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从来不可分

边塞诗词是围绕边塞防卫描绘风光、述写生活、表达情感及观点的文学。无论古体乐府较为自由的杂言，还是律诗、绝句规则整齐的五、七言，乃至词体最为醒目的“长短句”，不同格式形态与边塞题材结合都能演绎出精彩纷呈。因为形式上虽各有特点，蕴于其中的深挚动人的家国之情殊途同归。若要从古典文学中选出最集中表现家国情怀的一类，边塞诗词必然当仁不让。

“谋国已嗟无位及，忧家只怕有书来”——家国一体的情志

房舍之内是家、之外为国，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国一体观念在边塞诗词中是一种书写的自觉。其中的“家”与“国”不可分割，爱国即爱家、报国即卫家。

家与国休戚与共。国家安危关系到千万人家，国有边患，民难相安。《诗经·小雅·采薇》云“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一旦兵火烧到国土，生灵势必涂炭，如晚唐曹松诗中所写的“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老百姓就算想打柴割草、平凡度日也无法实现了。经历安史之乱的大诗人杜甫最能体会战乱造成的家人离散、书信不通乃至死生未知的悲惨，“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家之不家，皆因国已不国。在杜甫边塞诗的代表作《后出塞五首》其三中，他写道“六合已一家”，在批判唐朝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同时，也表达了天下一家的观念。然而时异事殊，这句诗后来被爱国诗人文天祥用来却显得格外悲壮。史载，文天祥被俘后在元大都狱中集杜甫诗句而成组诗，以宋末帝年号“祥兴”来命名。其中第三十七为：“幽燕盛用武，六合已一家。眼穿当落日，沧海有灵查。”此时南宋灭亡，蒙元铁骑已征服天下，“六合一家”成为不争的客观事实。但诗人不愿忘却故国，他犹然泪眼婆娑、遥望南方，希望能从远海的落日余晖中寻觅宋朝的遗踪。“灵查”即“灵槎”，代指宋帝的舟驾，也是宋王朝的象征。这种心情像极了遗民诗人林景熙在宋亡后题写于陆游诗卷后、隐隐回应那首著名《示儿》的诗句——“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家国之痛透彻心扉，沉郁悲苦无以言表。

家国之情交叠。不少边塞诗词是作者在出使邻邦之时写就。因为担负沉重使命，行程的艰辛寂寞加剧，远离家国的使臣就以诗词浇胸中块垒。北宋彭汝砺在出使辽国途中作《望云岭》，其中有两句说：“人臣思国似思亲，忠孝从来不可分。”身在外邦，故乡与故国同样远在千里，思国和思亲的感情因之交叠乃至重合，忠心与孝道融而为一。爱家与爱国的统一是边塞诗词中的重要表达。南宋诗人苏泂有一首诗题名就叫《家国》：“长安五月火云堆，客子光阴鬓发催。谋国已嗟无位及，忧家只怕有书来。榴花照眼何曾摘，萱草惊心不要开。焉得儿男备征戍，等闲挈取版图回。”诗人对于国家、百姓的命运深为忧虑，尽管眼前榴花萱草茂盛，但他无心赏玩这些美景，只因年近暮年却未建功业。“谋国”两句一面道出了位卑不忘忧国的自觉担当，一面又透露出一丝思乡情怯而反怕家书寄来的微妙情怀。加之末两句对英雄男儿投军伐敌、收复失地的呼唤，更将思家报国的情志表达得淋漓尽致。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先国后家的情操

报国赴边，心念家乡。边塞诗词生动地展现了上至将帅边臣、下到兵士幕僚纠结于报国与恋家之间的情感。一方面，慷慨从军、抗敌报国是责无旁贷。南朝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云：“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认为国家危难是忠良之臣的试金石，因此要当仁不让，情愿为国捐躯。汉唐以来，无论《从军行》《出（入）塞》《塞上（下）》等乐府旧题，还是自由选题，“轻生”“轻身”“捐躯”“不顾身”等都成为边塞诗歌中的高频词。唐代边战不断，诗人以“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为自觉担当，以“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为常理，更有甚者慨然直呼“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边患危重的南宋，诗词更关注边塞。陆游有一首题名很长的诗，单从其前半句“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就能看出他对于恢复故土的极度渴望，以至白日魂牵、夜晚梦萦。词人辛弃疾也慨言“马革裹尸当自誓”，期盼着为国战死的那一天。国危则必共赴其难，纵然“五千貂锦丧胡尘”“百万化为鱼”都在所不惜——历代边塞诗人以凝注血泪的文字谱成古来为国牺牲决心的悲亢高歌。另一方面，遥思故乡、牵念亲人是人之常情。晋代刘琨《扶风歌》云：“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托付浮云归鸟代为转达思家之情，灵动地刻画出一位征战沙场的名将一如常人的柔情。唐代岑参诗说“陇山鹦鹉能言语，为报家人数寄书”，可谓异曲同工。

作为边塞诗人的杰出代表，岑参出塞经历丰富，体悟思乡之情深刻，他笔下月、柳、花无不沾染一番乡情：“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塞花飘客泪，边柳挂乡愁”，“塞迥心常怯，乡遥梦亦迷。那知故园月，也到铁关西”。而其《安西馆中思长安》则写道：“乡路眇天外，归期如梦中。遥凭长房术，为缩天山东”，甚至夸张地幻想传说中的“缩地”术，让远在天外的家现身眼前。中唐张籍说“塞乡人易老，莫住近蕃州”，觉得边塞地区催人老，劝人不要近住；北宋范仲淹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似乎边塞苦寒，连大雁等禽鸟都毫不留恋、毅然飞离……这些有违事理的说法，作为诗语却是“无理而妙”，道尽了塞上思乡之深切。

思乡虽切，国事为重。当家与国不可兼得时，志士仁人的取舍抉择说明了一切。三国曹植说“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南朝时期诗人孔稚圭称“但使强胡灭，何须甲第成”，隋代杨素谓“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唐代岑参则表示“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无不彰显了不计个人得失、勇于为国舍家的豪情。北宋仁宗年间，范仲淹临危受命抵御西夏，在西北边城写出了宋代边塞词的代表作——《渔家傲》。其下片云：“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表面上，有家不得归是因为还未像汉将窦宪一般破敌建功。但功名从来都不是这位曾三辞观察使、以“三贬三光”闻名的士大夫的追求。真实的原因是边境未安、国事未竟，而他以国事为己任、长忧天下不忧身。明末，戍北抗敌的袁崇焕写给南归亲友的《边中送别》中云“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虽用了“冰心玉壶”般温情的句式，实际上张扬的却是与范仲淹一般先国后家、不破边敌誓不回乡的坚毅。正是这种高尚的情操成就了边塞诗词，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身微久属千夫长，家远多亲五郡兵”——同袍友爱的情谊

边塞之人大多常年驻守，不乏“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少年随将讨河湟，头白时清返故乡”的老兵。如明代戚继光诗中所言，“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成为“人生常态”。而广大将士吏僚对“家”和“家人”的满腔热情不会只诉诸虚无的远方，自然会往近在身边有血有肉之人“移情”。于是以军营为家、以战友为兄弟的情谊油然而生。早在先秦，具有战歌性质的《诗经·秦风·无衣》就唱出了普通民众的同袍偕行、同仇敌忾。后世边塞诗词更将这种思想情感发扬光大。

军中有亲朋。在古代，父兄昆弟同在行伍的情况殊为常见。三国时期嵇康为送其兄嵇喜参军就写过一组诗《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北宋年间，范仲淹父子几人因为都曾帅守边疆而盛名远播。当范仲淹第四子范纯粹任职西北时，诗人韩维写诗赞其弟兄“共欣出处非它辙，报国诫身各自行”。黄庭坚则写诗说其父“塞垣草木识威名”而“阿兄两持庆州节”，勉励他“妙年出补父兄处”，不落家风、再建功业。军中常有同乡，“中军一队三千骑，尽是并州游侠儿”，自来怀有桑梓之情。边地遇到语音接近的同乡乃人生幸事，“防秋故乡卒，暂喜语音同”。不是“老乡”也无妨，同一面军旗下即是手足，“千里非乡邑，四海皆兄弟”。有了认同和亲近，对偶然“任性”的战友同僚就愿意报以亲人般宽厚和容忍，“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唐耿湋《塞上曲》中一位边城老兵有言“家远多亲五郡兵”，可谓抒发心声。汉代在边地河西地区设置五郡，后以“五郡”代指边境各地。以边地兵士为亲人，既是客观环境造成的，也是人在主观情感上的认同。

送别见真情。大量边塞诗词因送别而作，由是抒写了真挚友情。如唐天宝十三载（754年），第二次出塞的岑参送即将回京的友人武判官，写下了边塞名作《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其结尾几句“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将那种目送朋友离开时依依不舍之情描绘得非常深切。岑参善写“雪中情”，另一首《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则云“正是天山雪下时，送君走马归京师。雪中何以赠君别，惟有青青松树枝”，以攀折松枝表现留别之情。诚挚的个人交情背后共振着一致的家国情怀。明末袁崇焕作边塞诗，慷慨陈词“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想了解我的想法，只要与我一同并肩战斗就知道了，还用得着因为要考虑我的处境安危而问我是回家还是继续留守边关吗？的确，边塞诗词就是这样，将军征夫的白发热泪尽付其中。这一首首诗词，既以文字为纽带联络了亲眷友朋，又以文字为媒介书写了道之不尽、拳拳热忱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