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蒋介石捎口信，邀请毛主席访问台湾，主席：小平代我去吧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国共两党一共有两次合作，一次是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另一次则是为了抗击日本倾略者，而两次合作都以失败告终，直接原因是外部矛盾解决，国民党主动破坏和平，根本原因是我党倡导的共产主义和国民党所倡导的资本主义在理念方面有许多矛盾的地方，在当时战争的年代只是暂时的求同存异，加上两党积怨颇多，互相防范，并没有条件在战场上真正心平气和地谈判。

新中国成立后，蒋介石狼狈地撤退到台湾，从物理上隔绝了外部的接触，而毛主席本着民族复兴的愿景，带领我党在百废待兴的土地上，积极建设发展生产，根本无暇顾及其他。如此这般，两人在命运的牵引下越走越远，毛主席也没有机会再见上蒋介石这个昔日的老对手一面。1975年初，随着国际形势的流转和两岸关系的改变，蒋介石心里触动颇多，自然也对隔岸的老对手动了念想。但他还是悄悄地找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香港中间联系人的秘密渠道，给我党捎带了口信：邀请毛主席秘密来台湾访问。

毛主席并没有生气，而是十分高兴地对身边的邓小平说：“如今我年事已高，恩来也重病在身，只有你还硬朗一些，麻烦你代表我出访台湾，深入了解下蒋介石的想法，尽快让两岸实现‘三通’，这是中华人民最热切的愿望啊！”邓公听完两眼饱含热泪，当即答应了主席的请求，随后和台湾方面的陈立夫积极沟通。邓小平最终见到了蒋介石没有？蒋介石又为何会破天荒地邀请毛主席访台呢？请让小编为大家讲述建国后两岸关系的风云变化。

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立场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一片欢腾，然而国外势力却对我党建立的新兴政权虎视眈眈，其中以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首，他们本就对苏联这个庞然大物心有余悸，听说在东方又有一个大型的红色政权建立，立刻就通过武装力量进行“问候”。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当一方面派遣志愿军北上支援朝鲜，另一方面也在南部推进国土收复的计划。同年5月，海南岛宣布解放，下一个目标直指台湾岛，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东南沿海集中数十万的兵力，准备随时渡海解放台湾。然而美国直接派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还和蒋介石秘密商议“共同防守台湾”，一时间国内外哗然，纷纷指责美国的行径。

按照如今的眼光来看美国的野心一贯如此，但从历史角度还原，从解放战争开始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态度其实一直在发生着改变。1947年，杜鲁门派遣的参谋长魏德迈就看出国民党在战争中处于劣势，经过缜密的分析，杜鲁门认为国民党是“扶不上墙的阿斗”，再投入资源不划算，于是美国采取静观其变的政策，并没有给国民党更多的支援。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美国政府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我党迟早会解放台湾，对北约的威胁也几乎为零，于是直接宣布台湾问题是中国人的问题，中国的内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

可是当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人认为朝鲜战争是朝鲜背后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美国如果不赶紧保护亚洲盟国的话，就会丢失在亚洲资本主义阵营的话语权，那么不仅亚洲会遍地红色政权，更会向东蚕食，越过太平洋，直接威胁美国本土的意识形态。他们意识到在亚洲和社会主义阵营接触的“排头兵”就是韩国和台湾，台湾在美国人心中的军事战略地位骤然上升，给蒋介石创造了一个依附美国的绝好机会。

一个多月后，在美国阴谋家的精心构想下，“台湾地位未定”论粉墨登场，它将台湾作为美国在太平洋防御链条中的一环，纳入了自己的军师管辖范围。这样一来，台湾明面上是中国的一部分，暗地里则变成了美国人的工具和“炮灰”。当时的蒋介石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以台湾现在的残兵败将而言，防守台湾完全是个笑话，他需要借着美国的兵力防止人民解放军登陆。另一方面，聪明的他也明白美国人不做亏本的生意，“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实质就是用“安全”换“分裂”。经过反复思考和权衡，最后他下定决心，其他的条件他一概接受，唯有“一个中国”的立场不能动摇，让美国人大为意外。

声明中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仍为各国所公认，国民党接受美国防务计划，自不影响国民党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之立场。“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几天后，毛泽东也收到了这条声明，他立刻就明白了蒋介石的态度和立场，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蒋介石和美国人考虑的不一样，于是笑着对周恩来说“看来蒋介石还有一点良心，不想分裂中国，不想成为千古罪人。”

“两个中国”阴谋破裂，国共沟通“第三次合作”

美国人看蒋介石阳奉阴违，又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借叶公超的口表了态，认识到蒋介石不是一个乖乖听话的“傀儡”，但也不是一个准备配合大陆的“通共派”，他只是希望在两个强大的势力面前长袖善舞，保持台湾和国民党的独立地位。其实美国宣布“台湾未定”论，又大搞“两个中国”概念，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培养蒋介石对抗大陆，而是觊觎台湾岛的战略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与渔业资源。

台湾和海南岛一样有天然的海洋屏障，台湾西靠台湾海峡，距离大陆220海里，东引日本冲绳岛，相距335海里，虽然海南岛和台湾岛都有天然的海洋屏障，但是台湾海峡却比琼州海峡宽的多，并且台湾是第一大岛，处在东南亚海上的交通中心，是整个东南亚的战略要地，当时美国已经实际控制了日本列岛和菲律宾群岛，如果将台湾岛收入囊中，那么就将整个亚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给完全控制了，既能给自己在太平洋群岛上部署的军事基地当延长链，又能压制东亚的经济命脉，一举多得。

在1948年的时候，蒋介石因为三大战役难辞其咎，党内外一片声讨，只好暂时下台。美国专门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早就准备好了方案，准备趁机把蒋介石从权利的总统宝座上逼退，再找一个听话的“傀儡”，这个人就是陈诚。陈诚是蒋介石的得力心腹，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并在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前，将台湾治理得很好。国民党内外开始出现民主选举”的旗号，要竞选“总统”，胡适和陈诚都是热门人选。胡适虽然亲美，但是个文人，并没有政治手段，于是美国大力规劝陈诚“独霸”台湾。美国人支持陈诚竞选，是为了让陈诚当选后，在政治上实现一种过渡，让蒋放弃权力，他们也就便于挟持陈诚搞“两个中国”了。

蒋介石对美国人搞这一套的阴谋很清楚。他表面上说同意搞民主竞选，但实际上从来就不打算放弃权力。毛主席则在朝鲜战争时特意说出这些话：“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陈诚当总统好，我看还是蒋介石好。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虽然毛主席口中说得“好”并不是对蒋介石的认同，但就比较而言，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仅对这一点是“肯定”的。毛主席的这番话无疑给蒋介石打了一针强心剂，两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又一次巧妙地达成了共识，然而真正沟通起来，碍于明面上的敌对关系，需要找一个中间人“传话”。

通过几年的寻找，一个名叫曹聚仁的学者显现出来。曹聚仁是一位爱国人士，与夏衍、邵力子等人都是好友。早在解放前，他就主张国共之间要和衷共济，不必自相残杀。1950年7月，曹聚仁为了保持中立的立场，只身奔赴当时还是英国租界的香港地界，并积极开办报纸，宣传中国统一的思想。他这重中立的身份和爱国的情怀被蒋经国和周恩来看中，国共双方都派人秘密与他接触。

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邀请他在颐和园夜宴。在宴会中，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他传达了重要的讯息——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并且传达了毛主席的愿景“国共第三次合作”。次日，曹聚仁就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写成文章，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第三版上，消息刊登出来后，两党人员都十分震惊。后来的金门炮击战，中共中央也是通过曹聚仁传达对美不对台的消息，让美国人左右为难，正是在曹聚仁一次又一次孤身涉险，携带机密往返两地，才促成了国共双方更高层面的信任感和默契。

曹聚仁

可惜曹聚仁年事已高，长期的奔波让他身心俱疲，有时候不得不回到香港治病，再加上不久后大陆发生了文革，一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受到影响，蒋介石本来在几次和谈中认为可以求同存异，有着很高的回归意愿，但得知这些情况后，对中共的政策产生了疑虑，便中断了与中共的联系，加强了与美军的合作。两岸又陷入了一种地绝天通的状态。

毛蒋再一次沟通，最终遗憾收场

就在两岸关系的关系凝固到了冰点的时候，中美两国的关系悄然发生着变化。1971年3月，日本举行了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本着体育无国界的精神，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激烈交锋。比赛结束后，美国团表示希望来华访问，聪慧的周总理抓住了这一机会，劝说中美两国借此关系破冰。后来基辛格、尼克松等重量级人物接连访华，并在1972年2月发表中美联合公报。

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内，自己的盟友转而与自己的老对手好上了，身居台湾的蒋介石哭笑不得，仿佛下一秒美国就会抛弃自己，重新宣布当年的一个中国原则，放任我党解决内政问题，那么，他这么多年在两大势力间苦苦周旋的成果就都打了水漂。他沉思良久，冷静地在书桌前的宣纸上写下“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八个大字，随即想到既然美国和中国这样意识形态和民族类型上都不一样的国家都可以发表联合声明，作为同样是炎黄子孙的国共双方，自然可以重启谈话。

此时的蒋介石也顾不得之前因为文革一事对我党的怀疑与猜测了，希望能立刻和我党重启谈判，恢复信任关系，唯此才能保全他蒋家王朝。可是曹聚仁已经在澳门去世了，加上文革时期两岸长期阻绝，并没有多少人像解放初期一样和两边都有联系了，蒋介石一时间物色不到合适人选充当这个“中间人”。直到1973年，蒋介石却率先收到了我党抛来的橄榄枝。原来我党也有重启两岸关系的意愿，在蒋介石物色人选之际，率先找出了“中间人”——章士钊。

章士钊是老一辈的爱国学者，早年时就同章太炎、陈独秀、黄兴等一同进行反帝反封建活动，后来起义事宜被清政府察觉，一行人不幸入狱被保释后，章士钊选择逃亡日本，在当时中西文化汇聚之地的日本广泛学习、广交朋友，与孙中山走得很近，更是与国共两党之中一些元老级人物关系亲密。他的思想主张则是两党制，对国共两党采取中立的态度，力主调和精神。蒋介石败逃台湾后，章士钊还是选择留在北京，出任全国政协常委。

虽然章士钊长期留在大陆，并没有和国民党除公事以外的接触，但毛主席十分肯定，章士钊作为元老级别的人物，又同孙中山有着深厚的关系，蒋介石不会为难他。考虑到章士钊已经九十多岁了，多重疾病缠身，毛主席特意派专机送他前往香港。甫一落地，第一架降落在香港的中国飞机消息不胫而走，蒋介石自然也在第一时间通过情报局知晓了，立刻派特务与章士钊联系，随后更是派出了国民党高官亲自洽谈两岸沟通事宜。章士钊见事情已经办妥，立刻让女儿章含之飞往北京向中共中央方面汇报这一喜讯。

听过章含之的汇报后，年事已高的毛主席一边感念章士钊的爱国热诚，一边思索着派谁去往台湾的问题。再找与国共两党高层有着关系的人士不行了，一是他们大多保持中立态度，不偏袒任何一方，作为联络的“中间人”可以，但作为奔赴台湾的“使者”必须坚定地信仰着共产党，这样才能以中共中央的立场开展谈判，二是作为“中间人”的元老大部分已经作古，像章士钊一样留存于世的大多数人因年龄原因行动不便，还是不要麻烦为好。毛主席靠在椅子上，让身体微微放松，闭上眼睛继续沉思着，但是这个“使者”又要与台湾方面的蒋氏有着直接的关系，不然蒋介石会认为诚意不够，甚至有可能吃闭门羹。沉思良久，在一旁同样听过汇报的周总理开口说话了，一开口就说出了答案，“主席，你看小平同志行不行？”

总理总是能够发现问题的本质，然后以平和的语气建议之，这份儒雅无论是面对主席还是普通的人民百姓都不曾变化。毛主席瞬间就明白了，目前蒋介石也年事已高，退居幕后，执掌国民党政府的是他的儿子蒋经国，既然找不到与蒋介石有关系的，找找和蒋经国有关系的人就行了嘛！邓小平与蒋经国曾经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两人虽然差了6岁，但交往密切，同学情谊也较为深厚，这位奔赴台湾和谈的“使者”，舍邓其谁！于是两人立刻喊来邓小平，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道：“小平同志，如今我年事已高，恩来也重病在身，只有你还硬朗一些，麻烦你代表我出访台湾，深入了解下蒋介石的想法，尽快让两岸实现‘三通’，这是中华人民最热切的愿望啊！”

在海峡那一头，作为蒋介石官方代表的陈立夫，得知毛泽东打算派邓小平来台湾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为了配合这次邓小平的到来，陈立夫只身奔赴香港，还在香港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文中说：“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他说：希望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然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一切人类的意愿敌不过生命的极限，两岸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意愿也无法例外。就在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病去世，邓小平精心准备的旅程就这么不得不放弃了，更为糟糕的是，海峡两岸的沟通再次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