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的后代一一作家柳溪与她的子女

作家柳溪

念大学时，有位高我一届的学姐，叫谢燕南。我们平时接触不算太多，只听说她的父亲是位剧作家，曾在延安鲁艺学习并担任过教员，老资格了。全国解放后，谢燕南的父亲好像专门从事电影剧夲创作，电影《红旗谱》就是他根据作家梁斌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当时我还特意到图书馆查了一下他的相关资料，谢燕南的父亲，叫胡苏，原名谢相箴，浙江宁波人。谢燕南的母亲呢，听说也是位作家，写小说的，但其父母因受运动冲击，早已离异，这种事情，我不好直接去问她的。

谢燕南是七八级的，先我一年毕业，跟她的父亲一样，她也进了电影厂，去搞电影创作了。我呢，毕业后则到北京当了兵，同学之间，尤其是像谢燕南这样平时交往就不太多的同学，几乎音讯全无了。

我从部队转业到天津之后，因从事的是宣传工作，与文化界人士的交往，也就比较多。有一天我去市作协副主席柳溪家中拜访，意外地就碰上了师姐谢燕南。我俩一时全都愣住了，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了句：怎么会是你啊？直到这一天，我才知道，我自认为已经非常熟悉并总是称之为大姐的柳溪，竟然是谢燕南的母亲！谢燕南是为将母亲的小说作品改编成电影专程而来津的，此时，她在圈内，也已是一位有些名气的编剧和作家了。

柳溪大姐是一个开朗健谈并且十分幽默的人。她的家就在海河中学附近的东莱里，每次打那儿路过，我都要上楼去看她一眼，聊聊天儿逗逗闷子，有时一两个小时，有时一两分钟。初识柳溪大姐时，她只有六十出头，到她九十岁离世，将近三十年间，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相处的，嘻嘻哈哈，却又无话不谈。无论我什么时间去，柳溪大姐仿佛永远都是处在紧张的写作状态中，因此她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她的脖子上，总是固定着一个医用颈椎项套，写字台上也摞着一个接近45度坡面的写字板，以免书写时过于低头。那时我就想，柳溪大姐之所以著作等身，家学与天赋固然重要，但她的勤奋和她的坚持，或许才是成功的真正密钥。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与柳溪大姐

说起家学，还真不是吾辈可比的。柳溪并不姓柳，那只不过是她常用的一个笔名而已。柳溪夲姓纪，名清侁，是清代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四库全书总纂官、主管国子监的纪昀纪晓岚的第六代嫡孙女。对，就是那位以《阅微草堂笔记》得了传世文名，前些年又因为一部有点儿戏说的电视剧而家喻户晓的纪晓岚。至于历史上真实的纪晓岚，您可以去史书文献中查阅，当然也可以从柳溪所写的《我的先祖纪晓岚》中窥得一些文献中并无记载的东西。而柳溪的祖父纪堪谨呢，也曾做过清朝的道台，后出任福建政务厅厅长，民国成立后弃官，在天津的英租界购置房产当了寓公。柳溪的父亲纪钜统，是大清的最后一批秀才之一，虽为科举入仕，但他对新式教育却兴趣盎然，并毅然进入天津法政学堂求学，与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不仅是同学，还是同桌。柳溪生于这样的家庭，虽为女子，但从小就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饱读诗书，并非一件难以企及的事情。

虽然被家庭的光环所笼罩，但柳溪的个人命运却有些不济。1924年，直奉大战打得正酣，兵慌马乱，柳溪的母亲因胎衣难下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生下她就死了，因此柳溪的童年是在继母的打骂中度过的。长大一些后，她逃离了家庭，在保定念了一段中学，16岁便考入了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也正是在此期间，她接触到了许多进步书刊和进步人士，并最终成为中共在北平的地下工作者，常以名门之后以及官宦家庭教师和亲属的身份作掩护，频繁出入于上流社会和日本人的要害部门，搜集各种情报，成为了一名很有潜力的红色特工。在一些场合，柳溪还与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金璧辉）有过交集，多年以后，柳溪之所以在写川岛芳子时能够得心应手，也是基于对这个十恶不赦的女人的了解。北平时期的特工生涯，以柳溪的身份暴露而告终，她被迅速转移到冀东以及冀中抗日根据地，当过《冀中导报》的编辑，也作过首长的机要秘书。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柳溪回到了北京，与丈夫一起，在文化部电影局搞剧夲创作。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执导的影片《五支歌》的中国部分《陈秀华》，脚夲即出自柳溪之手。一切似乎都顺风顺水，但仅仅过了几年之后，也即1955年，柳溪便因为写作而被打成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一员，其丈夫胡苏也迫于政治压力，跟她划清界限离了婚。考虑到子女的未来，柳溪忍痛让孩子的祖父将他们带到了遥远的长春。接下来，柳溪的小说《爬在旗杆上的人》又与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和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一道，被列为三大毒草，成了右派分子，下放劳动。

年轻时忧郁的作家柳溪

人到中年的作家柳溪

柳溪大姐曾多次跟我讲过，她从来也没有把个人的政治前途看得有多重，但她所不能承受的，是一次次的骨肉分离。抗日战争时期，战火纷飞，部队总在转移，她不得不把刚出生的大儿子送给了冀中的农户。十多年后，又眼巴巴地看着女儿谢燕南和小儿子谢午元远离了她，可以想象，一颗母亲的心，在那一刻完全地破碎了。

我与谢午元，其实早在我刚到天津就已是熟人了。他当时在天津电视台的电视剧部供职，当编剧，有时也客串演员演电影电视剧，还写过不少小说。那时他用的笔名是石磅。我一直以为他本就姓石，与我在师姐谢燕南身上所经历的尴尬一样，这一切又在我与谢午元之间上演了。我只知道他叫石谤，而不晓得他就是谢午元，更不知道他就是柳溪的儿子。因为工作性质，石磅常年跟随剧组四处游走，我在柳溪的家中，并没有见过他。那还是石磅在写作长篇小说《混血》时，他知道我出生于东北的中俄朝边境地区，对那里的民风比较了解，找我征求意见。我俩出去喝酒，他同我谈起了在东北边防当兵的经历，毕竟都穿过军装，军旅生涯，是所有当过兵的人无法回避的共同话题。聊着聊着，石磅就说到了他的母亲，说到了柳溪。我又一次愣在那里，原来如此啊？当时我就想，生活夲身或许比小说要精彩得多，到处都充满了悬念和玄机。

石磅跟我说，他离开母亲的时候还很小，根本就弄不懂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均是灰暗的，这与我的人生经历多少有点儿相仿，因此我们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理解，也因此日后我俩成了兄弟。石磅年少时，曾独自流浪到内蒙、黑龙江等地，他想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养活姐姐，并攒钱去寻找失联的母亲。他在草原上放过马，在森林中伐过木，在码头上卸过货，在掌子面里挖过煤，尝尽了人间的各种苦涩。他也的确多次到关内寻母，但都没有成功。大概是1969年冬，他再一次扒上火车来到天津，这回他终于获知了关押母亲的地方。在严密监视之下，石磅与柳溪见了匆匆的一面。后来柳溪告诉我，正是这匆匆的一面，让她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虽然此后母子又断了音讯。

在这个世界上，偶然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石磅也是因为偶然的机会参了军。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最艰险的国防施工，也即打山洞，后来因为有些才艺，被选调到了宣传队。在边境地区，他奔走在游猎部落和民族杂居地，并对中俄“混血”家庭有了详尽的接触和了解，这也触发了他的创作欲望，点燃了他写作长篇小说《混血》的激情。对于儿子的写作，柳溪并不知情，她说，早在1973年，她在《人民日报》副刊上读到过一篇小说《女子采伐队》，署名为“解放军某部谢午元”。当时柳溪的心一下子就狂跳不停。这个谢午元，难道就是自己的儿子谢午元吗？他是怎样躲过“政审”这一关而进入了“解放军某部”的？果真如此，到底是福是祸？自己因言获罪，为写作而身陷囹圄，她不想再让儿子重蹈覆辙。柳溪的心又揪了起来，每天都思虑重重，患上了严重失眠症。

漫长的人生冬季终于过去。动乱结束后，柳溪获得彻底平反，石磅也从部队转业来到了母亲身边。从骨肉分离到再次团聚，他们用了整整31年的时间。石磅离开母亲时，柳溪恰好是31岁，这两个31，对他们来说真是太残酷了，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31年呢？

重获自由的柳溪，创作也进入了新的爆发期，不仅写出了《功与罪》和《战争启示录》等等波澜壮阔的史诗性长卷，在严肃文学创作上有所突破，并斩获了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其在通俗文学领域，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写出了一批诸如《燕子李三传奇》《超级女谍金璧辉外传》《淑妃文秀的一生》等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并被改编成各种艺术形式。谈及作家柳溪这个名字，也许普通读者知道的人并不很多，但说起燕子李三、川岛芳子和淑妃文秀，就是另一番景象了，这也是她为大众文学创作所进行的探索和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吧！

不幸的是，柳溪大姐生命的最后阶段，还是陷入了一片混沌。有一年，我与她一同进京开了几天会，回津后，她竟不记得家住哪里了。我把她送回家，她又找不到开门的钥匙。我去翻她的挎包，那包里装满了宾馆给各个房间配送的香蕉之类的水果，全都烂成水了。我意识到柳溪大姐的健康可能出现了问题，当场给她的单位领导打电话，当然也给石磅和谢燕南打了电话。没过多久，柳溪大姐就住进了天津公安医院，这一住就是几年，由一个公安医院的文学爱好者谢沁丽照料。小谢说，大姐现在谁都不认识了，我说怎么会呢？她肯定认识我的。果然，柳溪大姐九十岁生日时，我和小谢买了鲜花蛋糕之类送给她，柳溪指着我对医务人员说，他是个坏小孩儿，总勾搭我儿子跟他去喝大酒！然后又拉着我的手说，我也该走了，不麻烦你们了！果然没过多久，她就真的走了。

我常想，一个家庭，破碎了几十年，这是不幸；但苦难却又浸泡了出了满门的作家，这或许又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晚年的作家柳溪

前些年，天津蓟县（现蓟州区）上仓镇程家庄授予了柳溪荣誉村民称号，并建了文学馆，以表彰柳溪为上仓所做出的贡献。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柳溪来到她投身革命初期的冀东老根据地蓟县深入生活。她根据在上仓一带采访到的有关“燕子李三”的故事素材及儿时听到的各种传闻，创作了长篇小说《燕子李三传奇》，并引起社会关注，据此改编的电影、电视剧、连环画等影响广泛而持久。程家庄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那天，我也去了上仓，我对柳溪说：大姐，我又来看你了，你别烦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