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新闻岁月，老报人画说话说」：报社记趣

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宗春启（北京市记协原常务副主席）

1994年秋天，我陪同《河内日报》的越南同行游慕田峪长城回来，汽车一驶过建国门，我赶忙指着灯光璀璨的报社大楼对他们说：“看，这就是北京日报！”那种自豪之情中，不无炫耀的成分。一年之前，我们北京日报社代表团一行四人应邀访问了河内日报社，见识过他们的办公条件，那根本无法跟北京日报社比。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北京日报社大楼

北京日报社的风水宝地

北京日报社曾三迁社址。余生也晚，没赶上《北京日报》创刊，见到东单二条的第二个旧址时，那里已经是报社的托儿所了。如今那个大院连带整个东单二条都没有了，建起了东方广场。

1956年，北京日报社从东单二条迁到了现在的这个位置，主楼大门冲南，开在麻线胡同。因为当初的规划，是要将麻线胡同拓宽为主路的。那时东长安街的东端就到东单，再往东没有路，要去建国门豁口，须绕行观音寺、裱褙、苏州等胡同。到了1958年，拆除了东西观音寺胡同南侧、笔管胡同，这才使东长安街得以向东延伸。因为麻线胡同不再拓宽，北京日报社便把开在西裱褙胡同的大门当做正门了。

初创时的北京日报社

对于北京日报社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环境，我是日后才逐渐了解的。这是一块饱含文化底蕴、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风水宝地。报社所在的西裱褙胡同和北边的洋溢胡同，正坐落在元大都南城墙的遗址上。明朝永乐十七年（1419），朱棣改扩建北京城，把南城墙向南推到了现在的前三门一线，废弃的土城墙坍塌成一条高岗。所以当年进报社大门之后，便是一个下坡。从《京师坊巷志稿》记载上看，麻线胡同、裱褙胡同一带曾有不少寺观，如三元庵、延寿庵、土地庙、火神庙等；裱褙胡同北还有个总督仓场署，不过后来都变成民居大杂院，再后来就消失了。

景泰年间兵部尚书于谦的宅第就在西裱褙胡同，堂堂大司马，所居住的却是一座简陋的小院，史书上说其“仅蔽风雨而已”。我们曾经进去看过，居民还以为我们是房管部门的，一个劲问什么时候拆迁。如今那院子终于拆了，建起了新的于谦祠，“包浆”和老的味道全都没有了。于谦故居以东曾有几个气宇轩昂的门楼，黑漆大门，石鼓门墩，砖雕精美，不知曾是哪些个大官的府第。

报社东边有一个带花园的大院子，亭台假山，水池游廊，红漆大门开在麻线胡同。洋溢胡同西口，曾有栋中西合璧的青砖小楼，楼顶上有座像是瞭望用的塔楼，造型如北京的钟楼而更小巧，其实跟燕京大学的博雅塔一样，是个水塔。北平解放前夕，中共北平地下党曾利用这个制高点，秘密监视东单机场飞机的起降。那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东单飞机场成为了国民党军政要人逃离北平的唯一通道。1998年，这座小楼连同西裱褙胡同和洋溢胡同，一起拆掉了。

上世纪80年代，报社的院子里还有些古建筑。大门东侧坐北朝南，是一座三楹起脊的髙屋，像是大宅门里的正房。大楼脚下的地面上，曾放置着一块近一米见方的汉白玉，侧立面夹角处雕刻着一个怒目圆睁、弓腰负重的武士，细腻而生动，那风格应该是明代的。

80年代末，报社的四层老楼上先是加盖了四层，变成了八层。后来，拆掉了洋溢胡同、西裱褙胡同，拓宽了建国门内大街，进入21世纪后，北京日报社临街盖起了新闻大厦。再后来，新闻大厦南边又建起一座新办公大楼，报社变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现代了。

报社新的采编大楼

第一次进北京日报社

我第一次进北京日报社是在1980年6月。当时我上大一，想在报纸上发表点东西。班里有个姓苏的女生，上学前曾在《北京日报》文艺部工作。一个没课的下午，她带我们三个同学来到了北京日报社。大门外见到的第一个人是李滨声，苏小姐亲热地和他打招呼，并把他介绍给了我们：“这位就是漫画家李滨声。”那时的李滨声精神焕发，满面红光，微笑着跟我们一一握手，给我的印象是：这位大画家真平易！

今年98岁的李滨声（左）和本文作者宗春启（右）回忆起报社的往昔

李滨声自画像

李滨声 绘

进了编辑部大楼，苏小姐把我们领到了《北京晚报》副刊部，介绍我们认识了李凤祥、孙雁行两位编辑。副刊部办公室里连个多余的座位也没有，两位编辑把我们让进了四楼一间摆满床铺的单身宿舍，坐下来和我们简短交谈之后，收下了我们的稿子。一个星期之后，我的第一篇“豆腐块”《最北部的古长城》刊登在了《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的许多中学同学都见到了。

告别两位编辑下楼的时候，三楼到二楼、二楼到一楼转折处的壁报把我吸引住了。我跟同来的同学说：“你们先走吧，我要看一会儿。”两处壁报一处是评报栏，一处是剪报栏。评报栏里贴着一些被圈点了的报纸。有篇文章里有个“藠”（念jiào）字，被蓝色水笔勾了出来，评道：“这个字应该注上音。”署名是“一读者”。后来我才知道，这位“一读者”原来是总编辑王立行。剪报栏上张贴的，许多是剪自港澳台报刊的文章。我也不知道看了多长时间，光线已渐渐昏暗下来。这时，“嗒”地一声，灯亮了。回头一看，一位瘦小的工友模样的人冲我一笑。是他为我扭亮了电灯。后来我认识了他，姓张。

初次进北京日报社，感觉真好。

年轻时的本文作者

实习新鲜见闻多

1981年暑假之后，我到《北京日报》夜班总编室实习，跟朱本慧老师学习改稿子、做标题、设计版样。

设计版样需要计算一篇稿子多少字、排多少行、放什么位置、需占多大面积。算得不准确，难免要听排版师傅的数落。当时整个总编室只有一版有一个计算器，由专人保管。一版有位王编辑，计算用算盘，设计版样时蹲在椅子上，“噼里啪啦”，一下五去四、六上一去五进一，很有特色。老编辑许炳炎呢，记忆力超强，三栏题用一号字，能放多少字？不用算，张口就能告诉你，真让人佩服。

实习期间赶上一件大事：第3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决赛，中国女排战胜日本队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原来摆在一楼大厅的全报社唯一的一台黑白电视机，被搬到了三楼的总编室，总编辑、值班副总编、总编室主任还有全体夜班编辑，都围在电视机前，一起为女排的胜利欢呼。摄影部主任王振民用三脚架把相机支在电视屏幕前，抓拍了五星红旗在赛场上徐徐升起的瞬间。

上夜班 昼寝难

1983年春节过后，我们一批大学生正式跨进了《北京日报》。我被分配到总编室上夜班。

夜班编辑之辛苦是不用说的。但只要是办日报，报社就必须要有许多人上夜班。说心里话，我也不愿意上夜班，但看到那么老编辑任劳任怨地在夜班工作了许多年，我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上夜班，最苦的是夏天，办公室里没有空调，暑热如蒸。电扇一开，吹得桌上的稿子乱飞，不得不用东西压住。不开电扇又不行，热不必说，还有人要靠吸烟提神呢，那烟雾弥漫起来，更叫人受不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总编室是全报社最早一批装上窗式空调的，那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了。

比我们当编辑更辛苦的，是排字房的工人师傅。排字房北端是铸字车间，排版用过的铅字在这里用电炉熔化后翻铸成新铅字。铅的熔点是327摄氏度，四五台铸字机一起工作，就是四五台三四百度高温的热源。什么叫汗流浃背？看看夏天夜里排字房里的工人师傅就知道了。

因为下了夜班没有公交车回家，人们只能在四楼的一个大房间里睡觉。屋小人多，床铺挨着床铺。那个打算盘的王编辑倒头便睡，鼾声如雷。有人气得朝他头上扔纸团：“嘿！别打呼噜啦！”

我家住得远，白天只能在报社四楼睡觉。楼下是麻线胡同小学，学生们在胡同里上体育课。“快跑啊！”“加油啊！”呐喊声直冲耳鼓。一个大家子弟骑着摩托车、抱着孩子在胡同里兜风，“嘭嘭嘭嘭”的发动机声震人心魄。小贩的叫卖声也来凑热闹：“打豆汁来，麻豆腐！”还有一个叫卖：“花生米！”这三字平仄与我的名字一致，刚一合眼，就听见有人像在叫我的名字。麻线胡同还住过一位精神病患者，估计是个回城的插队知青。有一天他兴致大发，一个人唱起了《沙家浜》，从“朝霞映在阳澄湖上”，一直唱到“此一去捣敌巢擒贼擒王”，所有人物的道白一句不落。周围环境如此嘈杂，叫人怎能睡得着？我写了一篇《昼寝》小文，发在了晚报五色土副刊上，总编室主任看了冲我直乐。

说起报社当时的环境来，还有件趣事。一天夜里，二版编辑朱本慧大姐下完版样从排字房回来，空无一人的屋子里，桌子上站着一个身材瘦长的小动物，正瞪着小眼睛东张西望。朱大姐赶忙关上门跑到一版去叫人：“小王小马，你们到二版屋里去看看，好像有个黄鼠狼！”两个年轻的编辑跑过来，黄鼠狼已经不见了踪影。两人搬桌子、倒椅子，折腾半天，总算把这个不速之客捉住了……

旧貌换新 初心不改

上世纪80年代，报社的物质条件虽然简陋，但全报社人和人的关系却亲密融合。那时全报社只有地下一层一个公共浴室，无论社长、总编辑还是普通记者，一起洗澡，赤诚相见。下级找上级请示汇报，推门就进，有话就说，无需繁文缛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北京日报社引进先进技术，开始使用激光排版方式。 摄影：翟伟

80年代，是《北京日报》蓄势待发的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随着北京城日新月异的发展，北京日报社也发生着脱胎换骨的变化。进入90年代，排字车间告别了铅与火，用上了激光照排。工人冒着高温拣字排版，已成为历史。印厂搬到了通州次渠，并且淘汰了铅板轮转机，换成了进口的胶印机，印出的报纸图案清晰、色彩逼真。记者编辑人人配备了电脑，办公搬进了大平台，安装了冬暖夏凉的中央空调……

七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北京日报社旧貌换新颜。不变的，是《北京日报》人一以贯之的用新闻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