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些被俘的将领的去留成了问题，但是我军一向对俘虏宽容量。

毛主席就说过：“消灭一个肉体容易，要改造一个灵魂，就困难了！”

这些战俘有聪明的头脑，作战的经验，有过但也有功，所以主席对于这些战犯总是持有改造态度的。

为了更好地管理战俘，战犯管理所应运而生，北京的功德林也被给保留了下来，并且它最为出名。

它曾经关押了8个黄埔军校的一期生，后来有7个人被特赦，只有1个人被枪决。

这个功德林管理所到底是何来头呢？

功德林

功德林原是一座寺庙，这座寺庙占地广阔，最初是清末民初清朝在这里设立的“京师习艺所”，后来北洋军阀占据北平后便将其改造成了一座监狱。

还未解放中国的时候，功德林作为监狱关押过我党许多早期人物和创始人，我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死于功德林之中。

民国时期，北洋军阀愚昧无知，害怕被“赤化” ，曾多次追捕李大钊。但是李大钊生性坚韧，没有一丝畏惧。

李大钊曾说：“这种无耻的迫害是吓不倒我的。”在敌军发动警力逮捕他时，他还在办公室办公。

1927年4月6日，反动军警最终抓捕了李大钊，并将其关押到功德林。

敌人开始对李大钊进行严刑逼供，使用了电椅、老虎凳等刑讯工具逼迫李大钊，最后甚至拔掉了李大钊双手的指甲。

其受到的痛苦可想而知，但是李大钊死咬牙关，半句信息都没透露出。

后来敌军又改变策略，对李大钊进行利诱，当时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对其诱惑地说：

“李先生，只要你肯为张大帅、吴大帅效劳，保你官职在我之上。”然而李大钊还是不为所动。

李大钊没有在意敌人对他的任何作为，坚持本心，始终坚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

在长达22天的牢狱生活之后，李大钊第一个走上了绞架，敌人为了折磨李大钊，绞了他三次。

解放战争之后，功德林仍旧作为关押战俘的地方，关押的战犯多是黄埔军校的高级将领，也因此有人戏称“功德林这个地方，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得来的”。

功德林内被关押的战犯并没有被当作阿猫阿狗看待，他们有着被改造的希望。

功德林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曾经关押过8个黄埔一期生，只有一个人被处以枪决，剩余7人全部被特赦了。

这8个黄埔一期生身上发生过什么呢？

八个一期生俘虏

晚清军阀统治时期，革命势态严峻，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见孙中山之后，向他提议“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由此诞生了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建立的目的便是为革命训练军官，从而更好地进行革命。

在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黄埔军校是一所具有国共合作性质的革命军事学校。当时由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担任校党代表，蒋介石担任校长。

1924年，黄埔军校第一期在1200名考生中只录取了350人，这些人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天之骄子，是让人称赞的黄埔一期“天子门生”。

黄埔军校建校之后，为革命提供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徐向前、陈赓、周士第等开国将帅都出自黄埔军校一期生。

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出现破裂，黄埔军校分裂，分别在广州、武汉和南京形成了三所黄埔军校。

后来经过一番变动，蒋介石决定在南京自行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正式宣誓反共，黄埔军校的学生追随于蒋介石，并在之后成为蒋介石抵抗共产党的有力帮手。

在追随蒋介石的黄埔一期生中，胡宗南、桂永清、俞济时、孙元良等人都拼其性命为蒋介石做事。

功德林中关押的8个黄埔一期生，个个都曾经是蒋介石的心腹，他们分别是李仙洲、范汉杰、黄维、杜聿明、宋希濂、周振强、曾扩情和邓子超。

李仙洲是被俘获的第一个黄埔一期生，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担任上连长、团长、师长，直至第28团军总司令。

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是一位热血好男儿，非常听从老蒋的安排。

范汉杰是广东大埔人，善于研究政治、军事，曾任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是抗日名将，在辽沈战役中，被我军俘虏于锦州。

黄维在民国时期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曾经带兵参加过淞沪会战等保卫战争战争，在战斗中有勇有谋，在红军长征后执行“清剿”任务，算是红军的死对头。

杜聿明是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曾多次带兵与我军抗争，对国民党的贡献非常大，他毕业后东征讨伐陈炯明中便初露锋芒。

宋希濂虽说是国民党军，但也是抗日名将，曾经担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周振强曾经担任任大元帅府的卫士；曾扩情是由李大钊介绍进入黄埔军校，在北伐战争时期，北伐时曾任过政治部主任。

邓子超在作为黄埔军校的学生队长时便参加了东征，并捉住了陈炯明，后来参加北伐战争，非常被看重，在抗日战争中也表现非凡。

这八个黄埔军校一期生也都曾建立过丰功伟业，在抗日战争中都表现不凡，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可惜一直效命于蒋介石，与共产党作对。

但是他们被关入功德林中并没有遭受非人的虐待，而是被我军苦口婆心的劝导，让他们接受教育和改造。

态度转变 七人获赦

优待战俘一直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我军捕获日军时都能给他们吃喝，更别说是对待自己的同胞。

说到底还是两方的信仰不同，看法不同，如果能够统一思想，那他们对于新中国的作用还是及其大的。

战俘刚进入功德林时总是非常逆反的，所谓一臣不事二主，在这方面，大家都保持着高度的忠诚性。

这些一期生战俘在功德林中被教育学习，帮助他们改正偏见。在他们看来觉得自己是在被洗脑。

这也可以理解，毕竟要接受和以前不同的观念，要推翻蒋介石在他们心中的重要地位。

所以他们以前的思想还是很顽固的，有不少人是持反抗态度的。

黄维就是反抗较为严重的人之一，在刚进入功德林时，他甚至想要自杀。

借口需要安眠药助眠，但是却暗中积攒安眠药，幸亏管理人员在他的裤脚中发现了他藏的50片安眠药。

如果我军真的不在乎这些战俘，让他们自杀便可，但是我军从来没有放弃这些曾经针锋相对的敌人，因为他们也曾在抗日战争中洒下热血，他们也有一腔爱国之心。

为使这些战俘安心，周总理强调：“功德林里的人不会平白无故地被杀掉，并且这些人会被分批释放。”

并且还提到他们不会被用镣铐锁住，在功德林里的一切都是自由的，想说什么也都可以提，不用担心被惩罚。

在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的时候，黄维甚至不服管教，受到批评被要求写检查后，他还愤愤不平地写下：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当时甚至和管理人员打了起来，黄维原以为自己会受到严肃处分，但最终是那个管理人员的处分更重。

不止如此，黄维刚开始的思维非常固化，经常不服管教，通过借口研究永动机来消极对待学习改造，也因此被多次批斗。

如果使让他感觉无聊的批斗还没什么，他只会两眼一闭，不听不评；若是让他听到心烦的批评，他便会放一串响屁，有人说他，他便反驳道：

“放屁是生理反应，你非要把屁和你的发言联系在一起，我也没办法。”令人哭笑不得。

黄维在之后被发现患有五种结核，我军一直没有放弃对他的治疗，虽然很难获取需要的药物，我军还是派人员前往香港买来药物。

在医护人员对他长达四年精心治疗之后，他终于病愈，而他的心态也在一步一步转变，毕竟我军的真诚是可以看到的。

在改造期间，由于黄维身子虚弱，他的餐桌上从来不缺奶类、蛋类和肉类，在国家非常困难的时候，他的伙食也非常好，他也非常感动。

除了邓子超，其他人都在功德林中的改造中认识到了共产党崇高的精神，并且接受了改造，改造的过程虽说比较艰难，好歹也有成果。

其实他们也都是有一颗爱国之心的，在抗美援朝期间，待在功德林的一些将领常常一起探讨战争局势，担忧当时的情形，期待我军取得胜利。

有根美军打过交道的将领还把自己相关的经验和战术汇编了起来，并交给毛主席，也希望出一份力，毛主席也欣然接受，让我军共同传阅，这些经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抗美援朝时，我军面临物资短缺的困境，全国掀起了“炒面运动”。功德林的一些战俘得知这件事之后也加入了这项运动，只为了我军能够以好的状态对抗敌军。

这些战俘平日里省下自己伙食补贴里的一部分，并汇聚在一起加入到炒面里，再也没有之前的针锋相对，昔日的敌人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外来的敌军。

战争胜利之后，许多战俘发自内心的感到喜悦。

除邓子超之外，剩下的7个战俘依次被特赦。邓子超到底做了什么竟让他没有获得特赦，甚至被枪决？

唯一被枪决的一期生战俘

其实还得仔细说说邓子超的背景，出生于动荡年代，他在年少时便参军强国、征战沙场的志向。后来他努力学习，成功成为了黄埔军校一期生。

后来跟随孙中山先生一起参加北伐战争时便展露了才能，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

北伐战争结束之后，他便跟随蒋介石南征北战，蒋介石对他也非常重用，将他任命为江西保安第十四团团长，负责镇守当时中国的军事中心之一——庐山。

蒋介石对邓子超如此看重，邓子超便对他更加衷心。后来邓子超的部队又在抗日战争中大显身手，创下佳绩。

蒋介石对其更是器重，邓子超也奉蒋介石之命处处与我军对抗，成为我军的威胁势力之一，他曾宣称誓死追随蒋介石。

但最终战败被捕，送入功德林，由于他对蒋介石忠诚地追随，他在改造期间反抗教育，不服管理。

他甚至与张国勋等人多次秘密谋划越狱出逃，对其他人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邓子超在越狱被捕之后也从来没有悔过之心，还是我行我素，纨绔不化，只能说他对于蒋介石太过忠诚，对于共产党还存在偏见。

这样一个人是一个定时炸弹。尽管我军崇尚以德报怨的原则，但是为了大局考虑，害怕他影响其他战俘，只能将邓子超处以枪决。

邓子超成为了第一个被枪决的黄埔一期生，其他7个黄埔一期生都有着还不错的结局。

李仙洲在获释之后就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他们共同回忆黄埔军校的过去，总理让他往前看。

后来因李仙洲的能力出众，从一个小小专员当上了山东省政协常务委员，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人民做贡献。

曾经在功德林中反抗也很激烈的黄维是最后一个被特赦的，当初对他的改造便十分艰难，但后来他对共产党也非常服气。

在被特赦后，他在永定门内东街分到了一套宽敞的住房，妻子也被分配了工作。

杜聿明是第一批被特赦的战俘，他其实是蒋介石的嫡亲，更是他的心腹，但在后来的改造中表现非常积极。

他的释放当时在监狱中受到了巨大的议论，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但这也鼓动了更多人接受改造。

杜聿明获释之后心存感激，留在了大陆，被安排去担任文史馆专员，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后半生。

其他被特赦的战俘的结局也大致相同，基本上可以过上吃穿不愁的生活。

我军既没有在监狱里为难他们，也没有在他们出监狱后限制他们的自由、为难他们，而是尽可能提供帮助。

被特赦的战俘经过改造早已经改变了思想，一心一意想着造福大陆，配合共产党，可以说这是最好的结局。

中国共产党是仁慈客观的，是想要用尽浑身解数帮助战俘走上正道的。但是若他们自己不配合，我军也只好手下不留情了。

结语：

黄埔军校这8个被俘的一期生在蒋介石手下也是个顶个的辉煌，不服管教其实也在所难免，也有人怀疑过是否真的能将他们改邪归正。

然而中国共产党总是热爱挑战的，善于把不可能化为可能，正是这种自信让我党带领着新中国走上一个又一个高峰。

邓子超被枪决其实是我军不愿看到的，我军希望每个战俘都能够理解共产党的苦心，理解团结起来的力量。

痛下杀手比以理服人简单得多，但是共产党还是选择笨方法，只因都是中国人，一致对外才是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