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嵩明县与宜良县交界有座废弃的煤矿，20年前比县城还要热闹

1949年11月份，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林总率领四野进入湖南直奔桂林，陈赓率领第四兵团从广东进入广西，此时蒋公坐镇重庆，指挥国民党军欲与刘邓大军决战。无奈白马山一役国民党军大溃败，而此时北线贺老总率领的第18兵团入川，蒋公坐镇重庆表面稳如泰山、内心如坐针毡，刘邓大军逼近重庆，蒋公再怎么心若自如都是装的。蒋公预感到重庆即将被刘邓大军攻破，命得力助手张群出走云南，游说卢汉将云南绥靖公署迁往蒙自，好让国民党政府和国防部入驻昆明。

张群来到云南后被卢汉扣押，将所有证件收走，以张群的名义命驻昆明国民党要员以及保密局要员来卢公馆开会。张群是蒋公的得力助手，是国民党驻云南最高长官，谁都不敢违命，齐数来到卢公馆，卢汉将前来与会的人员集体扣押，其中就有余程万、李弥、沈醉。1949年12月9日晚10点，逼迫国民党要员20多人签字后宣布云南起义。卢汉碍于江湖义气送走张群，并将国民党要员放走。

蒋公听到云南起义后直骂卢汉没骨气，正想着利用云南作为基地跟解放军对抗，卢汉这一闹，看着大势已去只能去台湾。李弥、程万里、沈醉等人作为有脸有面的人物，在国民党内部影响力巨大，卢汉为了稳定西南，同时也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无奈都是顽固不化的主，仍旧起兵作乱。1950年2月份，解放军进军云南，国民党高官乘飞机出逃，未能出逃的只能当解放军的俘虏。

解放军的俘虏政策一向是抗拒从严、顺着从宽，普通士兵简单思想改造就发放路费回家，对于军官和顽固分子只能进行劳动改造。起初原有的监狱还能关押国民党俘虏，后又因为剿匪抓到很多的俘虏，原有的监狱无法容纳数目惊人的犯人，云南公安厅劳改局就在远离昆明的山区修建监狱，出于人性化当时不叫监狱而是叫劳改大队。

1953年国家实施“一五”发展计划，发展计划主要以工业建设为主，发展工业需要能源。云南地质勘查队在距离昆明市区70公里处的曲靖专区嵩明县四营公社勘查，发现这一带的煤矿储备量巨大，1954年四营煤矿正是成立。四营煤矿招工困难，上级领导看到监狱里的犯人吃了就睡，而且还经常闹事，新社会主义不能养闲人，上级领导就跟省公安厅劳改局商量借用劳改犯充当矿工适宜。

劳改局领导倒是很阔气，一挥手就将省第九劳改大队1000多人交给四营煤矿充当劳动力。这伙犯人都是刺头，放在监狱里看管很麻烦，不如让他们去挖煤，不仅能解决好吃懒做的本性，还能为祖国建设做贡献何乐而不为。50年代治安环境不稳定，金山角还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反攻云南，而劳改犯大部分都跟土匪、金山角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有联系，出于保密需要对外并不叫监狱而叫四营煤矿。

四营煤矿表面上是以开采煤矿为主，实则是一所监狱，高峰时期有近2000多犯人在这里参加劳动改造。生活区和矿井各自分开，但两米高的围墙把整个矿区围起来，再加上真枪实弹的武警把守，劳改犯们绝对没有越狱的心思。再说参与劳动改造，不仅有吃有住，还能领到津贴，虽然不多但能够养活自己。劳改犯们出狱时还能领到安置费，其实安置费就是参加劳动改造的酬劳，回家时不两手空空也算是一次美好的劳教之旅。以前我们村有个抢劫犯坐8年牢，回家的时候还有钱花，当时都有去监狱服刑的冲动。

80年代改名昆明第43劳动改造教导队，70年代的时候国民党、土匪基本到释放期。劳改犯出狱后无家可归，上级就将释放出来的劳改犯安置在四营煤矿，有技术的从事技术员，会水电的当电工，会修理的当机修工，主要领导还是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劳动者。随着落户在四营煤矿的人越来越多，生活在矿区的超过上万人，一度比嵩明县的县城还要热闹。

90年代初改名昆明第23劳改支队，此时职工是职工、劳改犯是劳改犯，生活在围墙内的人只能哼着铁窗泪，生活在围墙外的人生活的何琪的洒脱。人口逐渐增多，这里就慢慢形成一个场镇，附近村民来这里赶集、周边乡镇的商贩来做买卖，个体户来开店。四营煤矿是省直属正处级单位，不是企业单位，所以职工们的收入比较稳定，消费能力也比较强，商品流动性很频繁，县城都不如这里的繁荣。

1995年，正式定名为云南嵩明监狱，90年代至本世纪的头10年，我国正处于外来文化侵蚀严重的年代，很多年轻人、干部抵挡不住西方腐朽文化的诱惑，罪犯也逐步增多，嵩明监狱的劳改犯一度爆满。进入2010年后犯罪率有所下降，监狱里服刑的人减少，再加上四营煤矿资源的枯竭和劳动改造方式的转变，嵩明监狱整体搬迁至杨林镇七里湾。嵩明监狱搬迁后四营煤矿政策性关闭，一度热闹的四营煤矿又恢复到原有的宁静。四营煤矿关停就意味着生活在这里的人没有得到任何保障，最后只能离开这里，四营煤矿就此走向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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