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说城：特大城市的优势是不可替代的

葛剑雄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他是中国史、历史地理学、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尤其是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建树颇丰。

《葛剑雄说城》便是综合其多个领域的知识，对古今中外的城纵深剖析后的结果，书中有态度严肃、见解深刻的学术文章，也有文字轻松、色彩明亮的随笔，被认为是学术与散文的混搭。

地理这座舞台上，他用脚步丈量大地

77岁的葛剑雄每天的行程仍安排得满满的，经常是今天这个城市，明天又去了那个城市，他喜欢给各地的年轻人做各式演讲，分享自己学术和人生经历上的所知、所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这是他经常自励以及鼓励人的两句话。10月28日，在长沙，这两句话他再一次分享给了他的读者。

来长沙的前一天，葛剑雄在年轻人聚集的B站发布了认证账号为“葛剑雄教授”的第一条视频，视频中，他引用了其恩师谭其骧先生说过的一段话，“如果历史是一部演剧，那地理就是舞台。”

葛剑雄在地理这座舞台上，用脚步丈量大地，他的足迹遍布世界七大洲数十个国家，去过南极、北极、非洲乞力马扎罗山、西藏阿里……他爱各种尝试，买最贵的数码相机，购最新款的电脑，开最早一批的新能源汽车。

“‘行’包括社会实践，包括对社会的了解，包括做一些非常没有意义的事——但是在这中间，你可以真正理解社会、理解人生。”

葛剑雄现身说法地讲述了他年轻时候很意外地由教师向公安民警身份的转变，当时他在处理一件学生的刑事案件时和公安局有交流接触，一接触，对方就看上他了，让他到公安局协助办案。这一协助就是三年。“这三年抓犯人、押犯人、戴手铐、提审，怎么对付流氓、流氓的黑话这一套都学会了。”这些经历让他非常受用，也让他可以很骄傲地认为他的社会经验要比他的同龄人、比他的同行要丰富。

年轻时候就有的广泛的社会阅历和对社会深刻的认识，对他后来在历史地理、人口史等方面的研究很有帮助：“古代社会的一些事情我不了解，但我了解今天的社会。我就用对今天社会的了解来分析古代社会，很多时候我可以看透文字背后的内容。古今很多事情是相通、差不多的。”

对“行”的特别重视，让葛剑雄成为了一位非常接地气的学者。

“我一直告诫自己，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书呆子，就是那种完全从理念出发，脱离实际的书呆子；一种就是伪君子，为了自己的名利，一味奉承、讨好。”

因为不愿意做书呆子，身为复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他经常会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并发声，他也因此成为上海的参事、上海市政协常委以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因为不愿意做伪君子，他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认知去奉承和讨好——在他的新书《葛剑雄说城》中，他在一篇写杭州的文章中提到他从小就和杭州的一些渊源，杭州是他见过的第一座城市，但他直言，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杭州的人文资源与环境和南方其他省会城市相比已无优势可言；书中还提到他在杭州的各种场合都曾被问到“你到过国内外不少城市，你心中最好的是哪一座”，尽管有各种诱导，但他始终不作具体的回答，而是说“这要看用什么标准”，哪怕被直接问到是否认为杭州是人间天堂，他也坦率地回答：“在现代世界，已经找不到大家都认同的天堂……”

如何认识一座城市？

10月28日在长沙的分享，葛剑雄向读者坦承新书《葛剑雄说城》其实并不是他的新著，而是他过往写到与城市相关的文章以及与城市相关的学术演讲稿的汇编。葛剑雄的直率、真性情以及接地气深入到了他的文章和学术演讲中，因此，只要是对历史地理有些兴趣，就没必要被葛剑雄的一连串名头给吓到。这不是一部文字晦涩、说理艰深的著作。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城市出现的时间并不长。相对于乡村，城市的面积太过狭小，但它在近数十年吸引和收纳了绝大多数原本生长于乡村的年轻人，这个趋势还在继续。我们很多人都生活在城市里，享受着城市供给的一切便利和精彩。但是，我们真的了解城市吗？什么才是真正的城市？城市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城市经历过什么样的历史？相信很多人在问到时，都会蒙住。确实，我们身在城市中，是城市的一分子，但对城市缺少认知。

城市，曾是用城墙把人口、经济和规则围起来的一片土地。城市在生长，从郊区旧城到中心新区，从低矮平房到高楼大厦，从市井小巷到四衢八街，一座城市也是一部完整的历史，养育着原始居民也吸引着城外的人。城市里的人也在变化，出生、成长、离开又归来，城市的脉络和影像早已被烙进记忆里。

记忆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词汇，一旦和城市联系在一起，就让一些希望城市高速发展、更新迭代加快以至于恨不得把旧城、老城推倒重来的人颇为反感——在很多人眼里，城市是越新、越方便、越现代越好，为什么需要记忆？记忆什么？有什么用？为了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记忆而把它破破烂烂地堆在那里吗？这是很多人所不解的。

不解，也是因为对城市、尤其对城市的历史缺少认知。

如何认识一座城市？葛剑雄多次在他的新书分享会上告诉年轻读者，认识城市不仅要认识城市的“物”，也要认识城市的“人”。具体而言，认识古城，要看城市的遗址和文化，从公共设施观察城市是否宜居；认识现代城市，要看这个城市的概貌，包括标志性建筑、城市布局、道路网络、水系等；了解一座城的精神内核，要去具有代表性的公共场合接触城市里的人，如民居、商业服务中心、街头艺术聚集地等地点，观察城市人的精神风貌。

《葛剑雄说城》便是葛剑雄多年来认识城市、思考城市的产物，这是葛剑雄有关城市文化、城市发展、城市历史等论述的首次结集出版，全书分为城市品性、城纳百川、古城遗风、异域之城四个部分，内容涉及中国城市发展与变迁、城市的文化传承、现代城市的布局、上海的城市历史和建设、世界名城的实地考察记录等，文章既有学术性的严谨细致，又饱含葛剑雄个人对城市的特有体验和情感，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将一座座各有特色、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知识和见闻展现在我们面前。

年轻人选择城市应该考虑城市文化和移民的构成

《葛剑雄说城》虽然分了四个部分，且没有一个部分是以移民为主题，但前三个部分都有文章谈到了移民。这和葛剑雄是中国移民史研究权威有些关系，他曾主编七卷十册的《中国移民史》；更主要的一个原因，中国的城市，尤其是现当代的城市，城市中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土著，大量的农村人口在近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涌入了城市。

中国的城市发展史就是一部移民史。改革开放40多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最快速最剧烈的时期。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1162人，占63.89%，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城镇的人口45594万人，占总人口的36.09%。20年时间，农村和城市的人口占比就翻转调换了过来。

葛剑雄关于城市和移民的论述，也是记者特别想推介的，记者也是从农村移民到城市的一员，今天我们大多数城市人要么是移民一代，要么是移民二代或三代，几乎每个城市移民的占比都多于土著的占比。

葛剑雄分析移民与城市文化形成之间的机制：“如果缺乏强大的本土文化和其他有竞争力的移民群体，往往会出现某种外来文化取代本土文化的现象，成为简单的文化移植，难以形成新的都市文化。”

书中，葛剑雄以东北为例——19世纪后期以降，大批移民迁往东北。到20世纪前期，又以行政中心、交通枢纽、工厂矿山、商业中心为基础形成了一批大中城市。这些城市大多拔地而起，居民全部是外来移民，自然没有本土文化，“由于移民的来源单一，以山东人为主，且基本都是农民和底层贫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形成新的都市文化。”

葛剑雄认为多元、平等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应当是我们当今城市文化建设的实践纲要：“只有当移民拥有多元特征，又处于平等竞争的地位，本土的传统文化和少数群体的文化得到有效的保护，人口处于良性的流动状态，才能形成富有鲜明特色和创新活力、多元多样、兼容并包、自主自觉的都市文化”。

在中国，这样多元多样、兼容并包的城市，最典型的是葛剑雄工作和生活多年的上海，他认为今天上海城市文化的形成与多样化的移民群体有关：“尽管江浙移民占了多数，但来自广东、安徽、山东、湖北等地的移民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且在地域和行业分布上相对集中，拥有局部优势。外国移民既来自英、美、法等租界的拥有国，也有‘白俄’、犹太人那样高素质、富有凝聚力的特殊群体，还有欧洲、亚洲各国的侨民，都具有多元的特点。”

了解一个城市的移民构成、了解一个城市的文化，应该是年轻人选择城市就业和定居应该要考虑到的。单从这个意义来讲，《葛剑雄说城》这本书就有必要向更多年轻人推介。

对话

城市的规模、功能要根据需要不断调整

潇湘晨报：葛教授，您在长沙分享时，建议读者在国外城市尤其是知名古城旅游时，尽可能将其放在人类文明进程的宏观位置进行纵横观察对比，思索其对我们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能够产生什么启示。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但普通读者可能不知道该怎样去观察和对比，当我们抵达某个异域城市时，您觉得这个城市的哪些方面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葛剑雄：现在网络很发达，首先我们在去之前就可以想办法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背景，仅仅是到达了之后光我们的眼睛去看，我们是看不懂的。特别是那些各种文化交叉影响的城市，就更需要提前了解各种文化形成的背景。了解了它的历史背景之后，与这些历史相关的建筑、遗迹，我们就可以去看看。另外，我们可以看这个城市主要的街道网络以及它的地标性建筑，例如，欧洲大多数城市，一般会以市政广场或教堂为核心。一般来说，看了这些，我们基本能够读懂这座城市的一些大概。

作为普通游客，我觉得我们没必要拿别人的城市和我们的城市做专门的对比，每个地方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我们中国的城市，往往最开始只是行政中心，它首先突出的是政治功能，衙门、官方认可的寺庙，往往都是好一些的建筑，真正的民居，建筑都比较差，我们以前的城市还没有什么公共场所。这都是一些历史背景造成的。我们了解这些，一般来说就当作是增加知识、增加见闻就可以了。当然，专门研究就另当别论。毕竟每种文明、每种城市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不能互相替代的。

潇湘晨报：那些好的城市对普通城市有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葛剑雄：这当然。只是这种借鉴应该放在一定的环境里借鉴，而不是简单的比较孰好孰坏，孰优孰劣。希腊和古罗马，历史上有很多独立的城邦，它们不是大一统的，正因为这样，它们的城市有比较多的公共建筑、公共场所，方便开公民大会，才有斗兽场，等等。我们在借鉴的时候，也要找到它们本质的东西，而不是表面的照抄，就像我们有些城市动不动建个大剧院，而且是高标准的，这不仅基建成本高，而且往往找不到和它匹配的演出的人，你不能总是去国外请一些大的歌剧团来，请不起，另外，我们可能也没那么多高欣赏水平的人。哪些是我们值得借鉴吸取的呢？一些先进的观念，例如，城市要有比较多的、让更多公众用得上也能够维护得起的公共场所。

潇湘晨报：在人类的历史上，城市、尤其是现代城市出现的历史并不长，整体来说，城市对人类存在着巨大的吸引力，但，也有一些城市正在被逃离、被抛弃，一座城市的死和生，最关键的是什么？

葛剑雄：现在那些被逃离、变成空城的城市，基本是这座城市的功能已经不适合当下的需要了。这种现象不仅中国存在，欧美国家也有，例如美国的底特律。现在的城市，一般都依托一定的产业。当这个产业过时，当一些功能消失或遭到破坏，比如以旅游为支撑的城市，景观遭到破坏，它自然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城市要更新，要活下去，就要有新的产业。像东北的鹤岗等，本来就是工业城市、资源型城市，现在它没有煤了，也没别的新的产业，自然市民就要去别的地方。

当然，也不是说一个城市一定要有多元产业，但一定要有一个维持经济兴旺的产业。如果只是多元产业，但主要的那个产业衰落且找不到更替的，那这个城市也会衰落。

潇湘晨报：城市现在好像有越来越往大城市、特大城市发展的倾向。

葛剑雄：这是世界性的趋势。特大城市的优势是不可替代的。有很多企业，它需要很多其他配套企业支持，这在小城市、小地方是没办法做到的。所以，同样的企业，越是在大城市，它的经济效益越是最好的。还有一些，需求很小的行业，例如小语种的翻译，只有在特大城市才能生存，只有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这些城市才能生存，一般的省会城市都不会有什么需要。当然，特大城市也有它的缺点，例如通勤成本比较高。我们选择工作和生活的城市时，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并不是所有人的发展都需要去特大城市——就像我们退休的老人，就不需要居住在CBD（中央商务区），他把在CBD的房子置换到别的地方，养老的钱就足够了，很多发达国家的老人是这么做的。城市的规模、功能要根据需要不断调整，我们个人也要根据自己不同时期的需要做些调整，今天我在金融行业，当然住CBD更好，退休了就去郊区、就去城市边缘一点点的地方，那样生活会更好。

潇湘晨报：城市往大城市、特大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是否存在矛盾？

葛剑雄：我们要考虑怎样让农村变得更有吸引力。这不能靠口号，不能靠专家学者的鼓与呼，要看实际利益。现在有些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和海归，他们去了农村。他们去农村不是传统的种田，而是办高新农业，收入比在城里更高，人都是往高处走的，我们需要一些法律和契约保障乡村的这种吸引力。又比如说，有些地方的农村，宅基地开始可以长租，有些人为了好的居住环境，把家安到了乡下。我们的农村要这样吸引大家。我们谈乡村振兴，要依靠产业，不符合产业需求的农民被淘汰、进到城里是很正常的。我们以前有些观点，例如像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小城镇建设，现在看来就过时了，他当时提出的发展小城镇，是因为当时户口限制让农民进不了城，所以他提出小城镇建设，让农民离土不离乡。现在我们都知道，当然是大城市要比小城镇好。当然，我们现在把小城镇改成宜居的、养老休闲的小城市还是可以的，那就不需要大。如果是以工业产业为主的城市，当然也是往大城市发展要好。

有些人感慨古代的官员退休后回到乡村做乡贤，那是古代城市的吸引力和乡村没什么差别，甚至不如乡村，他在乡下建个庄园多舒服。但现在不一样，现在城市的医疗、购物、交通等都比乡村要好，不说老干部，普通人退休后也不愿意完全住在乡下，乡下的医疗能够保证吗？当然，将来我们成为富裕国家，城乡基本没有差别，乡村也有好的医疗、好的交通网络，如果说差别，也只是乡村的人口疏一些，人均居住面积大一些，绿化程度高一些。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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