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60万大军合围20万蒋军，毛主席来电：没有命令不许行动

1949年 4月24日，注定是一个要载入史册的一天。这一天，人民解放军占领蒋家王朝统治中心南京，标志着经历了数十年战乱、满目疮痍的华夏大地即将迎来和平的曙光。

这一天下午，远在北平西郊香山双清别墅里的毛主席刚刚起床，工作人员便送来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便是我军解放南京的报道。不一会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渡江战役总前委委员陈毅也打来电话报喜。

兴奋之余，毛主席诗兴大发，挥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这既是一篇气势磅礴的艺术佳品，更是一道战斗动员令！

此时此刻，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挟胜利渡江的余威，以日行百里的速度，或沿公路长驱直入，或走山林小路迂回前进，衔尾穷追从长江沿线溃退下来，狼狈逃窜的几十万敌军。

至5月初，第二野战军3个兵团全面控制800里浙赣线，把蒋军的汤恩伯集团和白崇禧集团拦腰斩断。第三野战军4个兵团横扫皖南浙西，在郎溪、广德之间的皖南大山中追上并消灭蒋军5个军8万余人，然后以第7兵团一路向东，解放杭州。

这样一来，原先拥有45万人马的蒋军汤恩伯集团就被消灭了一半以上，残存的20万人就被第三野战军4个兵团60万大军合围在背靠太平洋的上海滩。

令无数英雄竞折腰的长江天堑，三野大军几乎就是抬脚就过，45万蒋军望风而溃。龟缩在几座高楼大厦里的20万惶惶不可终日的国军，面对已经把红旗插上“总统府”、气势如虹的60万三野大军，还能蹦跶几下？更不用说这支大军的前敌总指挥，是令无数蒋军将领谈之色变的三野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粟裕！

陈毅对三野的战绩十分满意！

他在干部会议上说道：

“这是一个空前伟大的创造，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但是欲速则不达，正是这个“意料之外”，令无论是此时此刻坐在南京“总统府”里的总前委委员陈毅，还是站在香山红叶林深处的毛主席，都感到了一丝忧虑。

有一天早上，陈毅正在“总统府”外散步，突然发现地上污水横流。一问才知道是驻守在这里的战士不会使用自来水龙头，把它板坏了，到处跑水。生气之余的陈毅命令将办公地点从“总统府”迁移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在这几天里，类似的事情在我军刚刚解放的杭州、常州等大城市也时有发生。

还有一件事就是35军十多名官兵进入了美国驻华大使馆，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生口角。4月27日，由英国人创办的《申报》趁机借题发挥。毛主席从广播中得知后，亲自给总前委发电报，要求按照违反纪律严肃追责。

眼前发生的这些事情看似不起眼，实则折射出我军在解放初期开展城市接管工作的艰难。由于蒋家王朝的倒行逆施，把一座座繁华的大城市搞成了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烂摊子。我军接管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一座座瘫痪在地的城市恢复正常，为下一步解放全国创造条件。和在农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维护农民利益一样，恢复城市运行是为了维护工人、知识分子的利益，同样是为人民服务、争取民心之举！

早在1948年9月初的“九月会议”上，毛主席立足全国形势，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指导方针。

百万大军可以日行千里，日费万金的粮草辎重无论如何做不到这一点。更不用说还有数以亿计的劳苦大众。要知道，在渡江战役发起之前，全国土地的73%、城市的63%、人口的58%依然处于国统区统治范围内。由于蒋家王朝的倒行逆施，国统区早已是民穷财尽、十室九空，如何供养地起进入江南大地的200万大军？

对此，毛主席早已成竹在胸。他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那样：

“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士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我们必须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一边开展新解放的广大地区的工作。”

但是任何会议都只是对胜利的一种展望，取得胜利果实还是需要实践！

几乎完全是从农村走出来，闯过无数枪林弹雨的200万子弟兵能否在纸醉金迷的城市中挡得住无处不在的“糖衣炮弹”？

要知道，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沙场上所向披靡的雄师劲旅在“糖衣炮弹”面前一触即溃的例子比比皆是。

远的不说，眼前这支一溃千里的国军，在20年前的北伐战争中也是一支无坚不摧的雄师劲旅。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从广州一路打到京津，也有气吞万里如虎的高光时刻。

但是，随着1927年3月26日北伐军开进上海，受帝国主义势力控制、掌握当时全国命脉的江浙财团把一张6000万美金的支票带进司令部的那一刻，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马上背离初心使命、抛弃理想信念，踏上了反革命、反人民的不归路。而他麾下那些经天纬地、骁勇善战的文官武将们也个个有样学样，把一支好端端的威武之师搞成了只会欺压良善的乌合之众。

抗战胜利后，蒋家王朝的大小官僚们打着“接收大员”的旗号重回上海，又一次被“糖衣炮弹”打得晕头转向，敲响了覆亡的丧钟！

上海，是蒋家王朝踏上巅峰的顶点，也是走向没落的起点，更是宣告毁灭的终点！

巧合的是，我党的诞生之地也是上海，发展壮大却在偏远落后的山区农村，开创盛世的起点又来到了上海。

百年名城，十里洋场，造就了一个国家、两个政党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

民国时的上海

面对当时拥有600万人口、6万家商店、1.2万座工厂、工业化程度居全国之首、贸易额占全国二分之一的上海，上自毛主席，下至前线各位将帅，都表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担忧。

主要有三个方面：

1、近百年来，上海是帝国主义利益最集中的地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干涉革命事件层出不穷。蒋介石当年接受6000万美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帝国主义势力炮舰威胁之下的妥协之举。如今黄浦江上还停留着西方国家的军舰，一旦我军进攻，会不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要知道，不久前我军在长江上炮击“紫石英”号，英国人叫嚣要派航空母舰到上海。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唯恐天下不乱的老蒋要以重兵守上海，也是为了搞“借师助剿”那一套，延续其腐朽统治。

2、敌我双方数十万大军大战上海，炮火无情，势必会对这座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大城市带来毁灭性打击，后果将不堪设想。

3、最后就是接管工作。几十万大军狂飙突进，但是作为管理城市的干部队伍和救济市民的物资还落在后面。600万人口、1.2万座工厂的上海，每天需要400多万斤粮食、20万吨煤炭供应。而且时下各种货币满天飞，经济秩序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新生的人民币如何占据主导地位，考验着每一位领导干部的智慧。

上海解放后，大批物资和人民币进入。一些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商利用老百姓刚刚经历恶性通货膨胀后只相信金银、美元和实物，不相信纸币的心理，大搞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的卑鄙伎俩，致使人民币币值一度直线下滑。他们甚至放话说：“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时任上海副市长的曾山也不无担心地说：

“如果再不把银元涨风刹住，再运多少物资到上海来也没有用。上海占全国贸易额一半，现在全国陆续解放，进入上海的社会游资特别多，再往里抛多少物资也不行。上海市场一乱，立即会影响全国。天津、北平和其他各大城市、中小城市的银价、物价也会紧跟着暴涨。”

这还是在我军经过相对充分准备下进入上海的。试想，如果部队仓促进入，后勤补给和配套管理工作没有跟上，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就在我军渡江前后，蒋介石也下令把存在上海的黄金、白银、美元这些硬通货向外转移，同时大搞白色恐怖，疯狂屠杀爱国人士。

这是毛主席在渡江战役前后反复思考的问题。早在我军渡江之前，毛主席就提出对上海要“慎重、缓进”。

就在我军进入司徒雷登使馆一事被登上《申报》的那一天，毛主席又给总前委和正在指挥郎广围歼战的粟裕发了一封电报：

“为着多有一些准备时间，不使国民党过早地退出上海，我军仓猝进入上海，请粟张（张震，时任三野参谋长）注意不要使我军过于迫近上海。同时，争取在数日内完成进驻上海的准备工作，一边在国民党迅速退出上海时，我军亦不至毫无准备地仓猝进去。”

电报最后，毛主席专门强调：

“何时进驻上海，须得我们批准。”

和过去毛主席发给他们的电报相比，这封电报所表达的意图完全不同。

之前，毛主席发来的电报首先强调如何歼灭敌人，其次才是攻城略地。“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直是我军作战的主要原则。眼下面对拥有20万敌军驻守的上海，毛主席只字不提“歼敌”，甚至还谈到“退出”，基本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成功接管上海比成功歼敌更重要！

一字之差，折射出来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高超的战略智慧。

身在前线的总前委的同志们经过实地考察，于4月30日向军委发电，提出推迟半个月至一个月进入上海。

3天后，毛主席回电表示同意，并且提出了进入上海的两个条件：

一是蒋军在十天之内从上海撤走。

二是拖长时间至半个月或20天或一个月再去占领。

电报最后，毛主席又一次重申：

“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此点请粟裕、张震注意。”

很显然，身处前方的总前委和在后方运筹帷幄的毛主席达成了一致。

接到毛主席电报后的第三野战军除了第7兵团继续进军杭州之外，第8、9、10兵团数十万大军立刻停下了脚步，开展轰轰烈烈的准备工作。

既然接管比歼敌更重要，那么如何“把大上海完整地交回人民手中”就成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本着保存城市的原则，擅长避实击虚的粟裕制定了以硬碰硬的作战方案。那就是放弃过去打攻坚战那种直取市区、穿插分割敌军最后予以歼灭的战法，而是集中主力攻击敌军重兵防守的吴淞口，在狭小的地域直接与之刺刀见红！

5月12日晚，三野第9、10兵团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避开市区，以吴淞口为主攻目标发起对蒋军发起猛烈进攻。

面对我军“一剑封喉”的绝招，胆战心惊的汤恩伯急忙把市区内的部队全部调了过来，企图死守吴淞口。

一方是气势如虹、志在必得，一方是背水一战、殊死相拼，战事极为惨烈。

5月16日，粟裕给总前委的电报中谈到：

“两天来，我军歼敌一个营，要付出1000人的代价。”

5月23日，接管工作准备就绪后，粟裕集中10个军约40万人的兵力，对上海发动了最后的总攻。

在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刻，粟裕没有忘记“把大上海完整地交回人民手中”的原则，命令部队进入市区后不许使用火炮轰击和炸药爆破。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我军在历次攻坚战中，使用炮火大多是在争夺外围阵地时进行的，为的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战火对城市建筑和人民生命的损伤。进入市区后的巷战，为了迅速拔除敌军据点，炸药爆破就成为最佳手段。

随着粟裕这一纸命令的下达，也就意味着我军进入市区后面对敌军据守的高楼大厦，只能用手中的轻武器一寸鲜血一寸阵地的去攻打了。

第三野战军各部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一命令，无数身经百战、战功赫赫的勇士倒在了上海解放的前夕。根据三野战后的统计，我军在上海战役中减员3.3万余人（其中5400余人牺牲），为历次攻坚战减员之最。

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子弟兵。即使是在即将迎来胜利的时刻，也不会为了迅速摘取胜利果实而去牺牲人民的利益！

也正因为如此，上海得以完整的保存，600万生灵最大限度地减轻了战火的荼毒。坚守上海的20万蒋军被我军毙伤2万余人、俘虏9.4万、投诚4.3万，仅有5万人侥幸逃脱。

1949年5月27日，持续仅仅15天的上海战役以我军的辉煌胜利而结束！战役指挥者粟裕，不仅出色完成了保全城市的任务，也成功的歼灭了敌军有生力量，在他辉煌的戎马生涯中又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天清晨，细雨蒙蒙。一些市民打开家门和窗户时，眼前的一幕令他们终身难忘：街道两边潮湿的水泥地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一支胜利的军队在城市中露宿街头，简直是闻所未闻。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这也是陈毅对部队入城后的纪律提出的最基本、最严格的一条——不入民宅。

“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陈毅如是说。

入城部队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纪律。

在最初的三天里，部队不仅露宿街头，对市民送来的慰劳品也一律谢绝不受，喝的冷水，吃的是30里外送来的冷饭。由于人民币还未流通，官兵们宁可不吃菜不抽烟，也绝不上街买东西。

我军入城后的这个“见面礼”，极大地感动了在旧社会里挣扎了数十年的600万市民。

第9兵团的总结报告中谈到：

“有一工厂工人送慰劳品给部队，双方互相推让十多次。工人感动地说：‘这真是我们的队伍’。有个商人夜间送烧饼慰劳他店门口的我军哨兵，被谢绝；等哨兵换班后，又送给新接哨的，又被谢绝。连送三四次，直到天明，无一人接受。商人说：‘解放军的纪律个个人都一样，真是好队伍。’”

还有一家民办报纸报道说：

“解放军不仅在军事上解放了上海，而且以严明的纪律，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就赢得了上海600万市民的心。”

由于我军的进入市区的过程中对外商的工厂也予以保护，特别是和平解决驻守在英、美、葡三国外商仓库和煤油公司的蒋军，事后三国领事纷纷向我军道谢，外电也一致报道我军为他们所见过的最好的军队。

美国的《生活》杂志曾发表一条评论：

“各项消息指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即是国民党时代已经结束。”

也正是因为我军行动迅速，再加上军纪良好，解放上海的当天，吴淞口外停泊了多日的几艘美、英军舰，默默拔锚起航离开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者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我军入城后一系列仁义之举，赢得上海600万市民的心，更换来他们以实际行动的回报。

前文提到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商利用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手段干扰经济运行。

事实上，作为一个冒险家的乐园，上海近百年的历史中这种现象已经司空见惯。特别是自1948年法币、金圆券相继贬值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形成了一股庞大的金融投机势力，出现了百业凋敝，唯金融业畸形繁荣的奇怪局面。蒋家王朝搞的金圆券币值改革，其本质是对人民群众财富的又一次巧取豪夺。

面对贪婪无道的不法分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和坚挺的人民币不是穷凶极恶的蒋家王朝和软弱的金圆券。

1949年6月10日，陈毅和陈云下令查封了投机商的老窝——汉口路证券大厦，当场控制了2100人，除首恶元凶200余人带走法办外，其余则全部释放。

经过这雷霆一击，横行上海滩数十年的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商元气大伤，人民币的主导地位确定了下来。6个月后被毛主席称作“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的“米棉之战”，更是让不法金融势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是我党我军接管上海期间取得的两项辉煌成果。从此，上海彻底终结了饱受中外反动势力长达百年的蹂躏，开启了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发光发热的新时代。

总结经验，一方面固然是陈毅、陈云的英明决策、果断行动，更为重要的是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初心使命，实行了切实有效的货币政策，赢得了上海人民的全力支持。

形势比人强。试想，蒋家王朝在推行法币、金圆券之初，也一度出现过经济繁荣。但是从根子上来说，蒋家王朝是一个建立在受帝国主义操控的国内财团手里，其货币信用基础是既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衣服穿的金银、外币之上，只和少数财团的利益挂钩，完全和群众利益脱钩。当蒋家王朝被帝国主义所抛弃的时候，法币、金圆券变成废纸被人民所抛弃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党我军的经济政策创建于红军时期，从最早的苏区币到人民币，始终以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比如食盐）作为信用基础，真正赢得了民心。1935年1月，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先是用苏区币兑换银元，同时又把缴获的食盐以苏区币作为结算货币出售给贫苦农民，再用银元在苏区周围采购所需物资。不仅迅速赢得了民心，也改善了自长征以来极为窘迫的生活条件。

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发行的北海币，同样也是以食盐、粮食、棉花作为信用基础，不仅抵制了敌占区货币的侵蚀，确保了了根据地经济的运行，还一度打入敌占区，成为敌占区的“外汇储备”。1948年12月1日开始发行的人民币，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后形成的统一货币，规定汇率与金银划清界限，主要依据购买力决定。

有了人民子弟兵入城后的一系列善举，600万上海人谁也不会相信人民币来者不善。毕竟大家用的货币都一样，谁想破坏它的稳定性，只能是自找苦吃。

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经济、工业中心的上海，被成功接管，为进入南方大地的我党我军树立一个良好的标杆。在之后的几个月里，200万大军在几乎没有经过大规模战役的情况下，横扫南方大地，解放了全国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