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念龙：初任巴基斯坦大使就受到批评，参与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功不可没，见证中美建交惊心动魄时刻

文/陈辉

韩念龙与众多将军大使相比有许多从事外交工作的独特优势：他曾在上海中国公学，主攻美国经济；他主持过日军受降仪式，任职过军调部驻淮阴执行小组代表；他还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团团长。为此，韩念龙毫无疑问地被党中央选为新中国第一代将军大使。

韩念龙原名蔡仁元，1910年5月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仁怀中枢街人。1927年在遵义三中读书期间，深受校长黄齐生的影响，立志追求革命真理，报效祖国。1929年毕业后，前往上海进入了广西名流马君武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公学，主攻美国经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日军炸毁中国公学，韩念龙与同学们一道搬迁到法租界上课，完成了学业。

九一八事变后，韩念龙经常参加学生救亡宣传活动，他曾在田汉创作的《伊通河畔》中扮演配角。韩念龙原名蔡仁元，当时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大都知道有个“老蔡”，足见他当时已小有名气。

1935年韩念龙参加革命，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发动了六万多人的上海反日大罢工运动，使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高度评价了上海反日大罢工运动。

1938年秋，韩念龙在上海崇明岛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1939年秋至1941年秋，他任江苏崇明县工委委员兼游击队政治部主任，崇启海3旅政治部主任；1941年秋，先后任南通警卫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副县长，新四军苏浙军区3纵政治部主任；1945年夏至1949年11月，历任华中野战军8纵政治部主任、军调部驻淮阴执行小组代表，华东野战军4纵10师政委、华野4纵政治部主任、华野33军政委、上海警备司令部副政委等职，成为陈毅麾下一名能征善战的将军。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韩念龙又担任了一个特殊职务——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团团长。

这些无人能比的特殊经历，是外交官的最佳人选，尽管当初韩念龙十分不情愿，但党中央和军委领导认为非君莫属。

1949年12月，韩念龙被一纸调令调到北京外交部。从此，开始了他长达40多年的外交生涯。

1、将军在巴基斯坦艰难地打开外交局面

新中国刚刚建立，韩念龙就被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选中进入外交部，尽管他不情愿离开军队，但在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劝说下，还是服从了组织决定。

1949年12月下旬，韩念龙在杭州参加解放定海作战会议时，突然接到调到外交部的命令，他星夜兼程赶赴北京，向周恩来报到。

韩念龙到外交部的第一个任务是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团团长。他对建立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团，教育改造“联合国军”战俘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他在俘管团的时间不到一年就到巴基斯坦上任当大使。

多年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周南回忆：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后，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团团长的韩念龙接到电报，叫他近期回北京。因为我国跟巴基斯坦建交了，确定他到巴基斯坦当大使。韩念龙决定要我跟他去巴基斯坦。我当时在朝鲜任志愿军俘管团内勤组组长。从朝鲜回来，在北京休整了几个月，我就跟韩念龙去巴基斯坦了。

到巴基斯坦出任大使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那时中巴关系并不理想，不是如今的“巴铁”（中巴铁杆关系）关系。此外，韩念龙初任大使没有经验，对外交工作一头雾水，初次上任当大使就“走麦城”了。

周南回忆：我们去了以后，巴基斯坦要派第一任驻华大使。我们派去的是位将军，他们也要派位将军到中国当大使，就是罗查将军。派出之前的一天，巴基斯坦的礼宾司司长坐在汽车里跟韩念龙聊天，他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说印度潘尼迦大使是向毛泽东主席呈递国书的，我们这位大使，有人说是要安排向朱德副主席呈递国书。这个不合适，还是换毛泽东主席吧。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有6位副主席，朱德排在第一。

韩念龙不知原委，当场就答复了一句：根据我们法律上规定，主席不在的时候，副主席照样可以代表国家接受外国驻华大使呈递的国书。这没什么差别。他以为答得很得体，回去就发了封电报，告诉国内，巴基斯坦的礼宾司司长怎么说，他是怎么回答的。

◆1956年1月，宋庆龄抵达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开始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巴基斯坦总理默罕默德·阿里到机场迎接。右一为韩念龙。

隔了一两天，国内电报来了，严厉地批评了韩念龙，说他犯了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这么大的问题，不请示，不报告，随便回答，应作深刻检讨。

韩念龙写了深刻的检查报告发给国内。这次教训给使馆同志的震动很大。因为印巴正在闹矛盾，从政治上考虑，应该平等对待。后来，罗查到中国，果然是毛主席接受他递交的国书。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是“兄弟去，拍一拍”，就是“印度和中国是兄弟”的意思，那时正是两国关系最热的时候。而中国与巴基斯坦是冷的时候。巴基斯坦参加了美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那是包围、遏制中国的。美国搞“东南亚条约组织”，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又搞了一个“中央条约组织”，把穆斯林国家也搞起来，整个形成了对中国、苏联的包围圈。美国搞军事条约，巴基斯坦也参加了。

韩念龙可谓出师不利，接着巴基斯坦又在外交场合羞辱中国。一次韩念龙在宴会上碰到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弗鲁拉汗时，先伸出手来，对方却调转头走了，理都不理。

当时在巴基斯坦开展外交工作难上加难。怎么办呢？韩念龙带领使馆同志知难而进，想方设法“以民促官”，多做群众的工作，多做民间的工作。搞贸易，搞文化交流，办展览会。还派出了第一个伊斯兰朝觐团到巴基斯坦活动，然后到麦加朝圣。就这样采用民间渗透，多种交流的方式，逐步打开了中巴外交局面。

周南回忆：1955年我离开巴基斯坦以后，中巴两国关系开始转变。特别是1960年，中印关系一紧张，这个三角关系就变化了。宋庆龄去访问，巴总理苏瓦拉底访华，就打开局面了。不久，韩念龙也调任中国驻瑞典大使。从此，我和韩念龙就没有再在一起工作过，但是友谊还是一直保持着。

韩念龙1951年8月到巴基斯坦上任，1956年2月离任，将近5年时间，中巴关系从冷到热，为后来的“巴铁”关系立下汗马功劳。

1956年5月至1958年10月，韩念龙任驻瑞典大使时，已经是外交战线的老兵，外交技巧炉火纯青，十分出色地履行了大使任务。

1958年11月至1964年4月，韩念龙回国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1964年5月至1983年8月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亚洲地区事务。

2、将军在中日外交波浪起伏中处惊不乱

韩念龙的外交生涯中，与日本打交道的次数最多，时间最长，波浪起伏，惊涛骇浪，但他处惊不乱，稳坐钓鱼船。

1974年11月13日，身为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访问日本，代表中国政府在东京签署《中日海运协定》，此协定1975年6月4日生效。它的签订对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和通商航海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韩念龙与日本打交道的第二个回合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次就没有那么顺利了。这轮谈判整整6年，浪起浪伏40多次。《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全文虽不足一千字，但从酝酿到缔结历时六个春秋。其间，谈判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也几经转换。中方当事人先后有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和姬鹏飞、乔冠华、黄华三任外长，日方经历了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三届首相和大平正芳、木村俊夫、宫泽喜一、小坂善太郎、鸠山威一郎、园田直等六任外相。

1978年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在首都体育馆接待室举行会议，讨论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出席会议的除五位常委外，还有在外交部的黄华、韩念龙，驻日本大使符浩等。在会上由韩念龙报告38次谈判经过，讲到尚未打开关于霸权条款争论的胶着状态，双方都在考虑新的对策，日方没有显示中断谈判的迹象。韩念龙表示应该继续努力完成缔约任务。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终于在1978年10月23日在日本东京互换条约批准书起生效，有效期10年，明确规定：中日两国不谋求霸权，同时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

这是国际条约中的一项创举，有助于稳定亚太地区的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这是继1972年9月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公报以来两国关系史上又一新的里程碑。作为参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出台、签订全过程的韩念龙功不可没。

◆1974年11月1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首相官邸接见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

韩念龙与日本打交道的第三个回合再也没有风平浪静和波浪起伏了，完全属于惊涛骇浪。据中国古代史书记载，中国一直对钓鱼岛拥有领土权，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钓鱼岛及其领海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972年美国撤离琉球时，将钓鱼岛“行政管辖权”混合琉球“交给”日本，使日本实际非法管辖该岛。钓鱼岛争议由此而生。

1978年5月，日本政府把所谓《关于实行日韩大陆架协定的特别措施法》提交国会通过，继续采取侵犯中国主权的步骤。5月10日，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约见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正二，提出强烈抗议。他指出，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和南朝鲜当局背着中国在东海大陆架片面划定“共同开发区”的所谓“日韩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政府决不能同意。日本政府必须立即停止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日关系的行为，否则，必须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完全责任。韩念龙的军人风格、将军风采充分展现。日本政府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没敢轻举妄动。

韩念龙从1945年在新四军就与日本人打交道直到1980年，整整35年，为维护民族尊严，国家利益作出了突出贡献，也是将军外交生涯中的精彩一笔。

3、将军在中美交锋中成功打了一场硬仗

中美建交谈判是韩念龙从事外交工作以来的一场硬仗。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这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被打破，中美两国分别在华盛顿、北京设立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和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但中美两国并没有正式建交，双方都迫切需要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978年5月20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奉卡特总统之命来北京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北京，双方谈判桌上的都是一流团队：中方是外交部部长黄华、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章文晋；美方是伍德科克和出生在中国南京会讲一口流利汉语的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芮效俭。

1978年7月5日，中美双方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正式开始建交秘密谈判。中方代表是外交部部长黄华，美方代表是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

7月5日、7月14日、8月11日、9月15日、11月2日，双方举行了五轮谈判，基本上是各说各的，没有接触到建交中的实质问题。谈判中最大的难题是美国对台军售，美方明确表示打算中美建交后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但每次一提出这个问题，中方都坚决反对。

由于中美双方的立场尚有相当的距离，谈判进行得非常艰苦。经过努力，11月4日，伍德科克提出的一份中美建交公报草案，立场有了比较大的调整。但台湾问题仍然几乎是原地踏步。

12月4日，由于黄华外长生病休息，副外长韩念龙与伍德科克在外交部会议室继续举行中美建交谈判。

对于黄华外长因病缺席，韩念龙成为主谈，美国觉得不可思议。当年参加会谈的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芮效俭回忆说：“在这次会谈之前，美方得到通知，黄华生病了。黄华不会出席这次会谈，将由副外长韩念龙作为中方首席代表来与美方会谈。美方对此产生了疑惑，不知如何理解这一情况。因为美方并未收到中方回复，相反由副外长代替外长来谈，在他们看来这是降低谈判级别的行为，美方十分失望。”

12月4日重启谈判后，韩念龙交给伍德科克一份中方宣布关系正常化的声明草稿，其中只对之前美方的草稿做了稍许修改，并提出将1979年1月1日作为公布声明的最后期限。韩念龙明确地说，美方如果发表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中方不反对。

接着，韩念龙满面春风地说：“主任阁下，我荣幸地通知你，中国政府考虑了卡特总统的建议，赞同把1979年元旦作为中国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日期，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将在12月13日接见阁下。”

伍德科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请韩念龙复述一遍，才迅速地将这一重要消息传回美国，报告给卡特总统。卡特总统郑重发出邀请：“美国政府决定邀请邓小平阁下1979年1月访美。美国政府认为，已经到了对与中国建交作出最终决策的时候了。”

与韩念龙这次会谈中，伍德科克和芮效俭对黄华没有出席不再疑惑，认为中方的回复“基本上是积极的”，这是一个好现象，接下来要敲定一些细节。中美谈判僵局终于被打破。

12月1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伍德科克，伍德科克交给邓小平英文公报草稿。邓小平问，既然废除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为何还要一年时间才从台湾撤军？伍德科克解释说，根据条约规定，终止条约要提前一年通知对方。邓小平说，希望美国在此期间不要向台湾出售武器，否则“蒋经国就会翘尾巴，这将增加台湾海峡发生冲突的可能”。

在答复美国政府向中国高层领导人发出的访美邀请时，邓小平表示接受，明确称“我会前往”。

12月14日下午4时，按预定时间韩念龙陪同邓小平再次与伍德科克见面，当时伍德科克未收到华盛顿的最新指示。当晚9时，伍德科克收到华盛顿的指示后，又见邓小平，双方讨论了对联合公报措辞所做的一些微调，很快便达成一致。伍德科克向华盛顿报告说，会谈“进行得一帆风顺”，邓小平“十分高兴”。

◆1979年1月1日，邓小平在美国驻华联络处举行的招待会上和伍德科克庆祝中美建交。

但没想到第二天，事情出现了巨大变化。在美国右翼势力的干扰下，伍德科克在最后关头又提出新意见说：“我奉美国政府之命，希望贵方同意美国在暂停对台出售武器一年之后，仍保留出售武器的权利，尽管美国将尽可能加以克制。”

韩念龙表示：“中国方面对此坚决反对，没有商量的余地！”

伍德科克看到会谈陷入僵局，便提出建议说：“我对中方的态度理解，希望暂时搁置这一分歧。”

中美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是大局，不能因为枝节问题使中美外交关系的大局流产。韩念龙稍作思考说：“为了顾全大局，我同意暂时搁置分歧。”

会谈结束后，韩念龙马上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12月15日下午4时，伍德科克和芮效俭心情忐忑地到人民大会堂见邓小平。见面后，邓小平进一步对伍德科克阐述中国的态度：“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问题。如果美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设置障碍。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

听了邓小平的主张后，伍德科克仍然表达了美方在暂停对台出售武器一年之后会继续对台军售的立场。邓小平一听就怒了，用力拍打椅子扶手：“我们绝不会同意，绝对反对！”发了十分钟的火后，邓小平说，这实际上会阻止中国以合理的方式，通过与台湾对话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甚至“台湾问题将不可能和平解决，最终的选择就是动用武力”。

面对勃然大怒的邓小平，伍德科克和芮效俭甚至开始怀疑，他还会不会同意中美关系正常化？连珠炮一般地反对之后，邓小平停下来，看着伍德科克：“我们该怎么办？”当时，离预定发布建交公报的时间只剩十多个小时了。

伍德科克回答说：“最重要的是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因为那时一切都在变化，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在变化，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也在变化。我认为在关系正常化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会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支持中国的统一。我建议我们继续之前的协议。”

“同意吗？”伍德科克发问。

“好！”邓小平站起来，与伍德科克、芮效俭握了手，走了出去。由于韩念龙事先向邓小平汇报并提出了建议，邓小平心里明白，先建交，关于美售台武器再做坚决的斗争。千万不可耽误建交的时机，更不能贻误改革开放！邓小平下楼梯的时候，伍德科克如释重负，芮效俭也长出了一口气。

不过在《中美建交公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表述方面，双方再次出现分歧。中国希望美国不要公开提及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题，但卡特不能接受中方的这一提议，因为卡特政府终结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并撤出军队已经遭受国内不少批评，断不能结束对台军售。韩念龙协调并请示邓小平，最后邓小平表示，如果美国公开表示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方也将公开声明反对美国的这一做法。后来双方只得同意就这一问题各自做出相应声明。

经过努力，中美两国走出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一步，而这关键一步中，韩念龙做出相当的努力。

中美两国在共同努力下，克服了巨大障碍达成了妥协，于1978年12月15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公报》正式生效，中美正式建交。

中美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为东西方全面交流奠定了基础，国际大企业们蜂拥而至，争抢着来开拓中国这块庞大的市场，而中国也在这场世界经济浪潮中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使改革开放出现了新格局。

1983年9月，韩念龙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后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0年6月2日，韩念龙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奉献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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