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被弟媳状告非礼至兄弟反目，周作人剪掉的日记，到底写了啥？

上世纪60年代初，已过古稀之年的周作人因稿费骤降，经济紧张，难以度日，不得已将自己在1934年前写的日记，当做文献卖给了鲁迅博物馆。

然而，当鲁迅博物馆在整理这些日记时，却惊奇地发现，1923年7月17日这一天的日记，被人用剪刀剪去了一大部分，只留下了来访者等寥寥信息。

显然，那一天的日记，被它的主人剪掉了。那种讳莫如深、怕被人看到的心思，仿佛还停留在被剪刀切割过的纸张的边缘上。

周作人

后来的几年时间里，许多人都曾向周作人问及过“那一天”的日记，但他始终闭口不谈。

正因如此，这件事也成了困扰着历史学家和研究鲁迅者的一个难题。

1967年，随着周作人的离世，“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不为外人道”的隐情，也成了历史上一个永远的谜。

然而，历史总是藕断丝连，交错生长，远不是非黑即白那样简单，人们往往能在尘封已久的时光碎片中，找到一些已经消失的东西。

为此，笔者翻阅了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二人在这个时间节点前后的日记，或许从那些只言片语中，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周作人（左一）与鲁迅（左二）

事实上，人们之所以对“那一天”格外重视，是因为在那一天前后，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二人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从目前存世的日记来看，这种变化是猝不及防的，几乎没有任何循序渐进的征兆。

1923年7月3日，也就是“被剪掉那一天”的半个月前，兄弟二人都记录了同逛东安市场的事，可见那个时候，鲁迅与周作人的关系还是十分融洽而亲密的。

然而，7月14日，鲁迅的日记中，突然出现了“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的记录。

周家是一个大家族，人口众多，三兄弟及诸眷属平时都在一起吃饭。

但从7月14日起，鲁迅将吃饭的地点改在了自己的房间，足以说明那一天家中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

鲁迅

1923年7月19日一早，北京八道湾胡同的周家大院，周作人将自己前一天写下的“绝交信”，交给了鲁迅，随后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

这封信的内容，被周作人完整地保留在了7月18日的日记中：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却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周作人

与以往的称谓有所不同，周作人在信的开头没有称呼“大哥”，而是如外人一样，冷冰冰地叫他“鲁迅先生”。

隔着近百年的时光，至今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周作人言语中的那份克制，以及字里行间中那满满的失望和伤感。

但显然，鲁迅在读过二弟这封莫名其妙的信后，十分不解，尤其是最后那句“愿你安心、自重”，更是把他听得稀里糊涂。

随后，鲁迅命人去请周作人来前院询问原委，然而，此时的周作人正如信中所言明的那般，已经不再愿意同他产生任何纠葛了。

周作人

“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1923年7月19日的日记中，鲁迅简练而直白地记录了这件事。

此后，时间仿佛进入了一个短暂的真空地带，这件事也没有了下文。

半个月后，鲁迅带着母亲和妻子朱安搬离了八道湾，就此与自己一奶同胞的兄弟周作人分道扬镳。

此后近一年时间里，鲁迅与周作人没有过任何往来，也没有出现在对方的日记中。

直到1924年6月11日，两人的关系几乎是毫无征兆地恶化到了极点。

那一天，鲁迅在日记里愤怒地写下了下面的话：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鲁迅与周作人

据说，当日兄弟二人火药味十足，周作人抄起一尺多高的铜香炉就往鲁迅的头上砸，幸亏被朋友拦住，夺了下来，才没酿成严重后果。

而鲁迅也毫不示弱，据三弟周建人回忆，他曾听母亲提起，当日在西厢房，鲁迅也曾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向周作人掷去。

从那一天起，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彻底反目成仇，断绝了兄弟关系，直至老死，不相往来。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之间产生了近乎不共戴天的怨仇呢？

左起：周建人，许广平，孙伏园，鲁迅

为了找到答案，多年来，人们翻遍了鲁迅和周作人的著作和日记，却惊奇地发现，除了决裂事件本身，两人对其缘由竟然都只字不提。

加之周作人在晚年剪掉的那一块日记，不禁引起了人们的各种猜测。

诚然，历史绝不仅仅是跃然纸上的一段段字尸，当时，鲁迅与周作人的朋友，对周家兄弟反目之事，自然也多有耳闻。

于是，百年来，经多方猜测、推理，人们拼凑起种种说法。

有人说，是鲁迅偷看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后，羽太信子向丈夫告状，致兄弟反目。

羽太信子（前排右一）

有人说，是因为羽太信子嫉妒心太强，见周家兄弟感情太好，故而心生不满，从中挑拨。

有人说，是因为鲁迅与周作人两家人长期一起生活，周家十几口人，每天磕磕绊绊，造成了家庭矛盾。

有人说，是因为钱……

经过对比不难发现，诸多传言中，大多都离不开一个人——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

从鲁迅朋友们留下的文字来看，大都倾向于这样一种说法：

羽太信子对鲁迅十分不满，为了让鲁迅搬出八道湾，故意捏造了鲁迅偷看她洗澡之类的谎言，周作人信以为真，随即兄弟反目，乃至大打出手。

羽太信子（左一）与周作人（左二）

那么，羽太信子为什么如此记恨自己的“大伯哥”鲁迅，进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节”也要把他赶出八道湾呢？

通过对诸多史料记载的对比，笔者发现，上述几种猜测，也并非都是空穴来风。

当然，一大家人住在一起，兄弟间、妯娌间、叔嫂间、主仆间……本来琐碎事情就多，发生矛盾亦是在所难免。

然而，这些都不是造成兄弟反目的主要原因，这世间的事，有时就是这样俗不可耐，说到底，就是因为“钱”。

对周家兄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羽太信子出身于一个贫苦的日本家庭，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在外打工挣钱。

在日本求学时期的鲁迅

那时候，鲁迅和周作人正在日本留学，羽太信子就是兄弟二人雇佣的保姆，替他们缝补洗涮。

后来，羽太信子与周作人日久生情，结为夫妻，这才夫唱妇随，一同返回了中国。

回国10年后，鲁迅与周作人已经成为“新文化”的两杆大旗，尤其是鲁迅，举国上下，几乎人尽皆知，经济上也是十足的宽裕。

1919年8月，鲁迅在北京新街口附近的八道湾，斥巨资为全家买下了一所三进的大宅院。

同年12月，鲁迅回到绍兴卖掉了家乡的旧居，接母亲与妻子来到北京，与二弟周作人一家及三弟周建人同住在这座大宅院中。

鲁迅的发妻朱安

这么大的宅院，这么多口人，每天吃喝拉撒，宅米油盐，自然要有个事无巨细的管家人。

鲁迅的母亲鲁瑞已年过花甲，而妻子朱安又目不识丁，于是八道湾周家大院的管家权，就自然落到了二儿媳羽太信子的身上。

当时，鲁迅每月的收入有300多块大洋，周作人每月也有200多块的入账，兄弟俩加一起600块大洋的月收入，已经足够一大家人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按道理说，像羽太信子这样的穷苦出身，应该是个勤俭持家、艰苦朴素的女子。

可偏偏羽太信子是个不会持家的女人，也许是穷怕了，如今手里攥着大把钱财，便愈发奢侈起来，用挥金如土来形容，丝毫不为过。

鲁迅的母亲鲁瑞

家里的佣人雇了七八个，饭菜稍不合口味便要撤了重新做，孩子去学堂有专门的黄包车夫接送，买东西只去昂贵的日本商店，身体稍有不适便要花重金请日本的私人医生……

众所周知，鲁迅在钱财方面向来不计较，后来的他为支持青年作家，常常慷慨解囊，不计得失。

可是在八道湾的日子，单是家庭的日用开支，竟顶不住羽太信子一个人的大手大脚。

可怜鲁迅不仅每月的薪酬全部交公，甚至连多年的积蓄也搭了进去，有时还要向朋友借钱度日，穷得连盒香烟都买不起。

鲁迅

一次，为了填补全家开销上的缺口，鲁迅借了钱急忙回家交公，刚走到胡同口，就看到一辆日本医生的汽车停在院门前。

当时的鲁迅感慨万千：“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渐渐地，鲁迅也看出了不对的苗头，长此以往，入不敷出，肯定不是办法。

他也曾私下交代二弟，好好劝劝弟媳，但周作人的大大咧咧比鲁迅更甚，一心埋头治学的他，对家里的事向来不管不问，更不要说劝阻了。

眼看弟弟不管事，无奈之下，鲁迅只得硬着头皮，以长兄的身份对弟媳出言相劝。

鲁迅

不承想，规劝不成，反倒适得其反，羽太信子不仅把大伯哥的话当做耳旁风，而且每每劝说，脸色愈发难看，逐渐对鲁迅起了敌意。

后来，因校方财政上的困难，经常拖欠薪水，导致鲁迅往往不能按时上交，羽太信子对此颇为不满。

有一段时间，周作人的收入甚至超过了鲁迅，从两人的日记来看，1923年1月至7月间，周作人的收入比鲁迅高出了整整一倍还要多。

俗话说，经济实力决定家庭地位，这话放在一百年前也不为过。

周作人（前排左一）与鲁迅（前排左二）

在羽太信子看来，那段时间，一大家子的日常开销，主要是自己的丈夫在承担，因此对鲁迅的不满更是理直气壮。

时间久了，羽太信子的心里愈加不平衡，家庭矛盾日益加深，于是，她便起了将鲁迅赶出八道湾的心思。

可是，自己毕竟是周家的儿媳，以“钱”的理由将大伯哥赶出家门，毕竟不是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所以她只能借丈夫的手去除心患。

根据现存的相关文献以及诸多同时期的记载分析，为了把鲁迅赶出八道湾，羽太信子极有可能故意捏造了鲁迅“非礼”自己的谎言。

羽太信子（右一）

鉴于矛盾的分歧是“家丑”，周作人与鲁迅自然都不愿提及，这种事无论真假，说出来都觉得有辱门风。

在两个“闷葫芦”的守口如瓶下，连母亲鲁瑞、三弟周建人，以及朱安和许广平等人，都对兄弟二人反目的缘由感到莫名其妙。

由此可见，周作人在1923年7月17日那天的日记中，极有可能记录了从妻子口中听来的“家丑”。

而这件连自己的母亲和三弟都不曾知晓的“家丑”，周作人又怎会让它公诸于世呢？故而用剪刀“删除”了这段不堪的过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举国悲痛，数万爱国志士为先生送行，而周作人一家却无一人出席葬礼。

鲁迅先生的葬礼

鲁迅去世后转年，北大教授许寿裳和周作人一起编纂了《鲁迅年谱》，作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好友，许寿裳也曾就兄弟失和之事询问过周作人。

对此，周作人缄默不言。

于是，许寿裳只好根据鲁迅一贯的为人及种种迹象，对此事推测出一个大概的结论：

“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

许寿裳的这一说法，后来被引用到1964年香港出版的《五四文坛点滴》一书中。

该书出版之后，作家鲍耀明先生曾专门给周作人寄了一本，想听听他的意见。

周作人

彼时，已近杖朝之年的周作人，在回信中这样写道：

“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

尽管周作人仍未对此事做出具体的回应，但这已是其一生中，对于兄弟反目的缘由，最直接的表态了。

而对于“轻听妇人之言”的默认，多少也印证了一点：晚年的周作人已经认识到这件事的错在于自己。

可是，事已至此，还有什么用呢？转身回首，半生苍凉。他再也没有机会对大哥说一声抱歉了。索性将错就错，将往事埋葬在时间的荒野。

1967年，周作人离世，鲁迅的后人亦无一人出席其葬礼。

周作人

如今，八道湾的周家大院早已面目全非，那些恩恩怨怨，也已随着时间的更迭渐行渐远。

剩下的，不过是岁月的断壁颓垣，日复一日，气若游丝地呼喊着人性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