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大理善书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成就其创作上的繁荣

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士绅以神道设教的方式，撰著了一批善书，它们是中国善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同其他善书一样，道德教化是其主要内容之一。书中的“救劫”内容及思想，体现了“以道为教，万教归儒”的宗教救度。

晚清民国时期，云南大理之所以出现了多种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的善书，具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当时整个社会和云南的时代背景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

其次，同善社的成立及在云南的传播、繁荣的大理善坛纷纷著书阐教、乡绅自治为善书编印和传播搭建了平台、外地善书文献的传入和影响这四个方面的因素对大理善书的撰著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类别

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绝大多数都是扶乩而著。宋光宇认为“现代善书则是近百年以扶乩而著的善书”，客观上指出了中国善书的另一来源是扶乩著。大理善书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

“扶乩”又称“扶鸾”，是指神灵借助人推动笔或者桃枝在沙盘上写字，一个人唱出神灵的旨意，再由旁边的人将旨意记录下来。通过如此方式著作刊行的书籍，又被称为“鸾书”。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就其实际应用和蕴含的意义而言，可分为道德教化、应缘、修炼典籍、精神需求四个类别。

一、道德教化

大理善书同其他善书一样，旨在劝善说教，重点用于道德教化。儒家的纲常伦纪是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评价的标尺，几乎所有的大理善书都在宣扬三纲五常、五伦八德。

如目前搜集到的资料中，最早的就是同治甲子年由洱源金丹山寺宗善坛乩生刊刻的《敦化归源》，强调了八德的重要性及其意义。

大理善书将儒家的纲常伦纪视为区分善恶的一个重要标准。悖逆儒家的纲常伦纪者，就是十恶不赦之徒，死后将堕入地狱，受尽百般折磨；恪守者，生前被敬为德高望重之大善人，死后可位列仙班，乐享逍遥。

并且用乩生游冥抄案来证明冥司判案并不以鬼神为主宰。因为鬼神是服从道德的，所以不会随意冤枉害人，而德重者自有鬼神钦。从这个意义而言，信神就要时刻保持道德之心。

二、应缘

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有相当数量的文献体现的是对外界情况的响应，即“应缘”，或“应赴”。这类善书主要运用于圣谕宣讲和科仪中。

宣讲圣谕主要用于代人荐亡祈福，就说明了善书已使用在科仪中。尤其较为突出的是晚清民国时期大理的洞经谈演中，部分经典的内容都是在宣扬五伦八德。

三、修炼

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中，多数文献都会谈到修炼的内容，强调的都是性命双修，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提高自身的道德修为。该书当属善书。只不过是劝人通过修炼来斩断恶根，羽化成仙，自可扶持世道人心。

四、精神需求

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主要蕴含着地方知识分子三个方面的精神需求：慈悲护生、对传统文化和自身地位的诉求、民族精神。

就此分类而言，说明善书并非只是“通俗读物”。如用于修炼的《玄门捷径》，内容就相对晦涩。用于应缘的善书，无论是圣谕宣讲还是科仪文本，都已不能用“通俗读物”来对其进行概括。

再从善书的创作来看，大理善书既承袭了传统善书的创作形式，又突破了明清善书创作的传统。游记类鸾书《洞冥宝记》和《蟠桃宴记》就开创了鸾书“对话式”和“章回体”的创作体例，对此后鸾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主要内容

一、宗教救度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除有大量道德教化的内容外，还有另一重要内容，就是同清朝后期的其他善书一样，都以“救劫”为主题，出现了诸多救劫经。

善书一般把自然灾害、瘟疫、以及战乱统称为“劫”，认为这是命定的天谴，“遭劫”意为遭到天罚。综观清末民初的善书，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写照，触目皆是。善书借诸神之口，宣扬上天之所以降劫，是因为欧风盛行，纲常伦纪破灭，礼崩乐坏，借以劫难来惩罚和警告世人。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救劫”内容及思想，是宗教救度的体现。大理士绅在其所撰的善书中，所采取道德救赎的途径，就是通过反求诸己，修心养性，重塑道德人格，下学上达，实现一种内在超越。

同时，他们也希望其他宗教能践行这样的道德救赎。大理士绅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能以儒家传统的道德来实现自修自救，实则体现了其“以道为教，万教归儒”的救度方式。

大理地处偏隅，普通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偏低，识文断字者不多，而当地士绅著书立说，是为求“善与人同”，希望“众善积成大善，善气弥纶”，以此重建地方的道德秩序。对此，圣谕宣讲是当时“劝善运动”的最好方式。

二、开坛阐教

要进行圣谕宣讲，必先设坛。因此，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中，有不少与善坛相关的内容，或详或略，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首先，善坛的立坛规矩和圣谕宣讲的坛规。

除了善坛的立坛规矩外，大理善书中还介绍了圣谕宣讲时的坛规。其次，一些善坛的开建历史、坛名及其意义。最后，善坛组织及相关人员职责。

总之，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既有道德劝善，又有大量有关地方善坛和当地圣谕宣讲的内容。然而，与宋、明、清经典善书明显不同的是，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中有不少的西学内容。

自鸦片战争后，西学大量传入中国，主要集中在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和西方政治理念两个方面，而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都介绍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其中较多的是近代西方科学。

并且，从当地士绅宣讲的圣谕来看，他们以神道设教的方式，在向当地民众推广道德教化的同时，也在对其进行科学知识的启蒙和普及，因此而成为大理善书的一个显著特征。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成书原因

一、近代云南社会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发生历史剧变的时期，也是西学东渐和中国文化开始转型的时期。一方面，自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裹挟着血雨腥风叩开中国的大门，中国战败而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输进大量的洋烟洋货。中国陷入全面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民族危机。

另一方面，西风劲吹，西学浩荡，西化盛行，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剧烈的冲击。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和儒士阶层，不仅身居丧权辱国之境，甚至还经历割辫更服之奇耻大辱，精神上受到种种西化带来的强烈震撼，深感传统文化陷入危机而力图进行捍卫。

云南也面临同样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内忧外患严重。先是“咸同滇变”，即咸丰同治年间，杜文秀领导的迤西回族联合其他各族人民，发动反清大起义，建立了与清王朝封建统治对峙18年的大理政权。

英国人占领缅甸、法国人占领越南以后，中国西南藩篱尽失，英法殖民者为进一步扩大资本主义市场，增加资本原始积累，他们对云南早已垂涎欲滴，企图利用大理政权来分裂中国。

大理政权同英法的接触中，开放了经济交流，互通有无，但在政治上则保持警惕性，并没有给英法可乘之机，英法代表团还遭到杜文秀的指责和警告。

尽管如此，英法殖民者仍通过教会传入、迫使清政府开放云南多处通商口岸、掠夺路权和矿产资源、修筑铁路等方式加紧对云南的入侵。凡此种种，一方面，加剧了云南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矛盾重重。这样的状况刺激了莘莘学子走出云南，走出国门，寻求救省救国之路。

另一方面，客观上加强了云南同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和铁路的修建，云南的交通状况得以很大的改善，不仅为对外贸易提供了方便，改变了云南传统的贸易方式和经济结构，而且也大大促进了西方科技文化在云南的传播。

二、成书“因缘”

上述近代云南社会的时代背景，对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内容的撰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除此之外，同善社的成立及在云南的传播、繁荣的大理善坛纷纷著书阐教、乡绅自治为善书的编印和传播搭建了平台、外地善书的传入和影响这四方面的因素。

不仅影响了大理善书形式和内容上的创作，各种类型的经典层出不穷，而且广为流传。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在各种因缘际会中，达到了创作上的巅峰。

晚清民国时期的云南大理出现了大批善书，并非偶然。整个国家和地方当时的社会背景、同善社的成立及在云南的传播、繁荣的大理善坛纷纷著书阐教、乡绅自治为善书的编印和传播搭建了平台、外地善书文献的传入和影响等因素决定了大理善书创作上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