，并在之后成为一个独身主义者。

了解到张若名的过往，周恩来很是感慨，不禁对其产生怜爱之情，但此时他还没有放弃独身主义的打算。

周恩来等人入狱，觉悟社的其他成员也是十分着急，他们立即组织了大量学生对其进行声援，以迫使当局放人。

最终，当局不堪重压，将周恩来等人都释放了出来，但同时他们也被学校除名，不能再继续读书了。

就在大家都在思考出路的时候，回了趟家的张若名却得知了一个让她无比气愤的消息，原来她的父亲要把她嫁人。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又气又难过的张若名连夜回到了天津，并联系了周恩来。

当得知周恩来他们搞了一个留法预备班，要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张若名当即表示自己也要一起去，周恩来在听说了她的事情后，也就同意了。

在出国之前，张若名还给家里写了封信，宣布从此断绝与家里的关系，然后就头也不回地坐上了去法国的渡轮。

来到法国后，周恩来与赵世炎一起组织了中国少年共产党，此时已经把周恩来视为最亲近的朋友的张若名也在加入了进来。

张若名人很聪明，也很勤奋，她的法文学的很快，没多久就可以阅读法语版的马列书籍。因为能力出众，张若名成为学习组内的头号讲手，她甚至还发表了几篇马列著作。

看到表现如此突出的张若名，周恩来自然也是很赞赏，他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直至双方最后坠入爱河。

在与张若名相恋后，周恩来几乎每天都和张若名待在一起，两人谈天说地，沉浸在这份温馨中。

直到有一天，发觉恋爱后的周恩来对学习有所松懈，蔡和森警告周恩来说：“你不应该沉湎于爱情。”

正是这句话让周恩来当即如梦初醒，随后便拷问自己：“张若名适合作为终身的伴侣吗？”在那以后，周恩来就开始审慎对待与张若名的感情。

没过多久，同伴之间对于张若名的出身产生了怀疑，有人认为张若名出身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是否是真心追求马克思主义还有待商榷。

这件事让张若名感到极度委屈，她没想到人们会用她那个已经断绝关系的家庭来质疑她。不仅如此，组织上拒绝了她去莫斯科学习的请求，这让张若名更加难过。

尽管周恩来在此时也对她进行了安慰，但张若名还是久久不能释怀。

事情还没有结束，1924年列宁去世，法国共产党里昂支部的同志打算邀请张若名参加追悼会。

但是，法国政府却阻止了这一邀请，里昂党支部的同志也只能作罢，但张若名却坚持参加了这一活动，并作了发言，结果让法国警察盯上了她。

张若名不止一次遇到警察的跟踪和盘问，这进一步加重了张若名的心理负担。

张若名是一个被原生家庭伤害过的人，所以心理十分脆弱，面对这些事情，只有独自难过。

在异国他乡，张若名能够依靠的或许只有周恩来，但她最近明显感觉到了周恩来对她有所冷淡，感情上十分敏感的张若名内心更加孤单。

没多久，张若名就对大家宣布，她要退出中国少年共产党，留在法国专心读书。

这件事发生后，周恩来十分震惊，但同时，这也让周恩来最终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张若名的性格并不适合做一个顽强的战士。

于是，周恩来对大家说：“她想脱离政治活动，专心读书，将来学成后回国效力。”

尽管周恩来在这里回护了张若名，但在他的心里已经对这段感情做了最后的决定。不久后，周恩来就与张若名解除了恋爱关系。

初恋总是让人难忘的，但在周恩来的心里，燃烧着一团更炽热的火焰，使他不得不抛舍一些情感。

但不管怎么说，周恩来也是真心爱过张若名的，他曾不无遗憾地说：“一开始，我也努力多次劝说过她，希望她能正确对待，能更加坚强一点，不要因为委屈就退党，可她听不进去。”

周恩来与张若名在一起，是因为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但当张若名宣布退党的那一刻，他们的人生轨迹就已经不同了，放手其实是最好的结果。

尽管周恩来的美好初恋在这里结束了，但他们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终结。张若名此后从巴黎搬到了里昂，去攻读博士学位。

慢慢地，在张若名心底，关于周恩来的一切都被深深埋藏，她的人生就只剩下了读书和生活。

如此这般六年，张若名已经逐渐习惯了在异国漂泊的生活，她觉得当前的状态对自己就是最好的，一切都显得恬淡而祥和。

而在六年后的一个春日傍晚，本来在伏案学习的张若名意外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最后发现窗外竟然站着周恩来。

随后，周恩来邀请张若名在郊外的咖啡厅谈话。说到自己这次来里昂，周恩来解释说自己本来是要去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但因为国内现在蔓延着白色恐怖，日本方面也对共产党十分警惕，他无法取道北上，只能绕道欧洲，于是顺便来看看她。

在向张若名表达问候后，周恩来还说：“我已经和邓颖超结婚了，她还托我向你问好。”

原来，在和张若名分手后，周恩来转而向邓颖超发起了追求。说起来，邓颖超和张若名还是老相识，她们从小学一年级起就是同班同学，也是好朋友。

在周恩来与邓颖超熟悉后，周恩来立即被这个个头不高，但性格十分坚强的女生吸引到了。

后来周恩来在法国留学，而邓颖超在国内当老师，两人碰不到面，但周恩来总是主动给她写明信片和信件，表达自己的心意。

当时，周恩来与张若名的恋情是公开的，所以邓颖超还一脸疑惑地问：“那若名姐呢？”

周恩来就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了邓颖超，邓颖超在遗憾的同时，也就接受了这一事实。在此后，邓颖超总是将周恩来寄来的信件小心地收藏着，虽然她没有明说，但她的心里已经有了决断。

相恋三年后，周恩来回到了广州，并和邓颖超喜结连理。结婚的那天，周恩来少有地喝的酩酊大醉，可见他当时的开心。

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张若名的心里也是很高兴的，她熟悉邓颖超，知道邓颖超比自己更适合周恩来，所以她也向周恩来表达了自己的祝福。

随着时间来到深夜，咖啡厅要关门了，里昂大学的宿舍不久后也要关门，两人只能起身离开，周恩来一直送张若名到学校附近。

分别的时候，张若名非常真诚地对周恩来说：“祝愿你们的事业早日成功，我会保守党的所有秘密。”

至此，张若名与周恩来的故事基本翻篇，张若名也在此后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对方也是在里昂攻读硕士学位的中国人，名为杨堃，他们最终在1930年结婚。

自此，张若名也有了一个温馨的家庭。不久之后，张若名从里昂大学博士毕业，她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

而在毕业后不久，张若名就和丈夫一起回到了中国。作为中国的首对“博士夫妻”，张若名留在了中法大学任教，而杨堃则去了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民俗学。

在中法大学的时候，张若名可以说是一个全面能手，她既教法国文学，又教心理学，课余时间还将北京一带的儿童歌谣整理为一部著作——《中国儿童生活-民俗研究》，她还将其翻译为法语，使中国的民俗传播到了法国。

张若名的儿子杨在道后来描述母亲在中法大学任教经历的时候说：“她从来不谈自己的过去，不谈政治，只是天天给学生们上课。”

但好景不长，随着抗战的爆发，北平沦为敌占区。当时，中法大学的部分学院都已经南迁，张若名却留守了下来。为了一家人的安危，杨堃转而来到燕京大学任职，并带着一家人住到了曾是冰心居所的燕南园六十号。

当时，张若名夫妇每月只能领到学校发给他们的一些基本生活费，但这笔钱难以应对当时日渐攀升的物价，所以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十分艰难。

这时，有朋友建议张若名可以去日本人控制下的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法语赚取生活费，但张若名拒绝了。

此后，张若名一家一直默默地在北平坚守着，她除了参与过《法文研究》的编辑外，不参加任何公开活动。

后来，抗战取得了胜利，张若名也是激动非常，作为曾经也为国家的独立事业做过贡献的进步学生，没有人比他们更能体会其中的意义。

而随着国家光复，中法大学也得以复校，张若名又回到了她的法国文学课堂上。

直到1948年的春天，作为留法的高材生，张若名夫妇收到了云南大学请他们任教的邀请，他们一家这才离开了北平。

来到云南大学后，张若名主要负责文艺理论和世界文学史两门课程，并在外语系讲授法语。

而就在张若名去云南工作一年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政府在此时趋于崩溃。

当时还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张若名也意识到了这一变化，但与其他人的忧虑不同，她的内心对即将到来的一切充满了期待，因为她也曾是那支队伍的一员。

其实早在1946年的时候，张若名就曾在一个文学沙龙聚会上，对学生说过“中国的事情，国民党管不好，就应该让共产党来管。”这样的话，但这也为她带来了麻烦。

张若名说出这样的话并不奇怪，她早前就是支持马克思主义的，还曾是中共党员。但在当时，张若名公开发表这一言论，显然足以让张若名身陷险境，甚至到了有人给她递信让她注意安全的地步，这也让她感到惴惴不安。

最后，张若名不得不赋闲在家，直到她收到了云南大学的邀请，这才得以解脱。

尽管身在云南，但张若名却一直心系着国家命运的变化，每当时局向着有利于共产党的一面发展的时候，她都暗自欣喜。

而最终，张若名等来了胜利的消息。后来昆明解放，张若名也就成为了新中国的公民，对于当初的理想事业如今终于实现，张若名的内心也是欣慰的，所以她很积极地开始改造自身，想要尽快地融入新社会。

就在这时，云南大学的党委书记却突然找上门来，并说省委统战部部长想要见他们夫妇。尽管这一见面让张若名夫妻俩十分疑惑，但他们还是如约赴会。

然后，张若名就在前云南王龙云的故居郑庄见到了周恩来。原来，周恩来在此时是要去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的，顺路来看望他们夫妇。

见面后，周恩来先是和杨堃握了手，然后才大方地转向张若名与她握手，周恩来感慨道：“多年不见了，你还好么？身体好吗？”

紧接着他又说：“小超再三嘱咐我，一定要替她向你问好。”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张若名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疑问，那就是她想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有一些历史还需要说明。

但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了，张若名也记不清其中的细节了。就在这时，周恩来很严肃地说：“你当时是加入了团组织，还没有加入党组织。”

一句话出口，让张若名感到十分疑惑，因为她明明记得自己加的是党组织，怎么就变成了团组织呢？此时，还是丈夫杨堃反应了过来。

张若名当初是主动退党，这件事性质是很不好的，如果现在说自己加入的是党组织，再想入党就很困难了。在丈夫的示意下，张若名也逐渐反应了过来，不禁对周恩来缜密的心思敬佩不已。

此次会面结束后，周恩来就启程去印度尼西亚了，而对于他们来说，这次会面却成为了他们今生最后的重逢。

周恩来在回到北京后，曾邀请张若名夫妻二人去北京工作，分别邀请杨堃担任北京大学的教授，而张若名则担任外交部外文秘书。杨堃对这项工作很满意，但张若名不喜欢外事工作，所以拒绝了。

让人感到无比遗憾的是，张若名在1958年就离世了，终年只有五十六岁。当时，杨堃还在北京参加会议，突然收到了张若名病重的消息，他急忙赶回云南，但没想到等他回家，张若名的尸体都已经火化了。

周恩来夫妇在知道这件事后，也是非常难过，但斯人已逝，活着的人也只能空留无限遗憾。

在从印度尼西亚回国后，周总理曾对邓颖超谈起过张若名，当时的邓颖超还埋怨周总理没有照一张合影，好让她看看张若名的变化。

从这里来说，周总理真的是做到了坦坦荡荡，在决定放弃的那一刻，他就把这段感情断得彻彻底底。但是，坦荡不是无情，周总理还是把张若名当做朋友一样看待。

从恋人到挚友，这样的情感变化或许在很多人看来都很奇怪，但放在周总理的身上，却正好说明了周总理的胸怀坦荡与诚挚情谊。

从结果来看，邓颖超无疑是最适合周总理的，她不仅爱周总理，也爱周总理的事业，并愿意为此牺牲。

周总理一生没有孩子，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初邓颖超担心孩子的降生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于是自作主张把孩子打掉了。

后来，邓颖超就没能再为周总理生儿育女，这也成为这对模范夫妻最大的缺憾。但同时，这也见证了周总理夫妇对中国革命的牺牲。纵观周总理与邓大姐的一生，他们都称得上一个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