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讨伐西辽

新疆省内除了维吾尔人建立的高昌回鹘国，还有一个与之旗鼓相当的政权，那就是由哈剌契丹(“哈剌”的意思是“黑”，哈剌契丹又被称为黑契丹）建立的西辽帝国。哈剌契丹人的先祖，是与蒙古族有血缘关系的契丹人。自公元938年在北京建立都城；到公元1122年辽天祚帝北逃，长期定居中原的契丹人已经全盘接受了中原文明。

西辽政权的创建者耶律大石（本为辽国都统）被金人逐出北京城以后，率部西迁到天山以西的七河地区。当地居民的文化信仰与中原文化迥然相异，然而，他来到这里建国之后，却成功地使中原文化在这里扎下了根。

西辽国王称为菊尔汗（意思是“所有人的汗”），都城设在虎思斡耳朵（位于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楚河平原上的布拉纳城）。该国创建于公元1128年，灭亡于公元1211年（1218年）。雄心勃勃的成吉思汗打算驱部南下时，西辽帝国正值国运将终。

要解释该国衰亡的原因，需要提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露面的屈出律。乃蛮部被成吉思汗消灭后，西辽帝国的君王耶律直鲁古收容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屈出律，并且让他做了自己的女婿。从这一刻开始，耶律直鲁古的亡国之君命运就注定了。公元1211年，屈出律犯上作乱，生擒岳父，自立为王。从小就习惯了游牧生活的他，没有统治农耕文明的经验，登上帝位后一意孤行，派军队大肆毁灭当地的农业文明。

此外，他对摧毁当地人的精神文明也是不遗余力。屈出律本人是萨满教徒，也信奉聂斯脱利教，他的妻子是佛教徒。爱妻心切的他强迫当地人改信佛教，在每户人家都安排士兵予以监督，甚至虐杀和田地区的伊斯兰教首领。更为可怕的是，内乱丛生之际，他又主动招惹了宿敌蒙古人。

合儿鲁兀惕部本为西辽帝国的附属，首领是阿儿思兰汗；阿力麻里城（意为“苹果园”，在新疆霍城西北）原本也是西辽帝国的属地，位于伊犁河上游，首领名叫布扎尔。

公元1211年，忽必来率领的蒙古军队出现在七河地区的北部，看到邻人维吾尔的举动，阿儿思兰汗与布扎尔察觉了事态发展的苗头，也产生了投靠蒙古帝国之意。蒙古军班师时，阿儿思兰汗与布扎尔的儿子，一同陪忽必来来到了成吉思汗的营地，表示愿意归附。假如屈出律是明智的，他应该装作对此视而不见。然而，与蒙古人有国破家亡之仇的他，没有克制住满腔怒火，趁布扎尔打猎时将他生擒，送上了断头台。

布扎尔的孀妻临危不乱，指挥臣民击退了屈出律的入侵，派儿子速格纳黑请求成吉思汗出兵增援。眼睁睁看着领土辽阔的西辽帝国，落入仇敌屈出律之手而坐视不理，显然不是成吉思汗的作风。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派得力干将者别率部西征。

因为史料记载所限，我们无法得知远征军的具体行军路线，只能大致推测他们是先后经过高昌国、天山之后，才进入到西辽帝国境内。风尘仆仆的远征军，在阿力麻里城经过短暂的休整，沿着伊犁河而下，来到了西辽帝国的腹地，即七河地区。屈出律平素倒行逆施，致使民心大失。

在其他地方被视为灾星的蒙古军，在当地民众的眼里却成了从天而降的救星。当他们来到西辽帝国的都城虎思斡耳朵时，那里的老百姓主动开城相迎。蒙古军未到达之前，屈出律表现得不可一世，全然不将敌人放在眼里。大军压境之际，色厉内荏的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反抗之意，便仓皇逃离了栖身之地喀什城。当然，组织反抗也是无效的，当地居民都是穆斯林，不会对常日里胡作非为的他施以援手。

已成孤家寡人的屈出律逃出喀什城后，流窜到了公格尔山。公格尔山是帕米尔高原的最高峰，海拔7700米以上，空气稀薄，冰川陡立，人迹罕至。在这里藏身，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蒙古军并未因天险而停止追击的脚步，屈出律刚刚逃到海拔3000多米的撒里桓山谷，就成了追兵的刀下之鬼。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入驻喀什城的者别所作所为与屈出律完全相反，严禁部下进行任何劫掠活动；实行宗教宽容政策，打破对伊斯兰教的禁制。多年来生活在屈出律淫威之下的喀什城百姓，对蒙古军的到来极为欢迎。受屈出律之命负责监视平民百姓，不准他们信仰异教的士兵纷纷被杀。不过短短数日，西辽帝国就被蒙古军征服了。

功高者不赏，震主者身危。因为立下了赫赫战功，者别反而受到了成吉思汗的猜忌。使者见到他时，以王汗、塔阳汗、屈出律身丧国灭之事相告，并说明他们三人之所以最终身首异处，完全是因为自矜夸功而致。

事实上，成古思汗小看了忠心的者别，这样做纯属多此一举。战场上的者别身先士卒，不是为了裂土为王，而是为了弥补以前对成吉思汗造成的伤害——还没有归顺成吉思汗时，他射伤了成古思汗的战马。从将他由俘虏之身，擢升为统率万人的大将一事来看，成吉思汗并没有在意此事，但是者别一直将它记在心中。平定西辽帝国以后，他征集了1000匹和成吉思汗那匹受伤坐骑一模一样的战马，送到了蒙古草原上。

本文选自法国勒内·格鲁塞所著之《成吉思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