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粮糜子酒的历史渊源系列篇 历史篇

一、山粮糜子酒的历史渊源

木垒有着深厚的人文土壤和悠久的历史。据权威考认定，至少在一万年前，木垒河畔就有原始人居住，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四道沟古人类遗址证明在四道沟就有原始人类在这一带畜牧狩猎，活动。东城镇的四道沟氏族公社遗址反映的人类生活方式大约是四千年以前战国到西周时期；出土的石雕男性生殖器反映的是那个时期人类对生命繁衍的祈盼；北塔山神秘的石球阵和与她接壤的蒙古国戈壁阿尔泰省、新疆青河县的鹿石甚至独目人岩刻无不印证着这个地域是远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自古以来，栖息生活在木垒大地上的各民族就充满自信、追求自尊自强，这种自信大量体现在各种久远的神话传说、岩画凿镌、经典古籍、历史故事、文化村落和文艺作品之中。这些文化元素记载了木垒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也进一步证明，从上古时代至今，在这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的人群，一次次完成了人类的历史蜕变，从原始氏族部落过渡到现代的工业化文明。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山梁糜子酒通过漫长的历史酝酿自然应运而生。酒是一种食品饮料，但酒又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记载。酿酒业的兴衰记录了一个农耕古国边塞地区的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木垒的山粮糜子酒的前世今生自然也就是对木垒这块古老而神奇土地历史文化的解读。山粮糜子酒的问世与历代中央王朝对木垒的移民屯田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木垒旱地山粮糜子酒是历代中央王朝移民屯田的历史产物。

（一）山粮糜子酒的历史脉络

1、西汉时期至清王朝时期木垒县与中央王朝的关系

在西汉时期，今天的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属车师六国之一的蒲类后国。唐代为蒲类县，属北庭都护府所辖，回鹘入西域后，木垒被并入高昌国，宋代木垒仍归属高昌国。13世纪初，木垒为蒙古和硕特部游牧地，当和硕特部迁入青海后，木垒又成为准格尔部游牧地。清代正式定名“穆垒”，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建筑木垒城，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设奇台县治，为奇台所辖。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木垒设县佐，民国十九年（1930年），木垒正式建县。1949年中国共产党主政木垒，1964年成立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历代王朝以军屯、民屯、犯屯形式的屯田开发，对木垒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核心目标就是“屯垦戍边”。由于从汉唐元明清历朝坚持延续了经略西域新疆的战略的连续性，“屯垦戍边”不放松，从政治军事战略层面上讲，不仅保卫了祖国边疆，稳定了天山以北的局势，加强了天山北坡地区与中原的经济交流，促进了木垒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个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为固土稳疆、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历史上的木垒在《汉书》中记载，“单于大臣皆曰，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后汉书》记载：“蒲类后国，庐帐而局，逐水草，颇知田作，有牛马，骆驼，羊畜，能做弓矢，国出好马”。汉昭帝时，汉王朝将汉中及各郡免刑罪犯流放到蒲类后国屯田，在蒲类后国修筑城垒，设置关卡，稽查来往行旅，以保护古丝绸之路新北道的安全和畅通。唐代木垒称蒲类县。天宝年间，唐朝政权恢复汉代旧制，在木垒重设西域校尉，开田不计其数，囤积廪溢。由于新开丝绸之路新北道而使偏于一隅的木垒一度成为了从地处丝绸之路新北道的重要驿站，军事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成为历代各种政治力量和兵家必争之地。元代没木垒为回鹘属地。公元1219年，元太祖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路过独山城（今木垒县东南破城子），见空无一人，遂问随行的维吾尔族将军哈剌亦哈赤北鲁：此城何也？对曰：独山城，往岁大饥，民皆流移之它所。然此地当北来要冲，宜耕种以为备。臣昔在时有六十户愿移居此。于是，成吉思汗令哈剌亦哈赤北鲁及其子月多失野纳佩金符到唆里迷国（今焉耆）招募六十户到此耕种。六年后，元太祖归来，见到了“田野垦辟，民物富庶”的景象，格外高兴，遂问哈刺亦哈赤北鲁现在何处。当得知哈刺亦哈赤北鲁已经去世时，成吉思汗禁不住潸然泪下，遂封其子月朵失野纳为都督兼独山城的达鲁花赤(蒙语，意为守城官)。在月朵失野纳的治理下，独山城又恢复了昔日的繁荣。

元朝灭亡之后，又因战乱频仍灾荒连连,弄得民不聊生，独山城里的百姓纷纷背井离乡外出逃难，独山城也随之毁于兵燹。蒙古大军途径木垒驻扎，遂把一种像谷类的种子带到了木垒，在这种作物就是我们今天讲糜子,又称黍、稷、禾祭 和糜。这种作物生育期短，耐旱、耐瘠薄，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尤其在晋北和蒙古种植较多。据历史记载，“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当年率蒙古铁骑踏遍欧洲平原时，其将士所带食品就是牛肉干、马肉干和这种携带方便的糜子干粮。由于糜子不仅作为方便食品便于携带，而且具有很好的药用价值，使得蒙古大军的将士虽战事辛苦，但因以糜子做辅食将士们每天食用不生疾病，个个身壮如牛。另外，糜子当时也是蒙古大军战马的主要马料。在成吉思汗驻军木垒期间，一些军士偷偷拿出一些糜子马料作为稀奇与当地老百姓易货，自此糜子传入了木垒，也就为以后的糜子白酒的诞生埋下了种子。有了糜子才会有糜子酒。

木垒所在的丝绸之路北新道开辟的时间在西汉末年。丝绸之路北新道的开辟，进一步拓展了木垒与内地的经济往来和互市贸易的规模。在这条线上，既有本地的胡商，也有出关贸易的内地商人。经木垒所在的丝绸之路新北道输入到内地的商品主要有牲畜、畜产品、中药材、香料、玉石等，还有新疆的坎儿井灌溉技术、优质的苜蓿草、等也随之传入内地。内地输入的商品主要有丝织品、铜镜、漆器、茶叶等。随着屯垦军民进入新疆木垒，内地的铁锄、铁锹、铁镰、铁犁铧等农具、木耙、木叉等打场用具，石確石磨等粮食加工用具、牛耕、沟垄栽培、中耕除草、代田法、耦耕等耕作技术都随之传入，木垒大量的出土文物已经证明了这个历史事实。在 木垒屯田的汉族军民，他们在内地原籍大都是农业生产者，拥有内地先进的的种植技术和自身经验，他们根据当地的气候、土质等生产特点相，进一步优化耕地规程，大幅度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千年之后，康乾盛世新疆酿酒业的发展和生产力提升做了可观的的历史积淀。隋唐时期，内地先进文化和技术通过丝绸之路新北道连续不断传入西域，尤其是内地的各类酒类，随着内地王朝在西域的政治经济活动，以“葡萄美酒夜光杯”为代表的中原酒文化现象对西域人文社会不断渗透影响，各种美酒在各种场合悉数登场。酒文化的传入毋庸置疑为以后新疆酒业的兴起起了传播引领推动的作用。毫无疑问，木垒旱地山梁糜子酒在后来的问世也与隋唐酒文化的传入，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汉唐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经略，除了强化政治军事的管辖，其次就是对西域农业的开发，主要形式采取屯田戍边亦兵亦戍，从此拉开了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序幕。清代西域酒业的兴起，是之前历代王朝所做的物质积垫。公元1403年，明朝永乐初年陈诚持节考察西域时，所著《西域番国志》中说西域一带“间食米面，稀有蔬菜，小酿酒醴”，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2、清王朝对新疆的经略

较之以前各王朝，清朝政府在木垒的屯田具有时间长、范围广、人数多、种类全等特点。(《清高宗实录》卷六七三)后又规定：“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一员……节制南北两路，统辖外夷部落，操阅营伍，广辟屯田。”(《新疆识略》卷二)这样，伊犁将军成为清朝官方在新疆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受权总揽全疆军政事务。清朝制定 了统一新疆与开发的总方针，这个方针主要内容是稳定边疆、屯田开发、以边养边，军政经济并举。这一时期，北疆农作物种类以小麦为主，其次有糜、粟、大麦、豌豆、青稞、胡麻等。《清高宗实录》卷六七三 记载证明：清朝政府从雍正帝开始，主政经略新疆的大政方针已经十分明晰。清政府从“以汉化夷”、“因俗而治”的多元化的治疆制度转向新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行省制度，使国家强化了对新疆的管理。同时，国家在治疆方略的选择上与时俱进，由固边、稳边向兴边、强边过渡，在天山北坡大规进行移民屯田开发，减少西域军政对中央财政支付军费、军粮的压力，使屯垦戍边的军队屯民有能力、有实力主动应对西北边疆的安全危机，以维护西域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这是行之有效的明智之举。

公元1716年，清王朝在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后，效仿汉唐西域屯田之举，在巴里坤、木垒、奇台等地遍设军屯营地，广收粮草以资军马。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公元1716年）康熙帝指示，巴尔库尔（今巴里坤），都尔博勒尔金（木垒县东南），哈喇乌苏（今木垒大石头乡）及西吉尔俱可耕种。应各令派人耕种，给予口粮、牛种。这是清军在木垒的最早军屯。乾隆年间，清朝政府了解到木垒“土沃泉滋、阡陌广袤、地势险要、兼可屯种”，于是募人大开阡陌，自此，木垒成为了清朝政府的主要屯田区。主要以民屯、军屯为主，其次也有部分犯屯。

“到屯即有房间栖止，又有口粮度日，得领地亩、农具、马匹；籽种，尽力田亩，不致周章”(《朱批屯垦》，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二日，索诺木策凌折)，公元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移民派拨张掖县户民一千一百七十三口，分别安排在巴里坤、木垒、奇台、东吉尔玛台（今西吉尔镇，也是山粮糜子酒原产地）屯田；公元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移民一百五十户凡五百四十二口到木垒等处屯田；公元1769年（乾隆三十三年）, 再次移张掖户民一百户赴木垒等处屯田，凡四百七十四口，。从公元1767-----1769年三年当中从甘肃张掖县招募五百五十户共两千一百八十九人来木垒屯田。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自东吉尔玛台到特纳格尔（今阜康市）计可垦田百万余亩，安插民户两千七百余户。

公元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陕甘总督明山奉命会勘木垒，一路安插民户屯田，自东吉尔玛台至特纳格尔先安十一堡，开垦四万余亩。第二次木垒军屯开始于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岳钟琪率军驻扎木垒，上奏说木垒地势险要兼可耕种，清政府决定从绿营兵丁内拣选两万名士兵遣往，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军屯士兵撤离，木垒第二次军屯中断。公元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陕甘总督奏准，在西安与安西肃州等地招募耕种，请选派守备，千把四员，抽拨兵丁二百名，携带牛具、籽种前往木垒及时耕种。当年种二千二百四十亩地，收获小麦、糜子、青稞豌豆等一千六百石。公元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除本年原派兵二百名外，又派兵三百名，总共五百名屯田兵种地一万亩。公元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木垒军屯被民屯代替。

木垒是清代在新疆最早建立的屯田区之一，屯田区基本都在驿道沿线。驿道沿线不断涌现民聚村落，有的村落已经具备市镇雏形。交通的通畅，来自内地或本地的商家大户，不断地将内地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新疆，当地商家也将当地的的土特产运往内地，同时内地先进的生产工艺技术也通过各种渠道传进了木垒包括以西的丝绸之路之路沿线各城镇村落。在清王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在西征的清军出关时，军中有能力者多携带本乡商人随军，被称之为“赶大营”，这些商人以平、津、晋为主。另外，在平定新疆叛乱的清军中有陕甘晋湘兵士，战争结束后留在新疆进行军屯或民屯，还有相当晋籍士兵留在新疆从商，其中不乏晋北高原的会酿酒的士兵。

从清初到民国，巴里坤、木垒、奇台、吉木萨尔、阜康的移民基本以陕甘晋籍人为主体，通过移民，把内地的生产技术包括酿酒业在内技术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了天山北坡。从乾隆时期始，新疆北疆地区酒产业相当兴盛，与当时朝廷平定叛乱后，社会稳定、民族和谐、生产力发展有着直接的原因。经过清王朝几代的屯垦经营，至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由于农业土地资源的规模开发，使木垒经济发展，人口增殖，居民过万，市廛极盛。山西、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商品聚于此地，蒙古诸盟也有大量商业驼队次第进入木垒进行各类商业活动。据清末新疆商会档案统计，经木垒的驼运货物量每年大约为两千担到四千担左右，往来于木垒线上的骆驼大约有两千峰。这时，木垒已成为“西口外”逐渐繁荣的边陲小镇。当年，木垒的托运经营者主要以“山西帮”、“天津帮”为主，间或已有从蒙古、阿拉善、归化城而来的甘肃蒙古商人。木垒因地处天山北道丝绸之路“穷八站”之尾、“富八站”之首交界处，木垒一度成为当时北疆的一大聚落商阜集散地。这里有客栈旅店、驼队及车马店、酒馆肉铺、还有蔬菜上市。木垒史上汉族屯民开饭馆，酒肉是两大待客必需品，而水酒则以当地的户儿家小作坊酿制的“糜子酒”为主，间或还备有外地烧酒。由于木垒地处“穷八站”之尾“富八站”之首，“市廛极盛、居民近万”对白酒的消费需求量年甚一年，地产烧酒糜子酒产量逐年增加。对于酒的认知，人们从历史上到现在，总有信任地产酒的情结，这是人们对小作坊老板信任有加，最主要的是对老板知根知底，酿出来的酒也和木垒人的人品一样，实实在在不存假。正是基于这种信守的不变，才是木垒糜子酒能够乃至历史的寂寞，朴实无华，代代相传。

天山是世界干旱区独具特色的山系，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高海拔，拦截了西风气流，形成了丰沛的山区降水，是中国干旱区中的湿岛。

木垒地处天山东段，地广人稀，植被完好，土质肥沃，沿山逆温带冬暖夏凉，适宜喜凉农作物生长。以丘陵旱田为主的旱作农业，耕种成本低，收益颇丰。从东部博斯坦、白杨河到英格堡大片土地，春季一般开犁时间迟（在阳历三月底至四月初之间），大片土地来不及种夏粮（小麦豆类等），“谷雨”之后，只能种秋粮（糜子、谷子、荞麦、青稞等），只有按照当地气候特点耕种才能获得好的收成。虽然天山区被气象学家称之为“中国干旱区中的湿岛”，但这只是相对于干旱区而言，“丰沛的山区降水”并不是一贯的。中国气象学家曾利用采集自东天山木垒南部山区两个采样本点的云杉样本，建立了树轮宽度区域复合年表。据树轮宽度与气候要素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过去的二百八十一年，上年八月至当年六月的降水量变化序列，这一时期（公元1742年---公元1974年）的木垒地区有五个偏干阶段和四个偏湿阶段。也就是说，相对于木垒所处的东天山，没有冰川,不能大量补给地下水和地表径流，有限的地表径流只是靠各沟岔泉眼水汇集而成，这一地貌特征决定了木垒是“雨养农业”的气候特征，降雨相对西部天山明显要少，半干旱的丘陵地带十分适合糜子这一农作物的生长。

糜子，原名:稷、黍，禾本科、黍属一年生草本第二禾谷类作物。糜子生育期短，根系发达，耐旱、耐瘠薄，适应干旱气候和地理环境，能够高效利用土壤水分和自然降水。一般来讲，木垒地区开犁迟下雪早，这就是为什么木垒地区糜子播种面积较大的原因。历史上，木垒丘陵地带粮食产量“秋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岁丰年景，细粮充裕，“秋田”所产的粗粮只能用作辅食和饲料所用。木垒屯田区地多人少，粮食相对于其他地区较为充足充足，特别是大量囤积的旱地糜子的储存令那些种粮大户犯愁，有限的粮仓无法解决储存，只能选择地势干燥不易凹水的地方挖窖埋储。当时的条件无法从技术上解决虫龁鼠伤的危害，每年糜子青稞浪费惊人。木垒屯垦区特殊的气候和农业耕作时间，以及糜子、谷子、青稞、荞麦的剩余，客观上为旱地山梁糜子酒的诞生创造了历史条件。选择一个解决糜子青稞处理的路子是屯田区军民的重大事情。一些山西、甘肃屯民在内地家庭小作坊酿酒技术派上了用场，虽然酿酒用的主要原料不是高粱小麦为主，而以糜子代替，但还是采用内地烧酒生产工艺，通过无数次的试验，再加上古城子烧坊酒大师的指点，人们从未听说过的糜子烧酒也就悄然问世了。但是，客观的条件的具备，并不意味着糜子烧酒业就会得到发展，糜子烧酒属于酿酒行业，自然与中国白酒业发展受到统治者执政理念的掣肘。中国历代王朝大多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酿酒产业亦是国家“抑商”政策的范畴，其发展一直受到国家政策制约。诚然，自然经济形态下的酿酒业的兴衰也与朝廷的粮食政策和农业粮食的丰歉有关，山梁糜子酒成长的过程亦是如此。

历代王朝以军屯、民屯、犯屯形式对木垒地区进行屯田开发，这种开发对木垒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央王朝对木垒的屯田开发与对西域地区的屯田开发目标是一致的，其核心就是“屯垦戍边”。由于从汉唐元明清历朝坚持延续了经略西域新疆的战略的连续性，“屯垦戍边”不放松，从政治军事战略层面上讲，不仅保卫了祖国边疆，稳定了天山以北的局势，加强了天山北坡地区与中原的经济交流，促进了木垒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个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为固土稳疆、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天山北坡阡陌开发同时也促进了木垒种植业的发展，秋粮糜子的充裕，秋粮糜子的转换是木垒原始自然生产力客观发展的必然。（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