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的一天，时任西南军政大学政治教育科科长王玮在工作中意外了解到，该校高级研究班有一个学员的情况与其在抗战时期认识的八路军老团长的情况有些相似。

王玮让人把该学员叫到办公室了解情况。尽管已经过去了10年，王玮还是一眼认出了他。王玮心中虽已怒火万丈，但仍平静地问道：“你不是刘子仁吗？”

学员听到这个名字愣了一下，接着急忙辩解道：“你认错人了，我不叫刘子仁。”

王玮狠狠地盯着他：“刘团长，怎么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的司法科长王玮呀，不要再演戏了，你就是化成灰我也认识。”

事实上刘子仁曾是八路军第四纵队第六旅第十七团团长兼夏邑县县长，1940年他煽动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和十八团团长吴信容裹挟2000多人叛变，投向汤恩伯部，给根据地造成重大损失。

这三人最终结局如何呢？

抗战时期的八路军

彭雪枫：如不听劝就将他们押回司令部

1940年底的一天，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分别发了一份密电给中共南地委（萧县为中心的陇海路以南地区）和17团团长刘子仁。电文的内容大致是：

派南地委书记李忠道去做耿蕴斋和吴信容（也叫吴信荣）的思想工作，劝他们两人尽快回到部队，如果仍冥顽不灵则设法将两人带回司令部。同时让刘子仁监视这两人部队的动向，协助行动。

彭雪枫为何突然要对两名八路军干部采取强制措施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两人。

耿蕴斋是萧县人（现属安徽管辖），地主家庭出身，家中有400多亩田地。此人读过书，思想还算开明，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

耿蕴斋大革命时期曾加入中共，但老蒋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在国民党内搞清党，耿蕴斋便脱党，后来当上了国民党的区长。1936年西安事变时，耿蕴斋因发表反蒋言论被革职。抗战爆发后，耿蕴斋不愿做亡国奴在当地组织抗日游击队，并被恢复中共党籍。

但耿蕴斋身上也有一些毛病。比如生活比较腐化，思想封建，乡土观念强，总将部队视为个人财产，常因此而不配合组织工作。游击队本该四处活动，但耿蕴斋一心想守着萧县当土皇帝，组织调他去外地，他内心总是非常抗拒。

1938年春，为了增强游击力量，组织将萧县几支游击队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总队，让耿蕴斋担任总队长（相当于团长），并随苏鲁豫支队行动。

耿蕴斋对此非常不满，四处说苏鲁豫支队对他不好，不久后竟然不经组织同意私自带着一个警卫连脱队回到了萧县。考虑到他在萧县的影响，为了教育争取他，组织原谅了他，并重新为其安排工作。

1939年底，新四军六支队将萧县游击支队及宿县独立团编为该支队第三总队，交给耿蕴斋指挥。后来根据形势发展，又将其升为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三总队所属的两个团被编为新军四师特务团，留给耿蕴斋一个警卫营和骑兵队约400人。

抗战时期，部队变动较大，地方游击队本来就担负着为主力部队培养战士的责任。但耿蕴斋思想顽固，对此就是想不通。他认为此举是明升暗降，夺了他的兵权，大发牢骚。

彭雪枫

1940年12月初，耿蕴斋故技重施，不经组织同意便私自带着一个警卫连由涡阳县回到萧县，与八路军第四纵队第六旅第十八团团长吴信容一起活动。

再来说这个吴信容，也是萧县地主出身，与耿蕴斋有师生之谊，关系密切。吴信容抗日热情较高，抗战前担任过国民党的区联防团团长。萧县沦陷后，国民党主力部队撤走，他也留在当地拉队伍，带队攻打过萧县伪维持会。

1938年底，吴信容被编入湖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总队。这以后，吴信容跟随主力部队打过一些仗，升迁也很快。1940年6月，他已经担任八路军第四纵队第六旅副旅长兼十八团团长。

但吴信容与耿蕴斋一样，将部队视为个人私有财产，而且官瘾很大。1940年秋，六旅旅长谭友林被派往延安开会，吴信容认为论资排队自己最应该升任旅长。但组织派了老红军出身的饶子健担任旅长。

当时的局势复杂，日伪人员、国民党顽固派势力交错，派经受过考验的饶子健担任旅长显然更有利于部队稳定发展。但吴信容对此耿耿于怀，满腹牢骚。

加上当时部队分散活动四处打游击，团长、政委、参谋长各带一个营活动。对此，吴信容发牢骚说：“不要叫我副旅长，也不要叫我团长，我就是个营长。”后来他干脆带着这营回到萧县单独活动。

就这样，两个臭味相投的人走到了一起。他们不论投向哪一方，都是抗日力量的重大损失。事发后豫皖苏边区曾派人前去调查，但耿蕴斋、吴信容不仅对组织派来的人避而不见，还派人监视他们的住处。

如此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彭雪枫的重视，他在报告中央以后，决定先礼后兵，派人劝他们回司令部协调解决，如不听劝则以武力将其拿办。

抗战时期的游击队员

双摆“鸿门宴”

此时便到本文的主角刘子仁出场了。彭雪枫对其非常信任，交给他监视耿、吴二部动向的任务。但万万没想到，此人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一边表示坚决执行，一边写信给耿、吴告密，暗中挑拨。

彭雪枫如此相信刘子仁，他为何还要干这种挑拨离间的事呢？

刘子仁是河南永城县人，也是地主出身，曾在西北军中工作当过旅长。西北军解体后，刘子仁回到老家当上了保安总队副总队长。1938年11月，永城县被日伪军占领，刘子仁便参加了鲁雨亭组织抗日游击队。

1939年，鲁雨亭的游击队被编为新四军六支队一总队，刘子仁为二大队大队长，从此混入新四军。刘子仁为人圆滑，擅长见风使舵，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非常会来事。为了表现得进步，他还入了党。

鲁雨亭在1940与日伪的一次战斗中牺牲，由于该部伤亡较大，被缩编为八路军四纵队十二旅十七团，刘子仁被提拔为团长，后来又兼任夏邑县县长。

应当说十七团政治条件是不错的，干部中有好几名老红军，士兵中20%是党员，连以上干部也受过组织集中培训。但问题就出在刘子仁身上，此人军阀习气较重，参加革命纯属是投机。平时日培植亲信，扩充个人势力，将组织人事安排视为要抢他的部队。

事实上，他早已经在谋划叛变行动。在此之前便趁政委离开部队的机会，借口要去攻打日伪据点，把部队拉到老家永城东北，与耿蕴斋、吴信容的部队靠近，三人在一起密谋对抗组织。

在刘子仁的挑拨下，耿、吴二人自然又是不肯见组织派去的代表，为此时任边区党委书记吴芝圃便亲自前往萧县处理此事，可惜当时组织仍未识破刘子仁的真面目。

吴芝圃与当地干部商讨后决定，以刘子仁的名义写请柬邀请耿、吴二人来刘驻地吃饭，再对耿、吴进行说服教育，如不听就将其扣留，押回司令部处理。

吴芝圃写好请柬后交刘子仁抄写，不料刘子仁在送请柬的同时又加了一封密信，告诉耿、吴二人：“吴芝圃这回带了神枪手营长吴守训，这是鸿门宴，你们千万别来。”送完信他还不放心，悄悄跑到耿、吴驻地密商叛乱。

耿、吴二人知情后自然不肯赴宴，还将在该部做思想工作的李忠道扣押，并要求吴芝圃前往其驻地谈判。同时，刘子仁回到驻地后也扣押了在其部队中工作的五六十名党员干部。

吴芝圃思来想去，就是刀山火海，也要赴这次鸿门宴：

其一、当时的形势极为复杂，一旦失控就会引发公开的武装冲突，损害抗日力量。

其二、被押的干部要么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要么是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万一他们出了什么意外，组织要遭受重大损失。

见面后耿、吴二人还算客气，不断向吴芝圃诉苦，说到动情时吴信容竟然放声大哭说：“我吴信容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何要摆鸿门宴谋杀我和耿司令？”

吴芝圃站起来严肃地说：“断无此事，肯定是有人挑拨离间。”吴芝圃站在民族大义上，劝他们不要当历史的罪人，有问题可以反映到中央去 ，千万不要一错再错。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让耿吴两人无言以对。

事实上，由于李忠道等人大量的思想工作，耿、吴二人还未下定叛变决定，仍然犹豫不决，所以留了后路，未进一步采取行动。他们表面答应吴芝圃愿意和平解决，但却借故要求吴芝圃留下来。

正在此时，刘子仁派骑兵来通知耿、吴前往其驻地会合。耿、吴走后，吴芝圃趁机离开，最终安全脱险。当天晚上，被刘子仁扣押的干部设法突围，其中6名干部牺牲，另有7人未能冲出去，其余干部均脱险归队。

集中学习的八路军

为何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干部集中叛变的事情？这要从两个层面来分析：

第一、从当时的背景来看：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国军以诱降为主，国民党顽固派缓过气来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老蒋开始阴谋策划“清剿”大江南北的新四军的具体军事行动，将华中地区分为4个“清剿区”。其中淮北为第三分区，由汤恩伯为总司令，指挥10余万部队侵犯豫皖苏边区。

与此同时，日伪军也沿重要交通线向豫皖苏边区增兵，妄图摧毁我豫皖苏边区。在大军压境，又长期遭到封锁的情况下，苏皖苏边区出现了一定困难。而像耿、吴、刘这样的人对抗战失去了信心，信念开始动摇，想投靠更有实力的一方。

第二、从个人因素来看：

耿、吴、刘三人都是地主出身，半路才参加革命，有投机思想。他们虽然也抗日，但参加革命的目的只是想在被日伪军压迫的情况下继续生存。保存住自己的部队，就能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这是那个时代大小军阀的共同之处。

但中共领导的部队，是一支全新的革命队伍，原则是“党指挥枪”，个人利益应该服从组织利益，服从民族大义。耿、吴、刘三人的想法是与此冲突的，他们虽然身在革命队伍中，却未真正地领悟革命思想。因此在工作安排中难免出现各种摩擦和矛盾，进而导致集体叛变。

事情发生后，彭雪枫非常重视，研究后认为：这次事件主要是刘子仁从中作梗，耿、吴二人叛变的决心并不强，对他们仍以争取为主。随后，彭雪枫抽调两个团的兵力开赴萧县、永城地区。

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刘子仁不得不释放7名未能突围的干部，耿、吴两人也释放了扣押的20多名干部。此后，他们率领2000多人投靠了汤恩伯。耿蕴斋被任命为苏鲁豫皖挺进游击一纵队少将司令，刘子仁为副司令兼第2支队长，吴信容为第3支队长。

耿、吴、刘的叛变使根据地遭受了重大损失，日后他们还与国民党顽军勾结，调转枪口危害革命。1941年二三月间，这三人联合顽军进攻萧县独立旅，使多名干部牺牲。尤其是刘子仁多次进攻萧县、永城地区人民政权，为非作歹，给这一地区的老百姓带来了极大危害。

耿蕴斋虽然获得了少将军衔在三人中职务最高，但他手底下没有什么部队，另外两人根本不愿听他指挥。耿蕴斋成了个光杆司令，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不久，他司令的职务就被刘子仁抢了去。

耿蕴斋被改任为长江下游挺进军二路副总指挥，有职无权。无奈手上没有部队，备受冷落，只能唉声叹气，最终离开军界回到家中赋闲。解放后耿蕴斋被逮捕，为了保命，他竟不知廉耻地写信向已经担任河南省主席的吴芝圃求助。

吴芝圃感念他曾作过的一点贡献，并且他叛变后并未对组织造成太大损失，还及时脱离了反动军队。根据党的宽大政策，建议萧县对耿蕴斋从轻发落。不久后，耿蕴斋便被释放，于1962年病逝。

吴信容叛变后仍被视为争取的对象，彭雪枫、张震、吴芝圃三人联名写信通过中间人转交给他，他看后悔恨交加，被中共干部的诚恳和大度所感动，并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返回部队。

耿蕴斋、刘子仁二人前往汤恩伯司令部接受封官时，吴信容并未一同前往，平时也不穿国民党军队的新军服。并且拒绝了国民党派来的干部，也不许他们在自己的部队中搞所谓的党员自首登记。此外，他还保护了一些地方进步人士。

吴信容的种种异常举动自然引起了汤恩伯的注意。1942年春，汤恩伯一个姓钱的爆破组长在萧县王柳园宴请吴信容，酒后吴信容便得重病不治而亡。当时外界纷纷猜测，吴信容是被汤恩伯的特务毒死的，当然这一点难以考证。

吴信容死后，部队由其弟弟吴信元掌握。1944年8月，吴信元率部起义，又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刘子仁在叛变后展现出“变色龙”本质。他先是投靠汤恩伯部，1944年新四军第四师根据中央命令再次西进豫皖苏边区，恢复了萧县、永城等根据地，结束了汤恩伯在这一地区的统治。

刘子仁如同丧家之犬，为了生存借助以前在西北军中的关系，投靠了日伪张岚峰部，被编为一个师当上了师长。当时的日伪军已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头，刘子仁为了生存慌不择路，可见其卑劣本性。

但就是这样的人在抗战胜利后，又被国民党部队收编，还保留原职，后来还当上了第三〇九师师长。1949年12月，国民党政权已经完全崩溃，刘子仁随该军军长在四川起义。

刘子仁自知罪孽深重，隐姓埋名，企图隐瞒历史蒙混过关。起义的高级将领被送往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刘子仁也进入该班学习，不料被曾在他手下工作过的王玮认出。最终，刘子仁被枪毙。

审判犯人

尾声：

尽管耿、吴、刘三人都参与了叛变，但经查证这次事件由刘子仁主导，他们三人最终的结局也不一样。

耿蕴斋虽然对组织不满，只是发发牢骚，并未下定叛变的决心。加上他手下并没有什么部队，没有对组织造成重大损失。虽然解放后一度被捕，但很快被释放，最后得以善终。

吴信容情况跟耿蕴斋相似，组织对其以争取为主，他叛变后也有悔过迹象。吴信容的死其实是一次意外，如果没有这次意外，他悔过的表现可能会更多。

司马迁说过“人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重于泰山吴信容自然是算不上了，但至少没有遗臭万年。另外，他的部队也得以保留，最终回到组织怀抱。

其中最可悲的便是主导者刘子仁，他在日伪和国军之间反复横跳，尽显变色龙本质，毫无气节，最终落得了遗臭万年的下场。

这三人的不同结局也体现两点：

其一，组织能够结合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对待反对者。对耿、吴两人以争取为主，最终使吴信元起义。对刘子仁这样的首恶分子则以打击为主，让其无法在永城地区生存。

其二，这三人危害不同，结局也不同，作恶越多的人，结局往往也最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