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铜官山矿案中几个问题的重议-以清季期刊为中心的探讨

作者按：在铜官山矿案的研究中，现如今有论文十数篇，其中以于中的《英帝在安徽铜官山矿的侵略活动》（开封：《史学月刊》，1960年01期）最早，其中便大肆控诉英国的矿产侵略罪行。另外有何玉畴的《1905-1909年安徽绅商资产阶级在收回铜官山矿权斗争中的两面性》（兰州：《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0年Z1期）则从阶级性上论述绅商阶层在铜官山矿矿案中的身份特征。而于近些年，更有一些论文对于铜官山矿案进行掠夺性，历史性、各阶级在矿案中扮演的作用进行研究。如马志豪作硕士论文《中英铜官山矿权纠纷交涉研究》，安徽大学，2014年。但少有从凯约翰的自身的心理去研究的，还缺乏士绅中路矿公会对废约作用的研究，另外谈判主体的变化亦是耐人寻味。

摘要：铜官山矿案历时五年，论作甚多，但多声讨英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和赞扬绅商的民族主义行为。但在矿案的实际操作中，关键人物凯约翰的个人性却少有人探讨。其实，在矿案处理中凯约翰才是最重要的环节，一切从凯约翰始终，矿案处理的长时性是由于凯约翰的私利主义和个人因素，与英国的帝国主义行径甚少联系。另外绅商在处理废约中的方略显示了其智慧性。

关键词：铜官山；凯约翰；绅商；谈判模式

铜官山是安徽省著名的矿山，由于其丰富的铜铁储量，清末引起了列强的无限垂涎，并且进行了实质性的占有。直到1909年，已经对于矿产重要性有所认知的士绅阶层，通过各种手段，历经五年之久，才夺回了矿山的所有权。对于此矿务案件的研究，已经有些许学者对其进行了颇有建树的研究，但也多倾向于研究其侵略行为和叙述矿务纠纷的来龙去脉。但笔者于关于此项资料整理中发现，问题的出现不仅限于此，矿案的长时间纠纷性与英商的私人性有关，另外铜官山矿案的群众参与性、皖绅争矿的目的性都尚存些许质疑。

铜官山，位于安徽省铜陵市，地处城区东南方向2千米处，海拔495.7米，为黄山余脉的终点。其山距离长江直线距离6千米。铜官山自古以来以产铜著称于世。为古代铜矿的重要产地。

近代以来，外国势力进入中国，矿产丰富的铜官山地区成为外国商人垂涎的重要区域。而于此时尚且不知矿产重要意义的安徽巡抚聂缉椝即将皖南数县的矿务勘探权交予英国商人凯约翰，以中饱私囊。而外务部更是于1904年订立合同将其选择的铜官山一处让与其开采办矿。但是由于凯约翰资金和人员不足，在限定的一年开矿期限内并没能够实现正式开采，皖绅借助订立条约的第四条云：“开矿地段，应于动工以前，详备图说，将开洞盖厂挖沟处所，逐以标注明白。知照商务总局，派员会同地方官查明。果无窒礙。由是该公司备欵。交商务局，向民议购或租不得私相授受。”和第五条云：“自奏准签字之日起，以十二个月为限，如逾限不开。合同即行作废。报效银两，不得索还。”[1]157-158两条加以驳斥。最终在历经五年的谈判和扯皮后废止了条约。

但是为何本来废约是极其正常的程序，却花费了如此长久的时间。其中私人利益的纠葛和政府间的扯皮，外加参与群体的过量是重要原因。

一、矿案解决中的凯约翰

凯约翰，英国商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即来华，作为重要的商人代表，其对于矿业的开采具有敏锐的嗅觉，发现其巨大的商业利益。我们不可否认其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但是其作为商人，实际上还是具有个体性的。

据《续皖绅力争铜官山矿案》记载，凯约翰曾在皖绅和其的谈判中提到：

“所以我这几年来，千方百计总想把这矿办成，先在安徽抚台处，订有草合同，后到外部，订有正合同。所有花费的钱，约去英金四万磅。只是为成本过巨，我一人没有这许多钱，所以定约后，我就回英国去招股。我大家朋友去凑钱，这也不是容易的，在你们看我没有在山，以为我是未办哪。其实我心里，天天在那里办呢。”[2]153

从这一条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凯约翰是个光头老板，手中财力有限，限制了其开发的进度，造成其心有余而力不足，未能在限期内完成开采。即使是对照后来皖绅自己开采的情况也可知，即使是有着众多皖绅的参股，铜官山矿的开采依旧是有限，更别说孤身一人来到安徽铜官山的外国人了。

另外，凯约翰名义上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庇护，但实际上并没有为凯约翰的投机行为提供更大的支持，尤其是资金上的支持。

凯约翰在通过非正常途径获取得到铜官山的开矿权之后，资金问题成为其最大的障碍，他不得不回国筹集资金，当时处于二十世纪初的时代，从中国到英国只能乘坐轮船的时代，往来一次几乎需要半年的时间，再加上筹集资金的时间，基本上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就会被浪费掉。因此凯约翰在一年限期内没有完成开采也是正常的。

另外，凯约翰所聘请的员工麦奎也一直在铜官山有所行动，无论是盖房子自居，还是挖坟、运料，虽说有些依仗英国势力的暴力行为，但是也可以显示其实其是在不断行动的。即使是在谈判后期，麦奎依然从池州购买了开矿木板。[3]13从庐州召集工人数百名，从上海装运器具。[4]1企图继续以事实保存矿区所有权。

凯约翰不想丢掉这块生金的宝地，同时废约谈判中的各种行为，也是企图为谈判争取筹码，不想白白丢掉。攫取最大限度的利益，是其最大的目的。

而凯约翰的投机行为，虽然得到了政府公使出面的调节，但是其并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鼎力支持，原因是凯约翰对于中英政府间的谈判结果不满意。

在废约的立场上，中国和英国政府进行过谈判，驻英公使也与凯约翰进行过谈判。在本来已经不占理的情况下，英国政府也已经为凯约翰争取了最好的结果，但凯约翰不甚满意，因此一拖再拖：

“外务部与英国使臣纔商量定。赔费五万一千磅。（一磅约合国银八两）共合华银五十余万。准中国赎回。听得那公司实际。已费去英金四万七千磅。且矿苗刻以发现。约值英金八十三万六千磅之多。那洋商高思想要求二十九万六千磅，做赔偿费。所以这回他们公使，合我们订的约，那洋商很不满意。”[5]2

而在另两篇时事报道中也显示，皖绅为了争夺铜官山矿权曾言：“凯约翰索赎款四十万磅，无理已极。应仿照开平矿务成案由京内外同乡公举代表赴伦敦与凯约翰为国际商业诉讼。”[6]8-9

“伏查此案，英商凯约翰以并未逾限不认作废，令矿师麦奎强据矿山造房修路。历次由英国使臣朱尔典照会臣部声称英商不能停办，若由中国赎回须四十万磅。本年凯约翰到京经臣等派员商议，仍索至二十七万五千磅。”[7]5

无论是四十万磅、二十九万六千磅、二十七万五千磅都和五万一千磅的差距还是巨大的。作为一个商人，凯约翰眼中的先期投资已经付出，不可能白白就废了约，也不可能仅仅收回成本就心满意足的。铜官山蕴藏的巨大铁矿等资源有具有的巨大大吸引力，是凯约翰不愿白白放弃这发财机会的重要原因，也是合约迟迟不能废除的根本，归本到底是一个商人的利益性。

而在绅商和凯约翰的谈判中，凯约翰亦云：“我来时，有些朋友送我，都说中国人待我不好。我尚不信，今你们都说定要废约。我钱已白用了，合同已废了。我这样空手回去，怎好见我朋友。我朋友都要笑了。你们替我想想。”[2]156足以见得凯约翰的无奈。

为了捞回利益，凯约翰还在《泰晤士报》上发表言论：“中国又以破坏铜官山矿约，深冀英政府另想别项和平办法。”[8]39。足以见得英国政府也难以在为凯约翰争取利益中找到最大化的方法，凯约翰只得通过舆论向英国政府施压。

二、皖绅群体的争矿策略

在1905~1909年的五年间，针对合约的废除，皖绅作为一个重要的群体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路矿公会。而于其中，皖绅废约的目的和操作上都有些许可探讨的问题存在。

（一）群众争矿的被绑架性

在皖绅争夺矿权的过程中，占有绝对正义阵地的中国政府外务部，本应成为矿权问题的全权代表，但最终却让位于皖籍绅商群体处理，这本身就不具有合理性。一份中国官方与英国私人签订的合同，理应由官方负责谈判合同的废止，然后在谈皖籍绅商自办开矿的问题。而于其中皖绅最后不仅成为了谈判的主体，而且最终取得自办的开矿权，而在其中有些问题颇为耐人寻味。

首先就是群众，群众在皖绅群体同外务部的谈判中被抬上了谈判桌，在皖绅代表进京准备和凯约翰谈判时，先入外务部，曾姓官员曾言：“李（李伯行，皖籍外交官）既处于合办，必其力争而不得，近国势如是，诸君当体敝部办事之为难也。”[2]151

而皖绅方（方履中）曰：“皖人对此甚愤。议废约不得。恐有暴动之患。

曾曰：“外人甚愿中国暴动，可以借口。”[2]151

吴（吴传绮）曰：“我皖之士绅亦岂愿有暴动，惟患民愤不愿身受麦奎欺已久。今又受其枪击伤者多人。愚民积愤既深。焉愿国弱。不幸因废约不可。因为暴动。彼时已成国际交涉大部分亦难措手。何如此时与之据理力争。”[2]151

群众成为皖绅争取废约自办矿务的第一挡箭牌，而实事何如呢？据凯约翰所言“那地方人很愿帮着做工。”[9]

其实现实的推测也能证明，一部分民众,因受利益诱惑是很愿意去做工的。麦奎付予他们薪水，他们给麦奎做工，帮麦奎运送机器，开挖矿井，输送矿石头等都是有可能存在的。作为辛苦劳作的群众阶层，有钱可赚，能吃饱穿暖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开矿者是谁，不是他们所能考虑到的层面，他们只是雇佣关系。及至于麦奎枪伤群众也是可能出于纠纷问题，理论之时自我防卫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矿山的所有权的矛盾，这和如今的暴力拆迁类似，而且本就是纠纷之地，官方亦未向百姓言明铜官山的危险性，亦属不该。

群众的原因被放大，成为皖绅威胁外务部放权与他们谈判的重要筹码。不然在谈判中凯约翰也不会问任廷梅有无全权，其如此之问，可见谈判的代表换了不少，安徽全省代表也是初来。

（二）控制舆论，煽动支持

皖绅主动求矿，并且主动介入谈判，我们可以认为是民族意识的觉醒，但同时我们是否也可以认为是私利主义的胜利呢？

在皖绅争取废约开矿中，安徽路矿公会和旅沪路矿公会成为皖绅中的重要环节。此协会在争取废约自办中呼声最高，也最积极。作为身处中国最西方化的上海，此地的皖绅肯定意识到了矿业给城市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变化，更认为开矿是获取巨大利润的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从来利益才是驱使人类不断向前的动力，猜想皖绅亦不例外。身处外交之流的李伯行也是皖绅，他争取的是中英合办，因为他只求收回，不要求自办，因为其与自己没有实质性的利益。而路矿公会不同，本身就是与矿业、路政打交道的群体，往往会牵起其利益的神经，而经过其煽动到国家利益的层面，于是乎，便响起了山呼海啸的回应。

当时正值清季，民众的权利意识已经开启，开明士绅的引导，舆论阵地的大肆宣传，另外又有旅日留学生的声援、各旅沪地方协会的支持。当时的皖绅势力磅礴，完全将具有主导废约权利的外务部压在了后面。地方势力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力量，而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央政府于地方的统治基础已经大大削弱，随后短短数年内的崩溃也是显而易见的。那么皖绅是怎么利用舆论和各种势力的呢？

首先是舆论阵地。为了完成废约“上海路矿公会电绅商学界议定期开特别大会合筹对待之策”[6]8-9，起到了召集人的作用。在其声势下.皖省路矿公会和旅沪路矿公会不断互动，为了进京谈判废约，两会曾三日间来往电报四封，商讨代表和时间问题。其中有一个点耐人寻味，在皖省路矿公会发给旅沪路矿公会的电报中，有此一言：

“乞即推举代表数人，先期到皖，并请登报广告，至盼，先电告。”[10]67-68

足以见得，路矿公会早已经意识到舆论的力量，利用舆论力量以达到对政府的施压，并提高自身的影响力，实现皖绅自己的目的。而在其中《安徽俗话报》在矿案的报道和宣扬中更是排头兵的媒体。

另外，与各界的联合，最终实现目的亦是其法。在废约自办的运动中，旅沪的各地公会给了皖绅以极大的支持。并且在代表进京废约谈判前，对于可能出现的结果已经有所预想，其中就包括如若凯约翰不肯废约的抵制和抗议：

“一代表抵京，应将会议情形，随时电告各处路矿会，以便预筹对付之方法。”

“一各处路矿公会应联合全省绅商学界，厚集势力，为代表之后援，如废约一层，凯商不允。则当为文明抵抗之策。”[11]108

从以上两条信息不难看出，所谓的绅商群体是以路矿公会为主导的群体，能够造成群众性影响的也是路矿公会。路矿公会作为在矿务上具有远见的组织，私利性肯定存在。

不过皖绅群体的斗争智慧，在矿权收回问题上的操作上，颇有西方性，而这也就增加了在废约运动中对政府的压迫性，对外国势力的震慑性，也是废约成功的筹码之一。

三、最终取得成功的根本

铜官山矿案历经五年，最终于1909年获得了解决，我们在以往的认识中往往是对帝国主义的胜利，但是在经过历史的搜寻和推敲后，其实并不然，胜利只是在法理上占优的情况下，我们收回了本该收回的矿区。在其中与其说是对帝国主义的胜利，不如说是绅商的群力对地痞无赖资本家的胜利。

在整个矿案的过程中，据安徽省矿务档案记载，政府间的谈判历时很久，次数很多，但多是扯皮之争，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都是闲置状态的置若罔闻，说明最重要的谈判点还是凯约翰。在中英的谈判中经历了两种谈判的模式变化。第一是，外务部代表---英政府代表---凯约翰，英国政府是中间人。另外是安徽官员、士绅代表---凯约翰---英政府。

(一)外务部代表---英政府代表---凯约翰

在凯约翰逾期未能正式办矿的时候，外务部和英国政府的代表就已经开始了实质性的沟通了。这在安徽省矿务档案中有多篇介绍。上文也有介绍英国政府曾在谈判中为凯约翰争取到了五万一千磅的款项，足以弥补凯约翰在开矿准备的损失，但是凯约翰并没有满意。于是乎英国政府就对凯约翰失去了耐心，不愿意在为其费心神。

此情形《安徽俗话报》上有所报道：“铜官山矿问题，现闻驻英李钦使致外部，谓英政府以中英向称辑睦，今因此事遽生恶感，不独失两国交情，且恐贻世界各国讪笑。，欲将此事退让，以敦睦谊云”[12]48

可见英国政府在本就不占理由的情况下，不愿意在为凯约翰争取更多的利益。这也就造成了英国政府作为中间人的环节的失败。政府间的谈判都是为了争取下层的利益，争取的结果还需要实际利益人的审核和承认。故在此阶段，只有不断的商讨和谈判，实质性的结果始终是虚幻和浮云。

（二）安徽官员、士绅代表---凯约翰---英政府

而当凯约翰真正自己出山谈判，尤其是身处北京之时，他的处境就不一样了。在伦敦与外务部使节，他可以以身处大英帝国自信满满，不作任何妥协。但是北京的谈判桌，他预料到了艰苦，却没想到会造成自己的哑口无言。

北京谈判，孤身一人的凯约翰外加一翻译，没有了英国政府的绝对支持，一个人舌战安徽官员加安徽废约谈判代表数人，在本就理亏的情况下，缴械投降。

这一次的成功，首先是因为实现基层利益群体的自我谈判，没有了中间人环节的重复过度，也就直来直往，并且在此时的安徽谈判代表抓住了凯约翰的七寸，也就是英国政府的袖手旁观，不会大动干戈。安徽代表的这份自信在当时的期刊《东方杂志》中也有记载：

“查合同应否作废，以限内开办与否为断，开办与否，以有无交款购地为断，限内既未开办，合同之应废，不待烦言。且凯约翰不过一英商耳，承办矿务，事属商业，此在法律上为个人之交涉，无关国际。”[11]112

将合同的存废置于商业个人的范围内，舍弃掉中间的英政府环节，一切就显得容易和直接了。也正是此项谈判，最终决定了矿约的废弃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

本就是个人商业行为，上升到国家层面，通过中间的国际谈判，多余而且不能产生有效的成果。历时五年，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余论

铜官山矿案的产生，首先归因于皖抚聂缉椝的贪婪，使得国土陷落贼商之手，这是铜官山矿案的会产生的原因来源。而在凯约翰取得合法权限之后，又违约未能按时开办，是凯约翰失约，中国处在法理上的有理一方。

但从凯约翰个人而言，在资本主义上升期的英国，在财富的积累中所有人都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凯约翰也不例外。在得知铜官山巨富矿藏的存有量之后，肯定不能轻易放弃，我们可以说凯约翰是投机商人，但不可否认其有办矿的心思，只是在未能成功的情况下，企图获取些许利益以取自我安慰。

而至于皖绅商群体，绅商群体本身具有广泛性，所包括的范围也甚广，在对资料的整理中可知，路矿公会才是最终谈判成功的大后方。所以不可否认其在矿业认识上的高瞻远瞩，当然作为路矿公会的组织，私利性也应是其动因之一。

最后，谈判的长时间性，主要是因为谈判主体的因素导致。政府碍于凯约翰、麦奎的英国人身份，怕引起国际争端，不敢实行强制性的手段，将其从铜官山驱赶，只得通过政府间谈判，以期解决。而英国政府又需要兼顾凯约翰利益的最大化，获得凯约翰的点头，故中间环节的传输性和曲折性，使得谈判无所成就。而当英国政府将凯约翰自己推上前台的时候，本就不占法理的凯约翰只得接受失败的结果，而英国政府所做的只是最后负责确认的环节而已。

铜官山矿案中，英国政府其实并没有大动干戈为铜官山和凯约翰保驾护航，这也是铜官山之所以能虽历时五年，却可以妥善收回的原因，绅商群体的作用没必要放的过分夸大，当然作为中国与外谈判的案例和这份爱国爱土的情怀，是不可或缺，值得赞扬的。

参考文献：

[1] 铜陵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中国古铜都铜陵（矿冶专辑）》[M].铜陵新华印刷厂，1992年:157-158.

[2]《续记皖绅力争铜官山矿案事》[N].《东方杂志》1909年 ，第六卷 第6期:150-157.

[3] 参考《本省特别要闻-铜官山的麦奎》[N].《安徽白话报》 1909年，第4期:13.

[4] 参考《铜官山的矿案》 [N].《安徽白话报》 1909年，第3期: 1.

[5]《铜官山（在安徽池州府铜陵县南十里）煤矿赎回》[N].《丽泽随笔》1910年， 第一卷 第2期:2.

[6]《政书：外务部事类：皖绅会议力争矿权》[N].《现世史》，1908年，第5期:8-9.

[7]《外务部奏议结皖省铜官山矿案折》 [N].《外交报》，1910年， 第十卷 第5期:5.

[8]《铜官山案之现状》 [N].《安徽白话报》，1909年 第三期:39.

[9]《铜官山矿案第一次会议纪事》 [N]. 《盛京时报》,1909-5- 30

[10]《海內外要电：皖省路矿公会为銅官山矿事致旅沪路矿会电》 [N]. 《华商联合报》 ， 1909年，第5期:67-68.

[11]《记皖绅力争铜官山矿案事》[N].《东方杂志》 ，1909年 ，第六卷第5期:108-102.

[12]《通信:铜官山事件汇录:英政府退让铜官山矿》 [N].《安徽白话报》 1909年，第5期: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