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20日，北京机场人头攒动，周总理、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数十位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以及一众国民党起义将领齐聚于此，静候一架从上海来的飞机。

舷梯缓缓降下，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从机舱中徐徐走出，台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时隔多年，回到阔别已经的祖国，李宗仁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和大家一一握手后，李宗仁感慨地说道：“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致力于一切反帝爱国事业，今后自誓有生之日， 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李宗仁原国民党桂系首领，曾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副总统和代总统。

解放战争末期，李宗仁没有跟随蒋介石败退台湾，而是以就医为名从南宁飞赴香港，然后出走美国。

从1949到1965，李宗仁已经过了16年的流亡生活。

促使他冒冒死回国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溥仪。

周总理知道实情，还特意为李宗仁和溥仪安排见面。

回国的橄榄枝

1955年4月，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表演说，首次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构思。

他说：“中国人民有权用一切方式解放台湾，包括和平解放的方式在内。为了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政府不仅不拒绝，而毋宁是提议与国民党集团进行谈判。”

这份慷慨激昂的陈词，让远在美国的李宗仁为之动容。

他发表《对台湾问题具体建议》，号召国共恢复和谈，中国人的事务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力劝美国不要继续插手中国内政，并撤走台湾海峡周围的第七舰队。

可能李宗仁的这份《建议》掺杂了他极其复杂的个人考虑，但至少证明了他的拳拳爱国心。

中央决定，尽可能地争取李宗仁归国。

当年5月，李宗仁的挚友程思远随香港代表团来京访问，李克农与他进行了会晤。

交谈中，程思远委婉地表述了李宗仁在美国的处境，也传达了他回国的想法。

李克农给周总理写了一份报告：“李宗仁向新中国靠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不过鉴于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及对台策略等诸多问题，中央的建议是李宗仁归国事宜，不必操之过急，而应慎重行事，静观待变。

中央的这个决定非常正确，此时的李宗仁并没有定下回国的决心，而是在试探中央的态度。

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1959年的首批特赦战犯名单。

12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大会，爱新觉罗·溥仪的名字赫然在列。

溥仪是清朝的宣统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

清朝覆灭后，怀揣复辟梦想的溥仪，在日本人的拉拢下，在长春当了“伪满洲国”的君王。

溥仪曾被关押于苏联的伯力45号特别监狱，在出席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后，又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了再教育。

对于特赦，溥仪原本是不抱希望的，他曾沮丧地说：“有谁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

谁也没有想到，他的名字竟然出现在了特赦名单上。

出狱后，国家给溥仪安排了工作，还把他调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据李宗仁的长子李幼邻回忆，李宗仁看到这则新闻时大为振奋，还仔细阅读了一遍溥仪的著作《我的前半生》。

虽然李宗仁没有告诉李幼邻自己此刻的想法，但李幼邻也能猜个大概。

溥仪是前朝余孽，又是“伪满洲头目”，正因为有他，日军侵华才能“师出有名”。

溥仪得到了特赦，获得了新生，而李宗仁的待遇肯定不比溥仪差。

抛开李宗仁的国民党将领身份不谈，至少他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从这时起，李宗仁和北京的联络愈发多了起来。

李宗仁写了封亲笔信托程思远去北京找周总理，详细汇报了自己近几年的思想历程以及对社会主义的赞同。

李宗仁为了证明自己的爱国之心，还特地将珍藏多年的名人字画海运至香港，再转运至北京。

周总理握着程思远的手说：“你转来的德邻先生的信，说他愿意把自己珍藏的历史名画献给国家，这表现了李先生的爱国精神，政府考虑接受。”

周总理还提到了李宗仁给李济深写的信，信中，李宗仁称非常乐意回国。

周总理给出的建议是现在时机并不是很成熟，程思远应当先去欧洲和李宗仁接洽，再作商定。

李宗仁得知消息后很感动，而更让也感动的，还在后面。

按照李宗仁的说法，他的那批字画是以11万美元收购来的。

但经过专家鉴定，其中绝大部分是赝品，按照市场价格只值3千美元。

周总理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希望给李宗仁发放3万美元作补贴。

毛主席听后爽朗地笑了：“恩来呀，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点策略嘛，他说 11 万多，就给他 12 万，有甚不好？ 这明明是一笔政治账嘛！”

李宗仁的这招投石问路，效果斐然，得知实情后他感慨道：“共产党，当真是识货呀！”

李宗仁当然不差这10几万美元，可他想通过这件事情，看看中央究竟是不是诚心想迎他回国。

毛主席的这番操作，让李宗仁心悦诚服。

毛主席还说李宗仁愿意回来，我们双手欢迎；如果住不习惯还可以回去，来去自由。

这算是给李宗仁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尽管如此，李宗仁的回家路还是漫长得很。

一波三折

1964年，法国戴高乐政府与中国建交，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又在罗布泊试射成功。

这接二连三的喜讯，撞击着李宗仁的那颗漂泊的心。

他兴奋之下，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可其中的内容有他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种种误解，甚至与“四不可”精神背道而驰。

就因为这篇文章，李宗仁回国事宜不得不再次推迟。

思乡心切的李宗仁急迫着要结束这寄人篱下的生活，他已经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首先，李宗仁卖掉了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房产；

其次，李宗仁托程思远表达在纽约报纸上发文的歉意；

最后，李宗仁联系了在香港的朋友，请他帮忙周转。

毛主席当机立断，给周总理下了批示：“似应欢迎李宗仁回国。去年向美报投书问题，无关大局，不加批评，因他已自己认错了。”

周总理急召程思远赴京，当面向他下达了接李宗仁回国的任务。

程思远登上了去瑞士的飞机，垂垂老矣的李宗仁终于在异国他乡见到了阔别已经的知己。

李宗仁热泪盈眶：“思远呵，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老了，人到晚年，愈加思念祖国呢。”

这种他乡遇故知的心情，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理解。

李宗仁对祖国的眷恋，已经埋在心底太久太久了。

当初李宗仁让程思远去拜谒周总理，就是因为李宗仁在美国见到了程思远的女儿程月如。

他深情地说：“一晤月如，如见亲人，一种思乡的怀旧之情，顿时浮现心头，久久不能平息。”

1965年7月9日，李宗仁终于收到了具体的归国行程安排。

中央调查部建议李宗仁不要在欧洲发表任何演说，也不应留下文稿，倘若如此，会对李宗仁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演说一事可以推迟到李宗仁回国后进行，具体内容应当和中央谈妥后再定。

四天后，李宗仁夫妇在程思远的陪同下，从瑞士坐上了开往巴基斯坦的航班，中国驻巴大使丁国钰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安全起见，丁国钰直接将三人带到了大使馆。

另一面，国内也在积极拟定着李宗仁回国后的行程安排。

丁国钰得到的指示，是先让李宗仁将他要发表的简短声明传给北京，而后在去北京前，可以先到上海。

当时周总理正在上海视察，毛主席发电道：“你去上海是否多留几天，同李面商声明稿，并同机回北京。李回国，你似应到机场欢迎。”

7月18日，离开家乡16年的李宗仁终于站在了故乡的土地上。

周总理热情地说：“李先生万里回来，我们很担心你的安全。台湾方面到处打听你的消息，但所得的消息都是不正确的，证明它们的情报落后了。”

李宗仁能够平安归来，离不开幕后工作人员的努力。

蒋介石得知李宗仁即将回国后，就让白崇禧写了一封信，让特工去了瑞士，若不是我方人员应对及时，后果不堪设想。

周总理和李宗仁讨论了中美关系还有台湾问题，他毫不避讳地表示：“蒋介石虽不可信，但台湾在蒋手里，总比让美国人占去好。”

周总理的态度很诚恳，他向李宗仁重申了“四大自由”，并向李宗仁承诺，虽然李宗仁回来了就不再出去，但中央仍然要声明，李宗仁来去自由。

李宗仁深受感动，他觉得此前付出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最明智的决定

李宗仁漂泊半生，在共和国里得到了真正的尊重。

7月20日，周总理提前20分钟飞抵北京，与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等一众领导人和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等一批有识之士，在机场欢迎李宗仁夫妇。

间接促使李宗仁回国的溥仪，也来到了机场。

周总理为两人做了简短的介绍，溥仪高兴地说：“欢迎你回到我们伟大的祖国怀抱里来。”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中国的末代皇帝与中华民国的代总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相聚了。

周总理又为李宗仁安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欢迎晚宴，李宗仁眼含热泪，举起酒杯：

“我已经回到家里了。多年阔别家园，一旦重返故里，看到江山如此多娇，城乡面貌焕然一新，象征着祖国已经迈入了一个伟大灿烂的时代。这种发自内心的愉悦之情，绝不是言语能表露的。”

待李宗仁一切安顿完毕，他接到了一个非常意外的消息--毛主席在中南海等候会见。

李宗仁一行来到了中南海泳池的休息室，毛主席正好沿着泳池边缘往前走。

他热情地迎向李宗仁，握着他的手：“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看着中共领导人如火般炙热的情愫，再想想自己那些年的所作所为，李宗仁一时手足无措，羞愧难当。

李宗仁郑重其事地说：“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首先应对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

毛主席与李宗仁相谈甚欢，他还给李宗仁起了个别名：近之。

李宗仁相继接到了董必武、邓小平、刘少奇等人的热情接见，傅作义夫妇还曾邀请李宗仁夫妻与邓小平夫妻同坐一堂，可谓是宾主尽欢。

李宗仁的晚年生活过得十分愉快，毛主席还曾邀请他同登天安门城楼。

1969年，李宗仁因直肠癌在北京病逝，临终前，他给毛主席、周总理留了一封信：

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这个伟大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李宗仁的回归，让许多海外人士看见了祖国的热忱，也让中共豁达、宽容的外交政策声名远播。

而对于李宗仁而言，回国的决定无疑是万分正确的，这让他能在祖国颐养天年，安享天伦之乐。

正因如此，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会留下遗言，希望更多的海外游子，能够回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