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国际和国内背景

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及未来的发展将面临众多不确定性因素，必须准确判断面临的新形势，抢抓机遇、应对挑战。

1、国际背景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全球产业呈现颠覆性创新与延续性创新并存的创新态势，全球以信息网络、智能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浪潮，主要体现为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业相互渗透、深度融合，正在掀起新一轮产业变革，对制造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智能制造、网络制造、柔性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日益成为生产方式变革的方向，下一代通信网络、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从蓄势待发到日渐发展成熟，并愈来愈多地应用于工业领域，改变了传统的制造模式、组织模式、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各国正在力图通过新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占据全球制造业高端领域的有利位置，我国制造业发展既面临可以乘势而上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抢占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新一轮变革可能带来的市场垄断、关键领域技术攻关难度加大等一系列挑战。

“逆全球化”思潮开始涌现。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价值链为主导的全球化并没有消除国家间的发展失衡，使得人们开始反思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并将其归罪于过度的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开始涌现。逆全球化思潮使发达国家收缩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布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主张并签发的多项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宣称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英国启动脱欧等，被视为逆全球化力量的集中展示。逆全球化思潮也体现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实施的“制造业回归” 政策等方面。由此可见，全球化进程受挫是不争的事实。此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强化与全球贸易规则重构相交织，我国也将面临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新挑战。上述现象的出现，不仅会影响各国经济的发展与合作，也导致全球贸易增长受到越来越大的阻力，并会对全球经济复苏和制造业生产产生明显的负面冲击。

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面临重大调整。当前，制造业全球分工面临重构态势，我国制造业正面临“高端回流”和“中低端分流”的双重压力。

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 发达国家为重振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纷纷实施以重塑制造业优势为重点的再工业化战略，力图从中高端发力抢占制造业领域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如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伙伴计 划》和《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德国发布《工业4.0》，英国发布《英国制造2050》等。在发达国家各项政策举措下，部分中高端产业已开始出现转移回流。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为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获取更大利益，利用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优势，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要方向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如越南、印度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依靠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开始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发力，以更低的成本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给我国传统制造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全球价值链重构已经拉开序幕。当前，价值链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哪个国家占据了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就可掌控整条价值链的财富流向。20世纪70 年代以来，以产品内分工为代表的国际分工使全球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际生产突破传统的“中心一外围”模式，过渡到全球价值链生产模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作为全球霸主，在把控价值链核心环节的同时通过对外投资、离岸外包等方式进行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获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然而，美国经济脱实向虚，最终引爆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国际生产要素结构性发展和生产组织方式革命性进步，国际贸易结构发生变化，国际产业转移出现回流，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通过价值链拆分和转移占领高附加值领域，而发展中国家只能通过简单的组装等方式进入价值链的低附加值领域，全球价值链面临重构的契机已经显现。

2、国内背景

制造业正迈向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吸引资本集聚与国际产能转移，实现了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但传统的发展模式也造成了环境污染严重、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在制造业领域更多的表现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增长动力不足、低端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并存、企业综合成本较高等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要素禀赋条件发生改变，原有发展模式的成本与收益两个维度共同促使我国转变发展模式，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我国制造业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未来，加快推进制造业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来“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在新时期重振制造业发展活力，实现制造业顺利迈向更高阶段、更高水平的必然要求。

制造业面临的要素资源约束日益趋紧。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低成本优势已发生转变，劳动力、资源、土地、原材料等要素成本均呈全面上升趋势，特别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劳动力资源成本的全面上涨，我国制造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所依靠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消失。

我国传统制造业发展多属于“三高一低”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资源和能源的消耗率高、利用率低，而高负荷的污染物排放给资源和环境造成巨大压力，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明显下降，资源和环境约束对制造业发展的“瓶颈”效应越来越明显，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巨大挑战。虽然纵向来看，制造业产值的单位能耗和污染物排放在下降，但与发达国家横向对比，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整体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在原有比较优势逐步削弱、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的新旧交替期，伴随着生态环境承载极限的逼近，制造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制度红利和消费红利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当前，国家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内需潜力和改革红利不断释放，为制造业发展开辟广阔空间。为加速推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落实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战略，我国从健全规划体系、制定支持政策、给予专项资金等多方面着手进行战略部署， 并从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等领域进行新一轮改革，力图破除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撑。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也将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区域协调发展等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同时，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国内消费市场需求进一步释放，一个正在形成的14多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内消费市场，是我国制造业所拥有的最大优势。此外，各产业部门新的装备需求、国际竞争和国防建设新的安全需求等均为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发展动力和市场空间。

深入扩大的改革开放为制造业发展提供新机遇。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新阶段。首先，我国的开放已经从最初的仅仅开放制造业发展到开放服务业和高端产业，今后在服务业领域内将放宽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外资股比和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内将放宽汽车、船舶、飞机等少数行业外资限制，这意味着我国制造业领域内相关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竞争有望加剧，而这些产业的效率有望得到提升。

其次，将从改革开放之初的鼓励出口转变为主动扩大进口，未来我国将发挥内需的重大作用，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主动扩大进口，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增加进口，尤其是国外的优质产品进口，可以倒逼国内制造业领域内相关企业向高端市场转型，提高产品质量，也为居民消费升级提供更好的产品体验。最后，将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国际贸易规则遵守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变。

未来，我国将高度关注国际经贸规则新变化，特别是加强针对WTO规则改革方向的研究，主动研究参与和对接适应新形势下的多边贸易体制相关条款，从减少专向性补贴、国有企业公平竞争、维护WTO框架上进一步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特别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多种平台形成符合我国利益的国际经贸规则表达，以优势产业“走出去”推动我国的技术标准化、标准规则化、规则国际化，不断提升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制造业发展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