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彩一生作恶多端,入土九年被掘墓,为何还有人想替他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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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将臭名昭著的那些大地主们列成一份榜单,上面一定会有刘文彩的名字。

他杀人放火,草菅人命,无恶不作,以至于死后9年还被人们从墓中掘出,由此可见人民对他是多么憎恶。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竟然有人忠心耿耿替他守墓,甚至不惜“殉葬”,乃至于直到今天都有人想替他翻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清末跳出来的刘老虎

1887年,刘文彩出生于四川大邑,由于父亲是前清贡生,家里又有几十亩良田、一座酒坊,所以刘文彩自幼便不被生计所困,带着一群兄弟四处鬼混。

像这种小县城里的纨绔子弟,原本是成不了什么大害的。

偏偏与他是一丘之貉的兄弟刘文辉,加入了川军,而且混成了旅长,这使得刘文彩有底气成为了“刘老虎”。

刚开始的时候,刘文彩还只是想着借机敛财,强行把贫苦农民的土地聚集在了自己手下。

后来他不再满足于只是当一个富商,开始借着刘文辉的权利去谋取公职。

在刘文辉驻扎宜宾期间,刘文彩先后被任命为烟酒局局长、叙南船捐局长、禁烟查缉总处长以及军税总局总办等职务,最高做到过叙南清乡中将司令。

靠走关系当官也就罢了,刘文彩更无耻的地方在于,他开始借着手里的公权谋取私利。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叙府一地,他开征的项目就有44种之多,比如说花捐,厕所捐以及锄头捐等,很多都让人闻所未闻。

不仅如此,他还逼迫当地的民众铲掉庄稼,种植罂粟。

一方面,他可以借机再收取烟土税,烟苗税以及经济税等税费,另外一方面他可以利用自己禁烟查缉总处长的身份走私,一举两得。

可能有人会问,那我就是不种不行吗?

答案是肯定的,且不说当时的刘文彩在当地是一手遮天,跟他对着干,生命安全都可能受到严重威胁。

就算他不伤害你,你也得交钱,因为当时他还设了一个“懒税”,专门针对那些跟他对着干的农民。

俗话说得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刘文彩横征暴敛、残苛百姓,我党同志们曾经多次组织农民,发起反抗运动。

只不过当时局面混乱、军阀势力较大,所以多次反抗都没能成功,反而有很多我党的同志,不幸被刘文彩杀害。

比如说1927年徐经邦组织了六千农民进行抗捐暴动,最终行动失败,徐经邦惨遭杀害。

1928年,中共叙府城区区委书记李筱文和候补书记李家勋倒下了,1929年和1931年,同样有类似的行动被刘文彩镇压。

在一次又一次的行动中,人民和刘文彩之间早就结下了血海深仇。

只可惜,当时刘文辉实力强悍,人民无处申冤,不过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军阀早晚是要倒下的,刘文彩自然也逃不过人民的惩罚。

刘老虎变纸老虎

刘文彩之所以会倒下,跟两个人有密切关系,一个是他的兄弟刘文辉,另一个就是跟他有着几分家族亲戚关系的刘湘。

同样是军阀,刘湘比刘文辉崛起得更快,职位也更高。

在1931年,刘文辉与刘湘两大军阀在四川展开争霸,由于后者实力更强,刘文辉很快就陷于劣势局面。

这时候刘文彩害怕了,为了帮助兄弟取得争霸胜利,他派遣刺客前去重庆暗杀刘湘。

这次行动并没有成功,但是却激起了刘湘的怒火,此后他不仅加快了争霸节奏,而且还直接派遣飞机轰炸宜宾,迫使刘氏兄弟抱头鼠窜。

此战过后,刘文辉直接败退雅安老家,而刘文彩则是在又一次搜刮一遍过后,带着20万银元回到了老家大邑安仁镇。

凭借着之前攒下的关系,以及收刮来的财富,刘文彩在老家照样过得“风生水起”。

甚至由于鱼肉乡里,他的财产还达到了一个顶峰,也正是从这一时期起,他成为了人人都厌恶的“刘大地主”。

虽然腰包鼓了,但是刘文彩也知道,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光有钱是不行的,还得有人有权,否则一旦别人带兵打过来,他就会沦为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为了填补自己内心的恐惧,刘文彩开始大肆扩张麾下势力,他不仅特意卷装了一批武装家丁,找了一拨打手刺客,甚至还建立一个所谓的“公益协进社”

说是社团,其实实际上就是袍哥组织,里面要么是一些街头恶霸,要么就是一些跟他一样的为非作歹的地主。

巅峰时期这个袍哥组织累计有超过10万人、1万支枪。

有了属于自己的“队伍”,刘文彩的自信心也是空前膨胀。

他不仅在当地横着走,甚至就连昔日的靠山刘文辉,都不被他放在眼里了。

有一次,刘文辉夫人的族侄杨炳元喝醉了酒,便在私下里说了他两句。

结果不知道这话怎么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以至于他直接派人将杨炳元枪杀在了雅安闹市。

后来,解放战争爆发,刘文辉洗心革面,开始跟我党合作了,可是刘文彩这个鼠目寸光的“纸老虎”。

非但不想着及时认错、接受惩罚,以洗清自己的罪孽,甚至还愈发目中无人,处处跟我党的同志们作对。

然而,刘文彩的手段愈是酷烈,就越是证明他内心的心虚。

国民党反动派手握数百万大军,尚且在我党的军队前节节败退,刘文彩手下的那些袍哥们又算得了什么呢?

此时的他,只不过是个纸老虎罢了。

不过刘文彩之死,跟我党的关系其实并不是很大,而是长期吸食大烟,导致他的身体被拖垮了。

原本他在养病,结果在病危之际,他又突然想返回安仁镇老家,1949年10月17日,刘文彩最终死在了成都双流地界。

这个罪恶的地主,就这么草草结束了自己短暂且丑陋的一生。

掘坟鞭尸,守墓人殉葬

刘文彩去世之后,家人按照遗嘱把他葬到了墓地里,然后便轰然而散了。

留下来守墓的,仅有刘文彩生前安排好的三个“守墓人”。

这三个守墓人都是60来岁的老汉,刘文彩为了让他们尽心竭力给自己守墓,还特意给他们安排了住所,分发了良田。

只可惜,刘文彩去世不久,三个老汉中的两位就相继去世了,只剩下一个叫做刘清山的守墓人,兢兢业业地留在那里。

可人若是生前做了很多坏事,死后也是很难享受到安宁的。

由于当地民众对刘文彩太过憎恶,所以在刘文彩入墓9年后,1958年一群钢铁厂的年轻工人们,来到了他的坟头前,挥着锄头开始掘坟。

在这个过程中,佝偻着腰的刘清山不断前来劝阻,结果非但没能让这群小伙子们停下,反而被对方用一句话噎得哑口无言,

“你也是贫农出身,难道你不知道他做过什么吗?要在这替他说话?”

最终刘清山还是没能拦住这些小伙子,只见他们掘开墓碑,挖出了那座豪华的棺椁,将刘文彩的尸体丢到了河边,任由阳光曝晒。

据说后来刘文彩的尸体被某个不知名的亲戚给收敛了,真相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对于刘文彩的境遇,我们也只能说一句自作自受。

事情看似到这里就过去了,然而守墓的刘清山却陷入到了深深的自责中,4天后他也去世了。

他和刘文彩其实不仅仅是雇佣关系,还有一层亲戚关系在里边,所以在三个守墓人里,他也是个领头的。

当然了,这也不是说他是刘氏家族的成员,严格意义上来说,真正与他有关系的应当是刘文彩的五姨太,王玉清。

这个王玉清也不是个普通人,据说她一度是“中国大陆仅存的最后一个五姨太”,一直到2003年4月才去世。

当初刘文彩在世的时候,非常宠爱这个姨太太,因此特意从他的亲戚那边选了一位来充当自己的守墓人“头头”,也算是煞费苦心。

只可惜,任凭刘文彩机关算尽,最终也依旧难逃人们对他的惩戒。

实际上不仅是他,就连他的家人后来过得也都不是很好,他的大儿子由于痴迷鸦片,所以也得了肺结核。

至于他的其他几个儿子,虽然没有被疾病缠身,但是过得也非常凄凉。

二儿子成为底层民工,三儿子终身未娶,终老孤身一人,至于他的小儿子,更是不幸被火车撞死了。

对此我们也只能说,这一家人都是受了刘文彩的拖累,尽食苦果。

关于刘文彩的争议

按理说,像这种臭名昭著的大地主,只要唾弃就完事了,是没有太多的讨论的必要的。

可是近些年来我们赫然发现,竟然有人想要给刘文彩“翻案”,或者说试图给他“洗白”,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1941年夏天新公馆竣工的时候,刘文彩的镇上只有一座私人办的小学,学生们没有中学可上。于是他就出钱给家乡建立了一所中学。

这所“私立文彩中学”,在1944年12月竣工,环境不错,设施上也是比较齐全的。

也正因如此,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借着这件事儿把刘文彩捧成了“教育家”“慈善家”

可是这种说法真的站得住脚吗?

当然不,把苛捐杂税收来的钱拿去搞慈善,这并不能被人们当做一项值得尊重的善举。

因为本质上来说,这些钱就不是属于刘文彩的,他也没有替人捐钱的权利。

同样被那些人拿出来鼓吹的,还有另一件事,那就是开凿新堰,给安仁镇引水。

平心而言,这确实是一件好事,可那也得看是谁来做的,以及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刘文彩之所以费心竭力开凿新堰,是因为当时周边的土地绝大多数都是他的。

他开堰饮水不是替人民考虑,而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因此这并不值得鼓吹。

更有趣的是,在湖北有个作家映泉,他曾经受刘家后人所托,去给刘文彩翻案,但是由于文章过于激烈,且被怀疑材料不实,所以很快就被撤稿了。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作家还很不服气,他甚至还自费去四川大邑县跑了一趟,原本想着找一些刘文彩的光辉事迹来给自己的文章做佐证。

可通过四处走访,他赫然发现,刘文彩根本就不值得同情,人们对于他的唾弃基本上都是真的,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翻案”一说。

更有甚者,随着不断的走访,作家对刘文彩的憎恶也是与日俱增。

因为他发现刘文彩这个人不仅见色夺妻、强暴少女、贩卖毒品、苛捐暴税,而且还杀人如麻。

像这样的一个人,无论是放在民国法律下,还是放在土改的背景里,都是百死莫赎。

最后他特意写了一本书来控诉刘文彩的罪行,这就是《天府长夜——还是刘文彩》,想要知道过去地主究竟有多么丑陋残忍的,大可以去看看这本书。

其实,光从安仁街上刘文彩留下的公馆里,我们就能看得出来,这个人绝对不是什么“被冤枉的人”

因为那座公馆实在是太豪华了,一般的中小地主就算是耗尽家底,也建不起来一座。

而刘文彩呢?这样的公馆当时他在全国各地有28座。

刘文彩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一共就给他留了几十亩的地,但是在刘文彩的巅峰时期,他手里的土地甚至超过万亩。

这些土地是哪来的呢?无非是无数农民的血与汗罢了。

我们不否认,在民国时代的那些中小地主里,的确有一些人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发家的。

但是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其实少之又少,绝大多数都是靠着剥削和压迫发财的。

至于那些大地主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不仅仅是地主,而且大多还是贪官污吏、土匪恶霸,是流氓地痞、是汉奸、反动派。

对于这些人,我们绝不能抱有不必要的“仁慈”,绝不能给他们死灰复燃的机会,要向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后人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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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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