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 文盲妈妈：人生围城和孩子的文化苦旅

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有约1.8亿的文盲人口，文盲率达15.8%，在大力发展教育的时代命题和扫盲行动的持续努力下，2020年的文盲率下降至2.67%。

文盲人口数量在逐年下降，爱菊和子英却依然是逐年下降的数字中的两个单位。文化的土壤并没有真正滋润到这些疲于奔命的县城人物。她们一直未能在文盲身份中脱身，她们的生命承受了母亲和文盲双重身份带来的无法言说。

当社交媒体闯进文盲妈妈的世界，那些优秀的育儿范本似乎成为了另一种近在咫尺的生活。子英从博主聒噪的说教中找到了冷静心灵的办法——把自己的孩子带进文化的漫长苦旅中。

采写 |刘梦惠

本文为“深度报道与非虚构写作”课程作品

一个请求

爱菊拎着一箱旺仔牛奶，敲响了二姐的门。她四肢粗短，额头宽大，自然卷的头发攒成一束不服帖的马尾，牛奶箱的拎带被她有劲的手指崩的笔直。

这位衣着有些过时的中年妇女是云泰纺织厂的一名纺织女工。工厂实行“三班倒”的流水线制度，一天通宵的夜班，一天休息，一天白班。周而复始，纺纱机器的轰鸣声昼夜不息。

8月10日，爱菊轮到上夜班。她抽出白天睡觉的时间来拜访城里的二姐，“有点事要小敏帮忙弄下。”

小敏是爱菊的外甥女，二姐的女儿，一名大学生。爱菊没上过学，厂里通知大家申请“鼓励人才提升能力素质”的补贴，她来找小敏帮忙。

爱菊的手指黢黑粗壮，关节的线条僵硬且凌厉，她点开微信：“要申请一个补贴，这是班长发来的文件，你应该能看懂吧？”小敏接过屏幕四周已经碎裂的手机，仔细浏览起文件。

去年冬天，面对只能口头回答问题的爱菊，车间班长替不识字的她完成了二级技工的考试，有了技工证，爱菊今年可以申请补贴，有5000元。

爱菊的二级纺纱技工证

小敏按照文件指示的步骤在申请网站上填写材料，但是爱菊提供的材料不全，必须提交的社保卡照片和劳动合同照片爱菊没保存，得回家去补拍照片。

二姐准备的最后一道菜还在锅里，爱菊已经扒拉完两碗米饭准备离开。坐车回家需要一个半小时，晚上还要赶夜班，二姐没有合适的理由挽留她。

在二姐的记忆中，爱菊几乎没有在正月以外的日子主动来拜访过。“我们是半路姐妹。”二姐苦笑道。

喧哗的文字

爱菊出生于1978年，是家中第三个女儿，大姐叫彩菊，二姐叫春菊。爱菊出生后的第三年，母亲诞下一男婴，唤作辉明，取日月生辉的寓意。四弟的出生让本就贫苦的家庭雪上加霜。他们的母亲选择将最小的女儿过继给邻村的一户人家抚养。

养父母对爱菊并不好，她每日只能捡桌上的剩饭充饥。到了上学的年纪，养父母看着这个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瘦弱女娃，一致决定不浪费这个钱，留爱菊在家里干农活。

二姐再见到爱菊的时候，爱菊已经十五岁了，却只有一米四不到的身高。爱菊的两个继哥已经高中毕业，去了义乌闯荡，她还在家中重复着四季轮回的农活。

在县城水泥厂打工的二姐看见瘦小的爱菊，鼻子一酸，花了半个月的工资带她到县城逛。县城的碟片店张扬的外放张雨生的《大海》，爱菊路过的时候觉得真好听，老板赶紧递上碟片的介绍单。那张印满歌词文字的单子仿佛烫手一般，爱菊惊恐的避开。

“当时真怕单子正反都拿不对。”这种戏剧般的担忧在现实确实存在。

县城的一切都很新鲜。年轻人会聚在碟片店里看最火的歌曲MV，轮番感受歌词的深刻情谊，也会在电影院门口排长队，花钱去看你侬我侬的爱情电影。

90年代红极一时的流行歌曲

这些喧闹的事物让爱菊沉默，她隐隐感受到文化在时代发展中的分量。

成年后的爱菊与养父母几乎划清了界限。她和一个很木讷的男人结了婚，男人也没有文化，这使得她在男人面前不用沉默。没有举办婚礼，爱菊只和对方家里人一起吃了顿饭。嫁过去之后，爱菊的个子蹿了十多厘米，嫁过去的第二年，爱菊生下了一个男婴，小名东东。

爱菊生产的那一年，1997年，子英嫁给了一个高中毕业的男人。

第一眼看见子英的人会将她看作是娇生惯养的女孩。她生的水灵，全身肌肤亮白如雪，看上去温温柔柔，但只要子英一开口说话，乖巧的形象就会轰然倒塌，她的声音洪亮又尖利，从来不注意措辞，什么乡野粗话都能诌上几句。没进过学校，从小放牛，性子粗鄙一些也应该被谅解。

爱情在子英二十一岁那年降临。那是一个在少女眼中玉树临风的男子，在轴承厂有一份铁饭碗，还是家中独子，这么一个香饽饽在“慢城”舞厅里无可救药地被举止豪放的子英吸引。他们在相识的第二年结婚，同年，子英成为了一名母亲。

身份的转换带来无止境的生活冲击。这位性格豪爽的母亲彼时还没有经营裁缝店，她的生活围绕孩子旋转，过度的宠溺却让孩子沉迷游戏，不思进取。当孩子没有收到任何一所高中的录取通知时，丈夫开始暗示子英，是她的文化程度和教育方式导致了这个结果。

丈夫的埋怨体现在把大量时间花在网络聊天上。在丈夫不上班的日子，灰色台式电脑的滴滴声整日响个不停。子英在丈夫上厕所的间隙凑近电脑查看，两个跳动的头像之间穿插着大段的文字消息记录。

她觉得那些文字吵闹。

借力

千禧年后，国家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渗透到了农村的边边角角。东东七岁进入芳村镇中心小学就读，从此，在村镇的纺织厂上班的爱菊开启了她45度角的生活。

每年缴学费的时候，她需要叮嘱儿子记住老师通知的每一句话，接着，要么找邻居要么找同事，总之就是找身边能识字的人帮忙去银行缴费。爱菊跟在人家后面，银行柜员露出怀疑的目光的时候，她总是敏捷的凑上前解释，“我不识字，他帮我缴一下。”“对，自己名字也写不来。”

爱菊没办法做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却也不能像东东大多数同学的父母那样，顺利做到学生家长应尽的义务。她只能不断借助身边人的知识来完成自己母亲的使命。

为了东东，爱菊努力学习过自己名字的写法，但生涩丑陋的笔迹让成长中的东东觉得羞耻。东东开始自己学习如何签名，很快便炉火纯青。

子英如今似乎正在重复爱菊十多年前的生活。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子英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于次年7月。

相较于第一个职高毕业后就步入社会的孩子，子英对小儿子铭铭的教育尤为上心。她在农贸城有一家裁缝小店，平均每天踩一百来条衣裤，收入可观。铭铭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子英会在周末送他去青少年宫学习幼儿英语和口才训练。

子英正在经营的裁缝店

“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是社交媒体传输给她的。与缝纫机为伴的时光枯燥难耐，靠在桌边自动播放短视频的手机成为子英最大的心灵慰藉。缝纫机踏板吱呀作响，手上缠绕针线的动作不停，耳边传来的一句句“孩子在读书的家长注意了！”子英死死记住，在心里一遍遍盘算孩子的光明未来。

光明的未来一定是与知识息息相关的。在子英心中，“文字是神圣的东西”，从小放牛的她对整日坐在办公室写文书、踩着小高跟送文件的人有崇高的敬意——她的小儿子一定要成为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所以子英不赞成铭铭学习舞蹈、吉他，她只愿意出钱让铭铭学习短视频中出现过的，对成为“有学识”的人有帮助的课程。

铭铭今年小学二年级，每天放学他都需要到同校一位语文老师的家中写功课。那位语文老师是子英隔壁邻居的孩子，从小两人早晨一起出门，一个向北放牛，一个向南上学。现在的她们还是有联系的朋友，一个在城南的农贸市场经营裁缝店，一个在城北的天马镇第二中心小学教书。

位于县城南边的农贸城

在教育局严抓在校老师课外带教赚钱的环境下，能把孩子放在朋友那写功课是子英不断恳求的结果。

为了更好的“赢在起跑线上”，子英很主动的和铭铭同学的家长成为朋友，那些比她年轻了十几岁的面孔成为了微信里不断跳动的头像，她小心翼翼的向对方发送语音消息，解释自己不识字的情况以期对方体谅她，也能以语音消息回复。每次发送完，子英都要仔细听一遍自己的语音，确保自己表达的意思和语气是准确的。

铭铭现在周末在上的奥数和电脑天才班，就是子英和同学家长不断沟通的成果。

一个请求

下午三点，爱菊把照片发给小敏。

再一次申请要重新登陆网站，需要输入发送在爱菊手机上的即时验证码。小敏打电话给爱菊，一遍又一遍的解释验证码在哪里：“你看见有新的红点之后点进去，然后你把短信里蓝色的那几个数字念给我，要快。”

可是爱菊快不起来，文字的世界中充满考验。她无法在60秒内快速找到验证码，再转告给小敏。等小敏收到验证码，往往已经超了两倍时间。

爱菊的车间班长早已成功申请

折腾了一个小时，还是没能登上网站。小敏有些恼了，晚上和朋友有约，她给爱菊打电话：“小姨，能不能叫东东哥哥帮你弄啊？”

爱菊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算了，我另想办法。东东他，工作忙。”

小敏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小姨有问题不第一时间找自己的儿子帮忙呢？

如果问子英相同的问题，她大概也会沉默。

铭铭在完成第一份家庭作业的时候就察觉到了原本万能的妈妈的“有所不能”。“他有一道语文的附加题不会做，我看了半天，连题目都没看懂。”子英一边说一边裁下牛仔裤裤脚的线头。铭铭抬头盯着沉默的妈妈，子英的心被孩子的目光一点点揪紧，“我说我要去做饭了，最后喊来了他爸。”

尊严的遮羞布不止一次被童言无忌的铭铭掀开。

子英学着短视频中家长的样子安静的陪伴孩子学习。认真学习一个小时后，铭铭就会不堪枯燥，对着作业本发呆。子英提醒铭铭不要发呆，还有很多作业没写，铭铭就顶嘴：“你怎么知道我有很多没写，你又不认识字。我明明就都写完了。”

孩子很机灵，在子英的监管下经常糊弄家庭作业，只有在那位语文老师家里，他才会乖乖完成学习任务。

2010年9月，从小被邻里夸赞懂事的东东第一次正面触碰了爱菊尊严的遮羞布。

东东初脱稚气，正式成为了县城里的一名初中生。开学第一天，因为分班名单出现问题，班主任忙的焦头烂额。当天还需要每位新生填写一份家庭情况调查表，东东没有发到调查表，去找班主任要。那位心急的老师直接选择替东东填写。

“母亲的文化程度是什么？”老师问。

“嗯，不识字的。”东东小声的回答。

“哦，那就选文盲。”东东觉得老师的声音正正好传到教室的四个角落。

他感觉全班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了他的身上。在以学习与文化为重的学校，有个不识字的母亲似乎是一种罪过。“读到什么程度不重要，文盲和认识字的人在同学心里就是相差一大截。”东东解释道。

那个周末，他坐了一个半小时的中巴回家，没理会爱菊对新学校的任何一个问题，只在又要去上学的那个早晨轻飘飘问爱菊：“以后填表格的时候我能不能写你小学毕业，你也别和别人说你不识字？”

爱菊没有回答。

日子也在沉默中滚滚前进，东东的成绩一直不上不下，在爱菊“你一定要懂事，要读大学”的教导下，压线上了高中，又压线被一所本科大学录取。

现在的东东在杭州一家电信营业厅当接线员。在社会摸爬滚打过的他已经不那么在乎母亲的文盲身份，但是他不识字的妈妈却很少找他帮忙解决生活琐事，只是经常关心儿子的情感状况，“最好找个坐办公室的”，她这么劝说儿子。

下一代的文化苦旅

社交媒体在近几年闯进了爱菊和子英的生活。

谈到平时怎么发抖音，爱菊下垂的眼角瞬间向上翻飞起来。

“喏，中间有一个交叉的符号，我点一下，再按住那个拍照的按钮，就可以了。”就在回答的当口，爱菊点开抖音，端正神色，远举手机绕脸拍摄了一圈。她还会换背景音乐，“很简单的，我记住换音乐的按钮长什么样子就可以了。”

抖音有一批“忠实”的中年粉丝，会给爱菊每一条动态点赞，他们还时常连麦聊天。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爱菊能够平等的享受时代的喧哗，她不用在又黑又小的文字前沉默，不会被隐形的暴力提醒文盲的身份，也不是一个母亲。她是爱说笑的“小爱”。

爱菊的抖音

对于“小爱”来说，儿子独立生活的日子是她一生中难得感到放松的时期，她为自己拉扯大一位大学生感到骄傲。

同样流连在短视频平台的子英仍受困于望子成龙的期盼中。一整天的缝纫工作除了让她的脚掌和手指僵硬疼痛，还让她对孩子未来的担忧又多一分，这些担忧大多来自短视频平台上成功的育儿范本。和那些有才有钱的妈妈比起来，自己成了输在起跑线的那个人。

为了在客人面前树立自己老板娘的威严，子英很少在店里谈论过去不堪的经历。十七岁的子英和大姐在县城游玩，不识字的他们误入男公厕，引得里面男子破口大骂，肮脏下流的词汇让大姐回去哭了一整夜，第二天不顾阻拦用打工攒下的钱报名上学，最后以二十四岁的年纪从小学三年级“毕业”。子英彼时天真烂漫，未将男子的话当一回事，继续以文盲的身份在社会上闯荡。随着年岁的增长，那些污秽的语言日渐滚烫，灼烧子英的内心，直到短视频闯进她的生活，她从博主聒噪的说教中找到了冷静心灵的办法——把自己的孩子带进文化的漫长苦旅中。

子英在店内量裁衣裤

爱菊和子英都曾尝试过学习文化，最后以失败告终。根本性的原因，既来自于生活琐碎的烦扰和承受鄙夷目光的压力，也来自于自学无路、求学无门的社会情状。

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有约1.8亿的文盲人口，文盲率达15.8%，在大力发展教育的时代命题和扫盲行动的持续努力下，2020年的文盲率下降至2.67%。

子英曾听人说常山信息网上曾经有免费的文化培训班可以报名，但是培训时间集中在晚上八点之前，她的裁缝店往往这时候才停止营业。而爱菊更是连什么是常山信息网都未曾耳闻。文盲人口数量在逐年下降，爱菊和子英却依然是逐年下降的数字中的两个单位。文化的土壤并没有真正滋润到这些疲于奔命的县城人物。

这是一个沉默的群体。他们多数因贫苦的原生家庭而丧失入学机会，文盲的身份伴随着他们实现社会角色的转换，在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淹没他们的人生呼喊。

爱菊和子英试图在无法逃避的过往之外寻找出路，命运的排列让她们完成生育，成为母亲，并暗示出路或许就在其中。从此她们的生命承受了母亲和文盲双重身份带来的无法言说。

晚上八点，该把铭铭从老师家带回来了。子英利落的拉下卷闸门，揣着铭铭爱吃的瑞士卷骑电瓶车远去。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小敏、东东、铭铭为化名

版面编辑 | 蒋雨露

责任编辑 | 蒋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