簪戴。幞头簪花，谓之簪戴。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銮，臣僚及扈从并簪花，恭谢日亦如之。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太上两宫上寿毕，及圣节、及赐宴、及赐新进士闻喜宴，并如之。

——《宋史·舆服志》

在绝大部分人的印象里，喜欢侍花弄草似乎是女性的专利，尤其是在服饰打扮上，用了美丽的花来装扮，就是锦上添花，更映衬出女性的妩媚。正所谓“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

然而在古代，男子爱花、爱戴花的程度全然不在女子之下，《西湖老人繁盛录》有记载：

“每年孟冬，驾出三日，烧香太一殿，谢礼华，赐花，自执政以下，依官品赐花。幕士、行门、快行，花最细且盛。

禁卫直至搠巷，官兵都带花，比之寻常观瞻，幕次倍增。乾天门道中，直南一望，便是铺锦乾坤。吴山坊口，北望全如花世界。”

宋朝诗人杨诚斋曾有诗赋曰：

“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

陆游也有诗云：

“春晴闲过野人家，邂逅诗人共晚茶。归见诸公问老子，为言满帽插梅花。”

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都与男子戴花有关。由此可见，男子簪花，由来已久。

簪花之兴起

汉代，簪花的习俗开始出现在文献中。晋人嵇含在《南方草木状》中写到：

“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

陆贾《南越行纪》中写：

“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缘自故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而为枳异矣。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

耶悉茗花即素馨，末利花就是茉莉花，都是香味浓烈的花，并且都是女子最爱佩戴的簪花。《晋书·后妃列传·成恭杜皇后》中写到："三吴女子相与簪白花，望之如素柰，传言天宫织女死，为之者服……"

从字面上理解，吴地的三名女子簪茉莉花是为传言中天宫中死去的织女服丧的一种妆饰。这种行为在现在来看叫做蹭热度。因为七夕关于织女的故事有很多，而这时恰好四茉莉花盛放的时节，女子为了追求美丽簪戴茉莉花很正常。与织女之死的神话传言并没有关系。

东汉时期川蜀地区的簪花已经非常流行。在多次墓葬考古中都发现簪花的妇女。其中成都扬子山墓中出图的女俑，头发正中插一朵大菊花，旁边还有一些小花。不过这些花都是人工制作，佣人簪花，也正是汉代时期女子发饰与生活习俗的反映。

而大概是从唐代开始，簪花不再为女子独有特享，男子也时兴起戴花佩蕊。唐朝诗人王昌齡的《九日登高》中有“茱萸插鬓花宜寿”。

李白《宣城九日闻崔四侍御与宇文太巧游敬亭余时登响山不同此赏醉后寄崔侍御二首》其中写道：“九日茱萸熟，插鬓伤早白。”这两句诗都描写出唐代时人们不分男女都将茱萸插发作为装饰的情景。

唐朝时菊花也是男子簪戴的一种。史晚唐诗人杜牧的诗作《九日齐登高》有“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写出当时男子将菊花簪发，游荡闲逛的情景。

探花这个词也始于唐朝，最初的源头出自“探花使”。唐代进士及第后会在杏花园举行探花宴，需要事先选出进士中最年轻且英俊的两人为探花使，他们的任务就是采摘园中的鲜花，然后在琼林苑赋诗，迎接状元的到来。

李淖在《秦中岁时记》中就有对于探花使的记载：

“进士杏园初宴，谓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

这个时候的探花郎还不是专指第三名，而是代表着进士中的“门面”，即最为俊美年轻的男子。被选为探花的进士极为风光，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他们受到的关注不会比状元郎少。

此后唐懿宗时常有赐花之举，簪花更被当成荣耀了。

走向繁盛

到了宋朝，男子簪花已是非常普遍流行的现象了，甚至慢慢变成一种民间风俗。

宋代词人欧阳修的《鹤冲天》中，有“戴花持酒祝东风”，张炎《庆春宫》“把酒长歌，插花短舞”等。

宋代帝王崇尚戴花，逢佳节行赏时，也常以翠叶金花赐予臣僚佩戴。

不但如此，簪花在宋代还进一步演变成了一种礼仪制度。据《宋史·舆服志》记载：

“幞头簪花谓之簪戴。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銮，臣僚及扈从并簪花，恭谢日亦会如此。”

可见，在宋代簪花成为了一种礼仪制度，宋人行簪戴礼仪的节庆，除了上述的郊祀、明堂礼毕回銮及恭谢礼外，还有圣节大宴、立春入贺、恭士喜宴，以及新科进士闻喜宴等场合。

而且在当时，不同级别的官员会被赏赐不同颜色和质地的花。据《宋史》的记载：

“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花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

上行而下效，男子簪花渐渐从士大夫阶层流传至民间。

《东京梦华录》里记载，汴京大街上

“游人如织，子弟多有簪花者。彼女子争睹围观者众，有甚者，窃羡之，低蛾眉，其状若狂”。

著名诗人杨万里就曾写了一首颂圣诗：

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

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

可以见得，当时的文武百官都为能得到皇帝钦赐的花而感到倍儿有面子，也被视为无上的荣耀。因此，男子簪花也成为宋代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朝野贵族的垂范，引领风尚。这在其他朝代是不曾有过的特殊现象。

而簪花之所以在宋朝得到举国上下的极大推崇，除了皇族将士的助力外，更多的是人们以为簪花是本色与性情的一种涵雅流露。

一般而言，喜欢簪花者往往有着风流倜傥的性情，或者旷达豪迈的气概。最经典的例子可能就是被称为“诗神”的苏东坡“簪花醉归”了。

苏轼是豪放派诗词的重要代表人物。这位伟大的诗人，不仅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狂放胸襟，也有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刻骨柔情，同时他还富有生活情趣。

他的一首《吉祥寺赏牡丹》一诗，便是用短短二十八个字写出了这位大诗人的生活情调，且看：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

在熙宁五年的五月份，当时的苏轼正担任杭州的通判，在二十三日那天，苏轼和一群好友一起到吉祥寺赏牡丹，赏花到了兴会处，便饮酒助兴，面对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对大诗人苏轼来说，如果少了赋诗，简直是无法想象。

于是诗人脱口吟出了这首好词，用了反客为主的对写手法，写出了这样令人捧腹的场景：放浪形骸，豁达不羁的官员，头上戴着牡丹花儿，略带羞涩，又酩酊大醉，一路东倒西歪，跌跌撞撞回去，引得路人卷起珠帘，争相观看开怀偷笑。

没有护卫随从，也不用担心被质疑不务正业，有的是官民同乐的清明风气和为官者诗意浪漫的生活态度。一个乐观豁达的苏轼鲜活而鲜明地展示于世人面前。如此景象，又如何不引人神往呢。

但戴花制度在宋朝发展到最后，什么仪式簪什么花，不同的人群对应什么花色……方方面面都有规格、要求。

关于这一点，施耐庵在《水浒传》中也在细节处表现得十分精准，比如小旋风柴进、金眼彪施恩等人在当地时春风得意，势力很大，所以平时都是头戴金花簪、银花簪，而草根出身的小霸王周通，做了山大王，即便是抢劫民女成亲时，也只是戴帛花。

北宋后期，男子簪花在社会生活中已是非常自然的行为。到了梁山好汉活动的北宋末年，当时的老百姓按照节令变化，会赋予各种鲜花以特别的意义，应时应景地簪插不同的品种。

在戴花方式上，牡丹、芍药等名贵花卉，大多只戴一朵，而梅花、菊花以及各种不知名的野花之类因为比较便宜，就可以连枝带叶插戴，有道是“鬓毛不属秋风管，更拣繁枝插帽檐。”

衰败

明朝崇祯时期，不再是宴会上的每一个人都簪花，而是得到宠幸的某一位臣子。似乎簪花习俗到了明代盛行的程度已经不及宋代“万数簪花满御街”那般壮观，但在使用场合和簪花人群等方面还是与宋代有许多相近之处。

考察明代文献，有关簪花习俗的记载，主要体现在立春、科举及第、皇家得子、婚礼、出征、生活休闲等社会活动中。

男子簪花习俗自唐代出现以来，经宋代的鼎盛时期，至明代已经减弱，宋代那种文献和文物中随处可见的簪花盛况，在明代已经难得一见。

从明洪武年间的各类文献和文物中有关男子簪花的记录确实非常少见。直到永乐年间，这一习俗的记载才开始逐渐增多。

直至明末期，民间男子簪花才开始会被认为是笑话。《明史》卷二百九十四：

“兵（叛乱的士兵）执京（御史苏京），披以妇人服，令插花行，稍违，辄抶之以为笑乐。”

至此，男子簪花的风行开始走向衰败。

宋朝以后，男子簪花不可避免的逐渐少，元朝期间还偶有关于男子戴花的描述，明代之后，男子戴花的习俗不再流传。到了清代，若男子簪花出门更是会被街坊邻里耻笑，被视为家族耻辱的。

直至现在，头上戴花，也成为了一件人人避之不及的羞愧之事，非但男子不再戴花，就连女子也少有戴花的了。因为在凡人的观念中，女子阴柔、男子阳刚，所以花朵也被戴上了“女性专属”的标签，但上天又何尝规定过花朵只属于女人呢？

鲜花，优雅动人，本来就有一种阴阳调和的美，无论男女簪花，都是一件既美好又风雅的事情，头上戴花，不仅仅只是女子的专利，也是古代男子一度爱极了的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