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推倒伟人决策，众将顾虑重重，邓公拍案而起：出了问题我来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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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大授衔，中央军委分别授予10位元帅、10位大将、55位上将、175位中将和802位少将。

在授衔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反映都不一样。有向粟裕那样觉得自己授予大将的军衔高了，也有像钟伟那样，扬言把勋章挂在狗尾巴草上，不过，总体来讲，绝大多数人都乐于服从，并没有对授衔提出过什么异议。

然而，授衔之后很快就出现了不少问题。

第一个问题便是军官与士兵之间开始出现了阶级差异，甚至有些军事干部仗着军衔开始显摆。这与我军早期崇尚官兵平等的理念南辕北辙。

第二个问题是军衔的名目繁多，容易造成各个部队之间的指挥紊乱和混淆。

尤其是在第一个问题方面，很多经历过革命风雨的老帅看来十分不习惯，对此，彭德怀元帅就曾说：“我真的很不喜欢我肩膀上的这几个牌牌，这个很不好，将来肯定要取消掉！”

部队里渐渐出现了呼吁取消军衔的声音，有不少同志都认为军衔是“教条主义”不适合人民子弟兵的队伍。

对此，毛主席深以为然，在经过调查之后，便下令取消了军衔制度，以后所有的官兵一律平等，这样就不存在官大官小等问题了。

可取消军衔制度不久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比如，每支军队之间缺乏统一的领导和调度，军队的训练和作战水平出现了严重的下滑迹象等等。

对于这一切，邓公早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可要立马推倒原先伟人作出的决策，再重新把军衔这套东西捡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得到的事情。

这主要是因为，此时我国军队数量极其庞大，人员构成也非常复杂，如果随随便便推行新军衔制度，势必会造成大量军官阶层的出现，不利于国家和民族。

于是，邓公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情况的发展，在经过两轮军改后，将部队的人数一减再减，终于让军队人数控制在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层面。

到了1982年5月，邓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组织同志们召开会议，商讨“恢复军衔制度”的问题，一场事关人民解放军未来发展的改革随即拉开序幕。

1983年5月，中央军委的同志们在邓公的指示之下成立了“全军恢复军衔制度领导小组”，由中央军委办公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直接领导。

在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中央军委将军衔等级作出了明确分类，邓公就针对这次的工作做出了明确的指示：“实行新的军衔制度以后，我们的军官要分三等（将官、校官、尉官）十一级（将官四级，其中包含一级上将，并未实授、校官四级、尉官三级）。”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正当邓公大刀阔斧信心满满准备推行新军衔之际，国际形势再次发生悄然变化，戈尔巴乔夫上台中苏关系逐渐走向缓和，邓公为表明诚意，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内发展的需要等诸多问题因素，便再次来个百万大裁军。

至此，军队人数再次回归到了一个较为合理的阶段。

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我国军衔改革工作终于正式获得了全国人大的授权。

但在具体的授衔工作开始之前，邓公组织大家举行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

这次的会议气氛十分微妙，有同志担心一旦恢复军衔会不会出现跟以前一样的问题，邓公闻言便说：“我们不是在1955年军衔制度的基础上搞恢复，而是要重新建设一套军衔制度，它会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接着邓公又说：“我们的军队建设今后要长期处在和平时期，因此军队里的军衔只要设到上将就行了。”

对于邓公的这个说法，又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大家认为既然推行新的军衔制度，为什么只设定到上将，上将之上为什么不再设定了呢？

其实，在革命战争年代确实有必要再往上将上面设置大将、元帅，甚至大元帅等军衔，但问题是，革命战争立功授勋较为容易，只要发挥聪明机智的才干和勇猛杀敌的本领，最后都会取得相应的军衔。

可和平时期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战争，人民子弟兵的主要职责是救灾和训练，能够争取到顶级军衔的机会无形之中就会变得很少。

这也是邓公为什么建议只设定到上将为止的原因。

尽管邓公耐心跟军队里面的将领们做了不少思想工作，但大家仍旧犹豫不决、疑虑重重，怕担负起历史骂名。

就在这个时候，邓公拍案而起，说：“决定是大家一起做的，骂名由我一个人来担就好了。”

所有人看到邓公的气势于是当即表态完全支持此次新的军衔制度实施，这样一来，新的军衔制度在全军推广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