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日本外相园田直来北京协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事务。

在此期间，园田直结结巴巴地向邓小平提出了关于钓鱼岛的争端问题。

因为不久前，中日渔民因为捕鱼事件在钓鱼岛附近发生了纠纷，作为日本外相，园田直有必要询问一下中国方面对钓鱼岛问题的态度。

如果中国方面态度强硬，那么中日签署友好条约的计划也将成为“无稽之谈”！

邓小平思忖片刻，随即对中国钓鱼岛相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邓小平的一席话获得了日本各界的高度赞扬和支持，可陪同邓小平谈话的日本外相园田直却在多年以后回忆：谈完后他悠哉悠哉，我全身瘫软！

那么，当时邓小平是怎么谈论钓鱼岛问题的呢？对于现在的中日关系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接下来，咱们就来谈谈邓小平与中日钓鱼岛争端前后。

一 邓小平与中日钓鱼岛争端

1972年是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如期访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

从此，美国和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而日本是美国忠实的“仆从国”，中美建交，日本当然要紧跟他“美国主子”的步伐。而与中国建交后产生的经济效益，更加吸引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

急于快速崛起的日本，自然不放过可以给自己带来“辉煌”的“大市场”——中国。

同年9月25日，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不过，此时中国和日本还没有正式签订国际法律效力较强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因为我国和日本政府在钓鱼岛等问题上存在一些争议。

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后，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政府提出的“恢复邦交”三原则。

田中角荣

而且他还表示理解和尊重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田中角荣的表态，中国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积极回应。

1978年8月，日本外相园田直来北京协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他神情忐忑地向邓小平提出了关于钓鱼岛问题。

在不久前，中日渔民因为捕鱼事件在钓鱼岛附近发生了纠纷，作为日本外相，田园直有必要询问一下中国方面对钓鱼岛问题的态度。

如果中国在这一方面态度强硬的话，那么中日签署友好条约的计划可能就泡汤了。

邓小平认为现在中日两国真正的工作中心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至于“钓鱼岛问题”我们现在双方都不能够拿出让对方觉得满意的方案。

现在不能解决，我们可以让这个问题先搁置30年，让我们的后代给出一个中日两国人民都能接受的方案。

园田直

听到这个回答，园田直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他真害怕以强硬著称的邓小平说出“钓鱼岛和日本毫无关系，既然日本方面没有诚意，那么中日建交免谈”这样的话。

所以等邓小平提出这一想法以后，这位受到重托的园田外相也是大松了一口气。

这也使得多年之后，园田直依然清晰地回忆道：谈完他悠哉悠哉，我浑身瘫软。

中日双方终于达成了和平友好条约的共识。1978年8月12日，在邓小平的见证下，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问日本，他也就此成了中国历史上第1位访问日本的我国领导人。

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日本便跟随美国的脚步对中国采取封锁孤立的政策。

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但是他们的政策失败了，我国不仅没有被打倒，而且还和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各方面都迎来了较大的发展。

随着美国与中国建交，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中国日益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已经不容日本忽视了。

此时，《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宣布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而这一条约的确立却充满了曲折。

我国领导人提出要签订一个和平友好条约的构想，是从1972年开始的，当时两国为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进行了第一阶段的谈判。

可由于我国国内并不稳定，再加上日本政府关于反霸权条约问题上态度模棱两可，还有苏联方面干涉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和施压，最终谈判没有取得成功。

不过，一系列来自国内国际上的阻碍和困难丝毫不能影响中国追求和平友好的目标。

两国都希望尽快建交互通有无，领导人们扫清了各种障碍就是为了加快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进程。

为了尽早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日本届政府立即派出了自己的园田外相，让他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和邓小平谈一谈，也就有了他们在谈判桌上的一幕。

随后邓小平访问日本，在这一次的访问之旅众，我们也认识到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越来越大，如果我们现在不奋起直追，那么就必将被抛弃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就是在这期间，他确定了中国要实行改革开放的念头。

在邓小平访日过程中，一些国际记者也对中日双方的钓鱼岛争议提出了疑问。

在回答国际记者提问中日双方对钓鱼岛的争议的看法时，邓小平一直强调中日双方分歧所在是两国叫法不同，一个叫钓鱼岛，一个叫尖阁列岛，叫法不同，看法更不相同了。

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日双方需要约定不涉及这些问题。

而且，中日两国领导人在谈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也约定了不涉及这些问题。

以防有一部分投机分子想在这一问题上挑拨离间，从而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

如邓小平所说，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个问题一时间无法解决，可以暂且搁置，等到有了合理解决办法之后，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相信我们的子孙后代，以他们的智慧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一个问题。

实际上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不仅仅是出现在小平同志访日期间，这个问题贯穿了中国与日本外交问题的始终。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新中国建立之后，周总理是如何处理中日钓鱼岛问题的。

二 中日钓鱼岛历史问题，新中国之后周总理与中日钓鱼岛问题

1972年7月，田中角荣成为日本的首相，他顺应历史的潮流提出三个月后要实现中日邦交的正常化。

在当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中，他说到要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自己执政以后的首要任务，他声称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邦交正常化的“三原则”。

这位日本外相对于日台关系也发表了看法。他表示日中谈判出结果后，“日台关系”将自动终止。往后，日本和台湾之间只保持经济和文化联系。

同年7月9日，周恩来在欢迎民主也门代表的宴会上表示：“在外交方面，日本政府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我国政府的这一声明，也让田中角荣感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有了现实可能性。不久之后，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式迈入快车道。

次月11日，日本的太平外相在接见孙平化、肖向前时，转达了日本政府派代表团访华的决定。

第2日，中国外交部部长代表宣布表示我国政府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来华访问。

紧接着，田中角荣正式接见了孙平化等人，孙平华向他们转达了周总理邀请访华的重大事项。

田中角荣收到这一份邀请以后欣喜若狂，他一再询问北京什么时候气候好，想尽快将访华提上日程。

当时自民党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他也积极说服自民党代表参加。

同年8月31日，田中首相在太平外相的陪同下到美国夏威夷同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进行了会谈。

日本向美国保证要坚持《日美安全条约体系》，同时表示不管成功与否，都要着手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工作。

在日本的再三保证下，美国对于日本要实行中日邦交正常化也没有任何的异议了。

田中角荣

同年9月20日，田中角荣愉快宣布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的邀请。他将尽快访问中国，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田中角荣访华的基本日程已经完全确定下来。

不久，我国政府就与日本政府进行了一次真诚的会谈。

在会谈中，田中角荣谈到了中日两国的争端问题——“钓鱼岛问题”。

对此周总理却说道：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是目前双方的大头，钓鱼岛问题现在还不要讨论，地图上有没有标，出了石油就成问题了。

针对历史问题和条约问题，我方的意见是中日两国一旦恢复邦交，“日蒋条约”自动失效。

而对于日本侵华战争的态度问题，田中角荣在我方的欢迎宴会上致辞时使用了“添了麻烦”这样的词来表示对侵略战争的歉意。

这一词用得如此轻描淡写，一时间让我方参加宴会的外交人员怒火中烧。

我方人员并没有因此和这位首相发生激烈冲突，我国外交人员选择了为大局而隐忍，如果当场爆发冲突，不免让两国外交人员都下不来台。

在第二天，周恩来总理还是对田中首相在答词中的“添了麻烦”的说法提出了异议。

周总理认为田中首相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的努力是人所共睹的，这是值得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纪念的。

但是我国人民不满于田中角荣在宴会上的答词，对侵略战争使用轻描淡写的说法必然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这是对我国人民的第2次伤害。

最终，田中角荣在我方的强烈要求下改正了自己的措辞。

1972年9月，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终于签订了“中日建交公报”，这份公报也被称之为《中日联合声明》。

在声明中，日本政府接受了我方要求日本对于侵华战争的态度，他们承认：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表示深深的歉意。

同时，日本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省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经过中日两国领导人的协同努力，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式迈入一个新的台阶，也为新的中日关系打开了一扇和平友好的大门。

三 钓鱼岛的现状

正所谓国与国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在中日建交之初，中方需要当时亚洲的经济中心国的帮助，而日本也需要我国庞大国内市场以及廉价的劳动力。

正是在这种国家利益诱惑下，日本同意了我国当初提出“搁置争议”的钓鱼岛解决方案。

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铃木善幸的时候，就提出了“共同开发钓鱼岛”的建议，但这位使者表示要把这一意见带回国内告诉太平首相。

而所谓的共同开发，无非就是两国合力开发海底的石油资源，以此可以保证两国共同获利。

随后我国又在多个场次向日方表明，中日两国可以先搁置主权的争端，“共同开发”海底的石油资源的解决方案。

80、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高速发展阶段，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大量的能源，钓鱼岛底下的石油资源正好能够满足我国工业发展的需要。

鉴于此，我国政府再次向日本提出了“共同开发”这一想法，但日本政府野心不死，拒绝了我国这一友好建议。

日本国内政客希望独占钓鱼岛的石油资源，但这一想法侵犯了我国的国家主权及国家利益，自然遭到了我方的强力反对。

那么，是什么促使日本政府对钓鱼岛的野心越来越大呢？

正如金灿荣教授在一次视频中讲到的那样：中国可能是大国当中脾气最好的一个国家。

日本政府把我国的友好误认为是柔弱可欺，于是他们在钓鱼岛问题上百般挑衅，企图独占钓鱼岛资源和夺取领土主权。

日本的“钓鱼岛野心”在2010年以后更加明显，这一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曾经贫弱的中国越来越繁荣富强。他们担心中国崛起后，日本在亚洲地位会逐渐丧失。

于是，日本为了牵制我国的发展，决定在钓鱼岛问题上做文章。2010年，日本3名议员登上了钓鱼岛，不久宣布所谓的“购岛协议”，这一荒唐之举自然遭到了我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随后，日本政府派出了海监船巡视钓鱼岛周围，以此宣布对钓鱼岛海域的领土主权，不过中国政府自然不能任由日本人胡来，一时间双方海监船人员对峙。

2013年4月，中国海军“兰州号”导弹驱逐舰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巡航，日本也派出了自己的P—3C反潜巡逻机和驱逐舰跟踪和监视“兰州号”。

针对日本的挑衅行动，我国决定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这其中自然包括钓鱼岛空域。

我国的这一行为招来了美国和日本的竭力反对，他们争先恐后地派出自己的战机直冲我防空识别区，我军也立即派出军机对其进行拦截和驱逐。

尽管日本还有一些小动作，但面对我国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它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东海防空识别区成为既定的事实。

2020年，上任后的拜登与日本首相营义伟同通了电话，在谈话中提到了钓鱼岛问题，他们一致认为钓鱼岛问题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

尽管日本一直妄图利用《美日安保条约》让中国屈服，但这些小动作在各个层面上遭到了我国的强硬反对。

随着我国四化建设的快速推进，我们对于钓鱼岛的实际掌控力也在逐渐增强，日方对其的影响力日渐减弱。

总结：

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的钓鱼岛问题有着独特历史脉络以及现实的利益基础，日本对钓鱼岛底下的丰富石油资源觊觎已久，这野心自然也是遭到了我国的反对。

但为了邦交正常化，双方都同意这个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的解决方案。

我方更是提出搁置争议，以及共同开发钓鱼岛下面的石油资源的提案。但这一方案遭到了日本方面的反对。

2010年，日本更是挑起了钓鱼岛争端，他们企图造成地区局势不稳，歪曲事实，夺取钓鱼岛。

但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日本政府做再多的小动作也无济于事。

日本对钓鱼岛的野心只能被迫打消，不管是东海、还是南海争端问题，都是中国的相对衰落而产生的领土争端问题，必然也会随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而解决。

编辑：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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