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女王之死与反思香港恋殖情结，只有回归独立思考，才能割断奴性

文｜邱立本

英女王去世的消息传来，香港的英国领事馆前出现一些香港人去献花悼念，这位统治英国七十年的女王，在香港一些精英阶层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香港的婴儿潮一代，回首殖民统治时期，不会忘记香港政府机构、警察局内部都有英国女王的肖像照片；香港政府的往来公文﹑信函都写著“On Her Majesty's Service”。当然，香港赛马会的招牌就是“英皇御准赛马会”。

香港在英殖时期的精英培养路径，就是在香港名校毕业，无论是官立的皇仁书院﹑英皇书院，抑或基督教的男拔萃书院、女拔萃书院或天主教的华仁书院都是英国式的教育，大学就考上香港大学，或是留学英国。他们都成为香港公务员与专业界的重要力量。他们的价值观被教育为一个“小英国人”，要肩负领导香港的责任。在他们看起来，英国就是“上国衣冠”，英女王就是上国权力的象征，是“不胜孺慕”的对象。

但在精英的圈子也出现一些反思的声音，如早前去世的陈庄勤律师，他是英皇书院、香港大学毕业，却走上了反对殖民主义的道路，尽管他参与创立民主党，但后来发现党内崇拜英美，自失民族主义立场的路线，与自己的理念不合；他甚至被剥夺党籍，无法从内部改革这些错误的路线，最后他目睹民主党被极端势力所绑架，卷入二零一九年黑暴，他遂拍案而起，大力批判。

事实上，在香港六七十年代的反殖风潮中，不少是来自名校与香港大学毕业生，他们要走出“小英国人”的宿命，投身“抓贪官葛柏”的运动，暴露当时“皇家香港警察”体制上的腐败，刺激后来的廉政公署改革。之后的“中文合法化运动”就是由一些掌握英文话语权的精英来发动，要打破英文作为香港统治者语言的霸权，要与广大市民的生活语言挂勾，动摇了殖民政府的基础。

到了七十年代初，保钓运动在香港校园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一些大学生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内示威时，被英国人威利警司用警棍打得头破血流，掀起民愤，也让保钓运动扩大，唤醒了香港一代人的中华民族主义的情怀。

但不能否认，香港很多的精英还是融入了港英的殖民体制，在这儿享受崇高的待遇与社会地位，他们成为港英势力的“孤臣孽子”，并且在回归之后，还高居在香港政府的高层，自诩可以发挥行政的专才，延续香港的国际光芒。

但后来香港的占中浪潮与黑色暴力都有一些精英在背后推动的影子。从官方高层到民间的意见领袖﹑从议员到媒体都强调“以英为师”，他们到英美等国唱衰香港，说香港没有民主自由，即便在街头暴力不断之际，他们也将一切责任推给香港政府与北京，恶人先告状，导致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面对香港火光熊熊的街头，还说这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毫无疑问，在香港公务员队伍与高层精英中，曾经出现不少“亲英派”， 他们仰慕英国的文化，熟悉英国的历史多于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但更让人侧目的是，他们用英国人的史观来解释中国的历史，说鸦片战争是一场贸易战争，而无视鸦片给中国带来的毒害。

难怪，去年香港政府当局要求公务员内部宣誓效忠基本法的时候，还有好几百人不愿意，宁愿辞职，都显示英国殖民价值观在香港的遗毒甚深，他们眷恋米字旗飘扬下的香港，无视殖民体制在结构上的不公平，也无视帝国主义思想如何损害中国人的尊严与利益。

不过最奇葩的还是这些遗毒延伸到新一代。黑暴期间，有些年轻人还拿著英国国旗，展示他们眷恋殖民统治，尽管他们是在一九九七年回归后才出生，从来没有经历过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但由于这些年轻人受到的恋殖教育，他们搭上了西方“反中仇华”的列车，想像一百五十多年前英国殖民香港是“美好的老辰光”，而无视其中的黑暗与龌龊的一面。

因而香港的国史与国情教育必须大力推行，让香港的历史不能再被那些恋殖势力所掌握，而是要还以历史的真面目，让香港的历史记忆不要断层。

也许英女王之死，带来香港集体回忆的反思，对于英国在香港殖民历史，给以更多的批判，暴露那些曾经被美化、被隐瞒的过去，也要对那些“唯英是从”的精英予以无情的揭露。

香港人须告别那些眷恋英国的迷思，回归独立思考，目睹今天英国社会的衰落﹑治安的败坏﹑通胀的奔腾，才可以从感情上割断英国殖民的脐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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