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毛主席召见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

彼时主席有意让邓公接过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重任，于是便考问他：“我死了之后中国会是什么样？”

邓公闻言没有丝毫犹豫，用一贯直截了当的语气说出了内心的想法。

主席听完露出了笑容，满意地点了点头。

邓小平究竟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

这个问题的背后，主席又有着什么样的深意？

毛主席考问邓小平

彼时，已经73岁的周恩来总理仍然奋战在国务院工作一线。

在夜以继日的超负荷劳作下，总理的身体每况愈下，多次出现便血情况。

次年5月，周总理更是被查出患上了膀胱癌，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

毛主席多次叮嘱他：“注意休息，不可大意。”

但奈何当时中共中央缺少挑得起大梁的核心干部，周总理只能咬牙坚持。

后来在总理的推荐和宣传下，在江西修养的邓小平再次浮现中共中央领导们的眼前。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给毛主席写信，汇报了政治局关于“请邓小平同志复出”一事的会议结果。

大家一致同意邓公的归来。

最后，毛主席大笔一挥，在报告上写下了“同意”二字。

很快，已经年近七旬的邓公接到了中央的通知，要他尽快回到北京工作。

闻此消息邓公欣喜万分，几天后偕家人登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

有了邓小平的到来，周总理也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随即向中央政治局请了半个月的病假。

而另一边，刚到北京的邓小平就被委以重任，恢复了原本的国务院副总理职位，与叶剑英元帅共同统筹中央的日常工作。

同年3月下旬，周总理的身体稍有好转便会见了刚刚走马上任的邓公，正式将一系列工作转交给他。

即使离开了工作岗位三年之久，邓公处理起中央的一应事务还是井井有条，这让周总理很放心。

与此同时，毛主席对于邓公的表现同样很满意。

中共十大会议后，毛主席亲自召见了邓小平同志。

这表面上似乎只是一次老战友的会晤、上下级之间的工作交流，但实际上却是毛主席对邓公的一次考验。

毕竟当时的毛主席也已经是80岁的高龄，他必须要为中共中央下一任领导核心人选做打算。

显然，邓公就是他十分中意的一位人选。

在毛主席的书房中二人谈天说地，聊起了不少革命战争年代的往事。

忽然间，主席话锋一转问道：“等我死了之后，中国会是什么样？”

邓公闻言，并没有拖拖拉拉或是以其他话语搪塞主席，而是直截了当地回答道：“军队方面的问题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主席听后顿时笑了起来，英雄所见略同，邓公的回答与毛主席想到了一起。

自从1955年军改以来，各军区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调动，司令员们甚至没有怎么离开过自己的属地。

虽说这些都是从战争年代一路走来的功勋将领，对待党和人民也是绝对的忠诚。

但毛主席始终担心一旦自己去世，军队方面会出现一些不可控的问题。

况且，军队长时间没有变动，也容易出现消极因素，不利于战斗力的保持。

显然，高瞻远瞩的邓公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自那次谈话不久后，毛主席开始认真考虑起邓小平在军中任职、同时参与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可能性。

到了12月中旬，毛主席终于下定决心将邓小平同志任命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

没过多久，毛主席就军队问题再一次向邓公发问，显然是想征求他的处理意见。

那么，中共中央两代领导核心之间又有了怎样一次对话呢？

令二人放心不下的军队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邓公主持军改

一次工作会议过后，毛主席再次与邓公聊到了各大军区长时间没有任何变化的问题，问邓小平该怎么办？

这是一件颇为敏感的事情。

邓公没有作答，良久后起身走到主席跟前，将二人的茶杯调换了一下。

毛主席当下会心一笑，邓小平同志再次与主席想到了一起。

通过这次简短的会晤，主席也终于下定决心，要对各大军区司令员进行一次大调动，而主持这次调动工作的自然就是深谙主席意思的邓公。

1973年12月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此会议明面上是了解各部门工作情况，实际上却是主席在为他接下来的工作铺路。

“军委现在开会很少讨论军队方面的问题，过去的军队建制过去这么久了，也该做出调整了。我提议，先从各大军区司令员调动开始。”

紧接着，主席指着一旁的邓小平说道：“我请了一位军师过来，专门负责这件事。对于他的身份，相信你们也比较熟悉，是你们的老领导。”

在座的将领听闻是邓公主持此次调动工作，纷纷安下了心，大家对于他的工作风格非常了解，铁面无私、赏罚分明。

主席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才敢放心大胆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邓小平同志去做。

“不要怕犯错误，只要工作难免会有错误出现。”为鼓励邓公大胆开展工作，毛主席拍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

12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会议，毛主席接见了这些各自镇守一方的要员大将。

时隔多年再次与诸位老战友相见，大家都有些激动和感慨，主席更是挨个上前与之握手谈话。

“最近身体还好吗？”

“你是哪里的人来着？”

“井冈山上一起走下来的老兵不多喽。”

主席的一句句亲切问候让大家倍感温暖。

会议最后一个环节，是宣布各大军区调动安排。

周恩来总理从秘书手中接过花名册，看也不看直接点起将来。

“许世友、陈锡联、李德生...”

“到！”“到！”“到！”

一位位将军出列，周恩来总理宣布：“现在请主席宣布八大军区的司令员具体对调命令。”

这一任务又被主席交到了邓公的手上，邓小平接过花名册，开始将一项项对调安排布置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国共有十一大军区，没有进行调动的分别是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

这三个军区的战略位置相当重要，尤其是外国反华势力在我国西南边陲蠢蠢欲动的背景下，贸然换将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边防工作。

因此，中央政治局再三考虑之下，只对其余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了军事换防。

八大军区大换血

八位司令员之间到底该如何对调？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而从换防后的效果来看，显然邓小平同志对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量。

首先是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与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的对调。

韩先楚曾是解放军总部的副总参谋长，55年授勋仪式上被授予上将军衔，1957年正式出任福州军区司令员。

皮定钧，50年代就曾在福州军区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副司令员，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后来被调任为兰州军区司令员。

将这二人进行对调可谓是一举两得。

首先皮定钧本就在福建军区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调任后能够迅速展开工作。

彼时福建军区承担着对峙台湾岛国民党军队的重任，新司令员上任后快速熟悉、领导工作非常重要。

而对于韩先楚来说，自从出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以来，常年为两岸军事对峙所操劳，身体上也落下了不少疾病。

此行来到相对偏远、平静的兰州军区，正好可以好好休养一段时间。

到了80年代，韩先楚将军又被调往中央任职，进入军委委员会。

然而皮定钧将军却让人感到惋惜，1976年一次沿海前线视察中，皮将军的飞机失事，不幸以身殉职。

接下来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对调。

陈锡联将军建国后出任了新中国的炮兵总司令，在55年授勋时被授予上将军衔。

自从1959年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以来，在东北地区兢兢业业操持了13年之久。

李德生将军从1968年开始在南京担任副司令员，后来被调到中央担任政治部主任。

1970年北京军区改组，李德生走马上任，成为京畿地区的新任长官，担负着镇守京城的重任。

陈锡联、李德生二位将军的对调工作同样很顺利，因为二人当年同属二野，是知己知彼的老战友，关系本就非同一般。

沈阳军区与北京军区又相互毗邻，军事上的合作往来频繁，因此两人在新岗位上非常得心应手。

陈锡联来到北京后，紧接着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委员，充分显示了中共中央对陈将军的信任。

而李德生将军在沈阳军区却并没有待多久，他很快被调离工作一线，投身到祖国的国防教育事业中。

接下来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互调。

许世友将军在军界颇负盛名，55年出任南京军区司令官，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17年时间。

丁盛将军先后历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广州军区副司令，直到1968年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出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丁盛将军才接过广州军区司令员大旗。

南京与广州虽说距离较远，许世友与丁盛二人之间的交集也并不多。

但两人都是雷厉风行的性格，工作起来干净利落，因此南京军区与广州军区在军事风貌方面颇为相似。

所以二人的对调也几乎没有对工作产生太大影响，就像是仅仅换了一个工作场所而已。

最后是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的对调。

杨得志将军与同为上将的杨成武、杨勇并称“三杨”，革命战争年代打过无数硬仗、恶仗，55年授勋后走马上任济南军区司令员。

曾思玉将军先后历任沈阳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67年正式接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这二人可谓是老相识，早在战争年代曾思玉就是杨得志将军麾下的一员虎将，两人对彼此非常了解，工作交接起来也十分迅速。

杨将军来到武汉不久后，又被调到昆明军区，领导指挥了不久后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1980年开始回到中央工作，先后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

曾将军在济南也没有久待，他很快被调至南京军区，担任顾问工作。

这便是八大军区司令员的调动工作。

命令下达后，邓公专门做出指示，要求各将领尽快上任，随行工作人员不得超过10人。

回去后，大家随即按照邓公的命令进行了变动。

此举有力的保证了党中央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对当时的政治局面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

结语

在邓公的主持下，这次军界高层大变动顺利完成，毛主席和邓公担忧的潜在问题被妥善解决。

自那以后，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愈发信任，中共中央两代核心领导人之间的交接工作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