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苏轼与章惇的恩怨情仇（中）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年仅8岁的哲宗即位，英宗的皇后、神宗的太后、哲宗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滔滔摄政，形势再次逆转，旧党得势，新党没落，司马光、吕公著相继拜相，新法被全面废止，旧党对新党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和清洗。原本依附于新党的一些人，为了自保，重新站队。

有作风问题或财政问题的新党都被弹劾和流放了，朝堂上的旧党就剩章惇一人，他不为所动，不贬不去，仍然在朝堂上与旧党据理力争，指责司马光引进官员破坏程序正当性，与司马光就募役法当不当废的问题展开辩论。

高太后没有按正常流程，而是听从了身边几个太监的建议，把范纯仁、苏辙等五个旧党提拔到谏官的位置上。宋代的台谏权力很大，一旦提出弹劾，执政如果解释不清，就得下台。

按宋朝家法流程，应该是大臣提出台谏候选人，由皇帝（或太后）和执政大臣一起协商决定正式任命。

章惇看到台谏全部是旧党，自己身为执政，高太后也不来商量，就质问高太后：“太后您住在大内深宫，怎么知道这五个人可用？”高太后心里理亏，只好撒谎说：“这是大臣们举荐的。”

章惇接着说：“既然是大臣们举荐的，为什么不把举荐的大臣公布出来？”高太后在帘子后面，被憋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看到高太后脸上挂不住了，旧党等人对准章惇火力全开，口诛笔伐，苏辙更是连上三道奏折《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充当急先锋。

史书说，章惇在高太后帘前与保守派争论，多有不逊之词，“太皇太后怒其无礼，乃黜之”。

罪名的认定大有学问，高太后等人当然不能以坚守新法的理由罢黜章惇，尽管这是根本原因。于是，章惇便被加上“轻薄无礼”之类的罪名，被轰出了朝廷。

章惇初被罢免到汝州，因为这次贬谪大病一场。之后章惇乞求到扬州，方便照顾在杭州的87岁老父，却不被朝廷所允，其子章持亲书《为父惇辨冤状》鸣冤，时旧党的吕公著，范纯仁都因为仗义执言被贬，而作为好友的苏轼却不置一言。

此时的苏轼，“三入承明，四至九卿”。他先从常州改知登州，四个月后，就以礼部郎中之职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一年多的时间，他就从戴罪之身的从八品升到正三品，跃升了十二级官阶。真可谓青云直上。

章惇落难，苏轼虽没像弟弟那样落井下石，却也只是袖手旁观，没有救援。甚至当苏辙连章弹劾章惇，已经牵扯到人身攻击时，他也没有为章惇发一言。

我们该怎样理解他的沉默？即使理念不同，他也应当知道，好友章子厚没有一点利己的私心，他所做的一切更无关名声，只是对国家的满怀忠诚。之所以不发一言，也许是因为得罪不起高太后，得罪不起司马光，也不能跟自己弟弟苏辙翻脸吧。

不久章惇收到苏轼一封安慰信，除却前后虚文，中心意思也就不冷不热寥寥几句：“最终归隐田园，年轻时我们都有这个意愿。没想到，大哥您先归隐了，真是让我羡慕嫉妒恨啊。但是您已经入世太深，恐怕是人归心不归吧。”

经历太多沉浮的苏轼，可能早就萌生退意，也许觉得远离朝廷争端是很幸福的事。但对胸怀大志的章惇而言，这样虚无缥缈的话毫无价值。

章惇心中百感交集：“你弟弟苏辙弹劾我，你不肯替我说一句话也就算了，你现在还写信来对我冷嘲热讽。我一生的热脸蛋都贴你冷屁股了！罢了，罢了，这样的朋友就让他随风去吧。”

此后苏轼作《缴进沈起词头状》，公然指责章惇平定西南时“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招抚西南，平定五溪蛮，是章惇此前最得意的功绩。在熙宁年间苏轼还曾写诗称赞了此举。但如今却为了打击新党，倒戈相向，彻底否定了章惇的功绩，此间对章惇的打击可想而知。

在元祐党争时期，旧党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大肆攻击新党，一些过激的行为甚至让旧党中吕大防等元老都觉得迫害过甚，建议新旧两党“以平旧怨”。而苏轼却认为这种处事方式是懦弱无立场并极力反对。苏轼在新旧党争中不理性的态度以及“矫枉必过正”的行事方式，让他与章惇的友谊产生了极大的裂痕，也为他在绍圣年间的远谪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苏轼伤了章惇的心，那么在以后的“车盖亭诗案”中，老朋友的表现则是让他齿冷。

高太后垂帘后，新党的蔡确被罢宰相，出知陈州，次年，再贬安州。在安州游车盖亭的时候,他信笔写下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抒发游览的闲情。

诗却被与蔡确有过节的吴处厚所得。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与蔡确有隙。得到蔡确的诗他如获至宝，立刻将蔡确的诗上呈朝廷，说其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竟将贤德的高太后比做武则天，真的是大逆不道。

旧党官员立即加以发挥，肆意攻击，高太后怒不可遏，要将蔡确远贬新州。新州地处岭南，路途遥远，气候恶劣，被贬于此，等同于被判死刑。旧党的吕大防和刘挚也觉此举太过，就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主张改迁他处，而高太后却心意已决，竟然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身在旧党的范纯仁秉持正义，目光深远，向高太后力陈:“我大宋治政宜宽，不能够因为文字的暧昧不明就诛杀或者流放大臣。现在的举措应该为将来效法，把大臣远贬岭南绝不能从现在开始。以过重的刑罚来除恶，就如同用猛药治病，过犹不及啊。”

但最终竟还是不能制止。范纯仁遂对吕大防感叹说，岭南的流放之路从七十年前的丁谓以来，已经布满荆棘，我们重开此路，以后难免也会有这样的下场！

世人皆因爱重苏轼，所以只看到新党对苏轼兄弟的迫害，却不知道远贬官员到蛮荒之地的最先却是旧党人。毕竟“乌台诗案”，最后的处理，除了苏轼被贬黄州，并没有牵扯到更多的人，寥寥几个也只是象征性地罚铜了事。而到了“车盖亭诗案”的时候，旧党人对新党却是斩尽杀绝，除“恶”务尽。

据传蔡确被贬新州时，只有一个叫琵琶的爱妾相随，此外他还养了一只鹦鹉。这只鹦鹉善学人语，每当蔡确呼唤琵琶时，只要敲一下小钟，鹦鹉就会呼唤琵琶的名字。而到新州不久,琵琶就死于瘟疫，从此蔡确再也没有敲过小钟。一天，蔡确因事偶然将小钟击响，鹦鹉闻声，竟又呼琵琶的名字，蔡确忍不住内心悲痛，赋诗一首: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堪伤江汉水，同去不同归。

此后不久，蔡确郁郁成疾，殒命岭南。这就是史称“车盖亭诗案”的始末。

作为新党要员的章惇，也因此案受累，被一贬再贬，饱受颠沛之苦。而苏辙却乘着此案对新党的打击青云直上，最后位至副宰相。

苏轼原本已经厌倦了这些没有原则的相互倾轧，要么新党和旧党的东风西风，要么党内的你来我往。他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索性潇洒地挥一挥手，自请外放。爱重他的高太后就遂了他的心愿，准他去了杭州。

本来已经超然事外的他，是可以置此事而不理的，但他在临行前，竟给太后上了一道密札，来谈自己对此事的意见。在札子中，他竟满怀天真地给太后出了一个油滑的主意，请皇帝下旨治蔡确的重罪，然后太后再下旨赦免。这样既可以申明法纪，也可以显示太后的皇恩浩荡。

作为文坛大家的苏氏兄弟，作为“乌台诗案”的直接受害人，他们当然知道蔡确的诗是怎么回事，讥刺太后之意是完全扯淡。如果说苏辙罔顾事实的弹劾是出于党争的需要，要借此来打压新党，以伸张自己的终极正义。而苏轼这样的不辨是非，就实在说不过去，毕竟他也是这类冤案的受害者。

身为受害者，他自然深知这其中的痛苦，按道理也就应该痛恨这些为党争的胜利而不择手段的伎俩。而现在他不仅没有阻止这样的恶，相反还出了这样的一个馊主意。是出于报复的心理，要让新党也要尝尝自己曾经受过的苦呢？还是真的为皇家着想，替皇家解决难题呢？假若这个主意他是在为太后的声名着想，却又将皇帝置于何处呢？

无论是在做人之道还是为臣之道来说，这个主意都欠缺“诚心”。而眼里不揉沙子的章惇，当知道苏轼在此案中作为时，能做何想？

苏轼在其中的表现，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每一束光自有它的阴影。实际上这才是一个人真实的样子，有他豁达光明的一面，也有他软弱暧昧的一面。

此时所有的新党皆已被贬，新法皆已被废，北宋王朝在老迈的高太后摄政下吃起了神宗时期的老本，步入了历史的倒退。

司马光以私德论，的确是一等一的君子，论治史也是一顶一的大家。但就治国而言，就末免太夫子意气。王夫之说北宋灭亡由司马光开始，或许言重，但他确实并没有什么长远的治国之策，他所有的政见，只是建立在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上。

他贬斥新法，很多理由堪称奇葩，其中一个就是南人的狡猾。“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这样赤裸裸的地域歧视，他竟堂而皇之地当做变法不合理的一个依据。我虽是北人，亦不喜这样的腔调。

治边方面，当他要把熙河开边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十几年打出来的土地，拱手让给西夏，遭人质疑如果亡国怎么办时，他竟理直气壮地说“顺其自然，天不灭宋”！这样的话真的是让人瞠目结舌。

绍圣元年（1094年），高太后病故，16岁的宋哲宗开始亲政，从小对父亲宋神宗事业充满崇敬的的哲宗，对于新党有着天然的好感。在高太后临政时，旧党假借哲宗的名义废除新法，甚至阻扰哲宗亲政。因此哲宗对旧党一向持反感态度，而苏轼作为旧党中的中流砥柱，在元佑年间多次非议新法，暗讽神宗，在修《神宗实录》时为了旧党的正统性，不惜抹杀神宗的功绩，诋毁神宗的为政。毫无悬念，苏轼和章惇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反转。

被打压了8年的章惇回来了，而且宣麻拜相。回想起那些流放千里夜不能寐身心俱废之苦，回想起老父终老未及得见的骨肉分离之伤，回想起苦心经营的新法一夜被废郁郁而终的人生导师王安石，回想起大宋王朝止步不前蹉跎虚度的8年时光，此时此刻的章惇一定像小马哥那样，嘴里叼着牙签，心头在呐喊：“我等了八年，就是要等一个机会，我不想证明我有多了不起，我是要告诉大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我承受的痛苦，一定也要让我的敌人受回来！”

章惇在朝廷，依然坚持他的强硬作风。

他恢复了被司马光废除的熙宁、元丰新法，重新举起了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的旗帜。虽然最终不能救大宋于危亡，但他的努力，让北宋有了一次炫目的回光返照。

他大张旗鼓地推行新法，同时革除新法的弊病。比如青苗法在执行中，官员为了政绩，逼迫老百姓贷款。章惇则降低利息，同时规定，今后不把贷款任务作为官员的考核指标。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章惇为相的7年间，他没有像司马光当年对新法赶尽杀绝一样，对元祐时期的做法进行一刀切的否定。相反，他能够稍微放下党争和报复的不理性，实事求是地保留了元祐时期一些切实可行的法令。

当时，章惇向宋哲宗进呈新修订的法令。宋哲宗听到有些法令是元祐时期颁布的，大惑不解：“难道元祐敕令也有可取的吗？”章惇回答说：“取其善者。”

在边境问题上，他岂止强硬，简直是铁血铁腕。宋朝自永乐城之战惨败后，对西夏一直处于被动防守的局面。章惇重新制定军事政策，停止谈判、停供岁赐，主动出击。章惇的表兄章楶，是西北战场主要指挥官之一，他提出浅攻蚕食的战略，得到章惇的支持。兄弟二人，一相一将，配合默契，终于扭转了对西夏的战局。

章楶修筑了平夏城，扼住了西夏的咽喉。宋夏之间围绕平夏城展开决战，两场硬仗打下去，西夏军队被彻底打残，多位名将被斩杀，数万士兵被击毙，又有数万士兵被冻死。

西夏请来辽国调和。辽国要求停战，章惇不同意，说西夏必须来请罪才行。辽国调动大军压境，逼迫宋朝接受停战调解。

宋兵报告说有辽国人越过边境打水，怎么办？章惇下令：这是辽国在试探，一旦发现辽人过界，格杀勿论。僵持了一段时间，辽兵撤退，西夏派使者进京请罪求和。宋夏对峙中，宋朝从此牢牢掌握了主动权。

章惇的强硬，同样体现在他对政敌的铁腕打击和报复，这也是他被后人诟病最多的地方。王安石变法失败皆由高太后摄政司马光拜相始，章惇对这二人恨之入骨，即使死了也不能放过，奏请皇上废除高太后“宣仁太后”称号，言“元佑初年，老奸擅国”，幸皇太后、太妃都极力同章惇争辩，哲宗感悟，烧了章惇的奏疏。宦官郝随将此情形偷偷告知章惇和蔡卞，二人仍不放弃，次日仍坚持上奏，哲宗依旧不允，只得作罢。

追究司马光割地给西夏的罪责，剥夺司马光的追封，劝谏宋哲宗下诏掘墓鞭尸，以朋党的罪名驱逐旧党大臣，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等流放到岭南。文彦博由太师贬为太子少保，被贬官者共三十余人。

哲宗亲政的绍圣、元符时期，章惇独相，达到个人仕途的最高峰，而此时的苏轼则远谪岭南。

这时的章惇，原本有足够的权力去营救苏轼，修复两人的友情，但他没有做。相信此时他对苏轼的态度，除了失望，有的只是冷漠，因为冷漠，所以无情。不应有恨，因为恨也是一种感情。

但后来的史书笔记说，章惇是远谪苏轼的幕后黑手，这就言过其实了。后世之人总是将苏轼屡次遭贬归结到章惇，但是却刻意忽视了哲宗在这件事上的立场。苏轼被贬发生在绍圣元年四月十二日，而章惇被召为相已经是四月二十一日。而这一次的贬谪中也不仅仅只有苏轼一人，旧党中的吕大防，刘挚，范祖禹等人也在其中，均遭到连续贬谪，一直贬到山穷水恶的岭南。在高太后摄政期间，在朝大臣大多无视宋哲宗这个小皇帝的存在，让他心生怨恨。在自己亲政后，宋哲宗尽反高太后之政，实施了发泄式的报复行动。

当时有大臣询问宋哲宗，能否将旧党人从岭南调到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宋哲宗明确表示:绝不可以！

苏轼贬谪的日子过得如何呢，事实是无论过得好坏，嘴欠的这个老毛病是永远都不会改掉了。抵达惠州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在朋友圈展示了惠州人民扶老携幼、牵鸡溜狗在码头迎接他的盛况:“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哎呀，惠州这个地方好熟悉哦，怎么就像曾经来过一样，不然的话，怎么连这里的鸡和狗都认识我呢?”（惠州的鸡和狗表示一脸懵逼:亲，我们就是来凑个热闹，拜托你不要乱认朋友……）

接下来的是朋友圈各种秀，不能停:“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凉风习习，睡到自然醒）”；“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睡醒吃点荔枝，再来个慢跑五千步）”；“树暗草深人静处，卷簾依枕卧看山（北归无望，干脆在此盖房落户）”，房子依山傍水，坐可观风云变幻，卧可听涛声依旧……

苏轼与苏辙修家书一封:“……惠州市肆寥落，然日杀一羊。不敢与在官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骨间亦有微肉，煮熟热酒漉，随意用酒薄点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摘剔牙繁，如蟹螫逸味……”

日子虽困苦，但等集市杀了羊，不敢和当官的争买，买点肉少的脊骨也满足的很，还美滋滋的跟弟弟分享：“哎呀，你哥我怎么这么有才，发明的烤羊脊简直嗷嗷好吃……”

终于当“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句诗传到京城后，哲宗彻底怒了，一道圣旨把苏轼贬到儋州，在宋朝，流放海南仅仅比满门抄斩罪低一等。这下总该蔫了吧，结果再次让哲宗吐血三升。

苏轼在去海南的路上就发朋友圈@苏辙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兄弟，全宇宙都是咱的家，别怕！到了海南之后更是口无遮拦“我是玉堂仙，谪来海南村。”“年来万事足，所欠唯一死。”

苏轼的流放生涯真的如他的诗中讲的那么岁月静好吗，其实在惠州和儋州绝大部分时间他的日子相当苦逼，惠州政府三年来一直拖欠他的薪水，缺吃少穿是常态:“典衣做重九”，“落英亦可餐”，第三任妻子王朝云更是在惠州遇瘟疫而亡。

真实的心境，只能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才能窥得一斑:“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乃东坡之家风也。”

一封呈给官府的谢表中，言辞更是哀凄之至，不忍卒读：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痛苦绝望之情可谓溢于言表。

是的，苏轼旷达的诗篇有多精彩，背后的痛苦就有多厚重。旷达是痛苦之后的开悟，没有痛苦，何须旷达？

就在人们以为章惇和苏轼都会以各自这种状态度完余生时，进度条告诉大家:没这么简单！历史的小手就是这么喜欢翻云覆雨，人生的编剧不肯就此了了谢幕，苏轼和章惇的命运又迎来了最后一次反转。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英年早逝，向太后召临众臣商议立储，章惇起初想立简王赵似，但向太后坚持立端王赵拮，曾布、蔡卞等人都附议，章惇只得召端王入宫，章惇见到端王后，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但曾布厉声说：“章惇，听皇太后安排。”储君之议最终确定，章惇没能挡得住端王登基，章惇请求向太后同权处分。

这是章惇最精准的一次预言，端王就是以后的宋徽宗，北宋就是败亡在他手上。

后边的事情就有些耐人寻味了。同年五月，宋徽宗以章惇为特进，封为申国公，拜山陵使。章惇请求去职，徽宗不允许。章惇护送哲宗灵车，途中突遇大雨，灵车陷于泥沼，过了一宿，才走出来。言官就此事弹劾章惇不恭，陈瓘趁机请求罢免章惇，并进一步商议对他的刑罚。

九月，章惇五次上表，请求免去政事，圣诏不允。章惇从小道出去，居于僧舍。第二天，再次上表，宋徽宗仍不允许，派中使跟随看管，章惇再次从小道出去。 宋徽宗对辅臣说：“我如此对待章惇，各方面都考虑到了，礼貌可以说是尊敬到了极致。”众人说：“恩礼的确过厚。”徽宗遂罢免章惇的特进，出授越州知州。

陈瓘等人认为责罚太轻，再上章弹劾章惇，经此弹劾，章惇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于潭州安置。

徽宗如果只是装装样子以表自己对旧朝大臣的仁义之心，又何必如此三番的数次折腾，不嫌麻烦吗？更像是章惇心硬如铁，对党争的相互倾轧以及文人相轻的常态已彻底厌倦，对富国强兵的远大理想已感力不从心，不然怎么会立家规让子孙后代不要入朝为官，奋斗了大半辈子到最后却发现自己的奋斗一文不值，这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决绝？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谏官任伯雨八次上章弹劾章惇，宋徽宗不理。陈瓘、陈次升等人再次极言此事，任伯雨称章惇有谋反之心，轻视徽宗，想追废宣仁太后。于是，宋徽宗再贬章惇为雷州司户参军。其子章援上奏时，徽宗颇称其孝，略有哀怜之意。但经曾布请求，徽宗又下诏：章惇亲子孙，允许在外指定差遣，不得总是到京师及上章疏。

同年，苏轼获释北归。几番风波几番雨，历尽劫波的二人或许有了新的感悟，都对这段友情开始了反思。苏轼北归途中主动给章惇的女婿写了一封信:

“子厚(章惇)得雷(州)，闻之惊叹弥日。海康（即雷州）地虽远，无甚瘴。舍弟(苏辙)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太夫人指章惇的母亲）”

听说章惇被贬雷州，苏轼居然没有仰天大笑也没有拍手称快，而是吃惊了好几天。当他认真地问自己如今如何看待这个老朋友的时候，内心定是五味杂陈吧。

他想到最多的必定不是对方带给自己的苦，更大可能会是两个人曾经一起煮酒论诗，临险书壁，击石震虎的青春时光，想起自己身陷囹圄之时，对方义无反顾伸出的那双手……

是的，他发现，想起那个既曾深深相知，也曾无情伤害过自己的老朋友，心中浮现最多的却依然是他曾经带给自己的温暖和感动，听到关于他的坏消息，第一反应还是会忍不住为他而担忧……

流放千里之苦，骨肉分离之伤，再也没有谁比自己更有体会了，所以他首先想到章惇的老母亲一定深受打击，连忙去信说那里风土人情不恶，望老者安心。

北返至镇江时，苏轼收到章惇儿子章援的来信，而后回信如下: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我和你老爸是四十多年的好朋友，虽然中间出了点小矛盾，并不影响交情，过去的事还提它干啥，咱们只论将来……

后面又絮絮叨叨讲了一些雷州生活指南，提供了一些常用药方，最后还倒贴赠送了自己的海外大作《续养生论》，指导章惇保养身体……

不过相比这封信，每每更令人为之动容的却还是苏轼最早写给章惇女婿的信，因为按照苏轼的胸襟和品性，章惇儿子主动向其求情他作出宽容的回应实为大概率事件，可是给章惇女婿的信不一样，那是他得知章惇落难之后第一时间自主自发的问候，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关怀和唏嘘，最能展现他依然视章惇为友的心迹……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如今能为你做的也只有这些了，此生或许没有机会再见，但我会记住你曾经对我的好。就这样吧，我的老朋友，愿你此去安好。

章惇读了苏轼的信，不知会作何感想。那些游山玩水、高谈阔论的日子，那些相互砥砺、同舟共济的日子，那些政坛纷争、反目成仇的日子，恍如昨日，却都一去不复返了。

一对老朋友，两个白发人，四十余年的恩恩怨怨，随着这一封书信，画上了句号。

苏轼在给章援回信后一个多月，病逝于常州。五年后章惇客死湖州。

两人“共将诗酒狎樵渔”的约定，终于化为烟云，就如苏轼所言：“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再强的人，也逃不出命运的翻云覆雨手。章惇与苏轼被裹挟在时代的浪潮之中，进退身不由己，恩怨情非得已，也只能随之浮浮沉沉。

回望两人的相交，很难说孰是孰非，人生在世多有无奈，兄弟陌路，至交割席也只是寻常，各有立场自然也就无关对错，但千年之后重读两人的交际，却依旧令人不胜唏嘘。

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崇宁三年（1104年），他们殊途同归，一起被徽宗朝权相蔡京列入“元祐党籍”，成了所谓的“元祐奸党”。

章惇死后数年，他才得到朝廷追认，被追封为魏国公，而苏轼则被打入另册。但北宋灭亡后，两人身后的命运再次反转。

章惇被当成了奸臣，宋高宗追贬章惇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子孙不得仕于朝”。苏轼则成了宋高宗、宋孝宗十分喜爱的“苏文忠公”。这种历史定位一直延续到现在。

苏轼作为散文八大家之一的一代文豪，流传千古，而章惇至今却不为人所知，更被史书列入《宋史·奸人传》，蒙冤9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