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做事有多细？

图为周总理在飞机上看地图。

Sept.

16

灼见（ID：penetratingview）

从某种程度来说，周恩来正是通过各种体察入微的举动，感染过很多人，也征服了很多人。

来源 | 传达室（chuandashi123）

刚刚，我们这里结束了半个月的“原则居家”。

居家期间，我主要看了一些关于周总理的书和文章。今天恢复营业，就先写这样一个小题目吧。

大多数人都知道，总理的风格以严谨细致闻名。郭老曾形容他，“思考事物的周密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如电火行空”。

新近看到的几个故事，让我对总理做事之细，有了新的认识。与大家分享，供大家学习。

01

时间来到1949年9月29号，距离开国大典两天。

这天上午，周恩来从中南海勤政殿步出，乘车进故宫西门，再出午门，最后登上天安门城楼。

沿途每经过一个节点，他就抬手看一看表。

跟随多年的卫士长成元功，注意到这个细节。他知道“周副主席”一定是在确认什么东西。

果然，折返途中，周副主席对身边人员说：

从勤政殿起步要5分钟，路上行车7分钟，下车等5分钟，上天安门城楼8分钟......总共需要半小时，太紧了，留点余地好。

原来，周恩来刚才之所以频频看表，是测算从勤政殿到天安门的时间，以确保参加大典的成员能准时到达。

在成元功的回忆录中，有一章专门写开国大典筹备期间的周恩来。他用了一个词：事必躬亲。

比如，如何升旗，何时奏乐，怎样布置，周副主席都亲自过问。

再比如，参加检阅的飞机数量不够，怎么办？周恩来就对空军讲：

人家飞机多，举行重大活动是三架一组，我们飞机少可以先两架一组。第一组从天安门上空飞过以后，绕一个大圈，再飞回来参加二次检阅。这样，飞机少的问题就解决了。

这段“飞机飞两遍”的故事，最近几年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它通常被冠以一个极富感情色彩的名字《这盛世如你所愿》。

因为后来我们的飞机，再也不用飞两遍了。

02

按今天的词来说，周恩来绝对是个“细节控”。

一个真正厉害的“细节控”，体现在普通人不会注意的东西，但在他眼里就能看出端倪。

有一个材料很能说明这一点。它的讲述者叫周巍峙，是很资深的文化官员。

1964年的某一天，他陪总理观看了一部话剧叫《赤道战鼓》。看这个名字或许能猜到，讲的是非洲人民革命的故事。

看戏当天，总理没说什么。

可第二天夜里，已经躺下的周巍峙，接到了总理打来的电话：

我是周恩来，你查一下《赤道战鼓》里有个情节，非洲黑人革命者学《毛选》，你看看是在斗争前学的呢，还是在斗争中学的？

周巍峙同志的水平也是很高的，他一听就明白了：尽管当时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但我们是不赞成“革命输出”的。

如果非洲人民是在斗争前学的《毛选》，就有“革命输出”的味道；而在斗争中学习，就属于单纯的学习经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因此，周恩来过问的这个小细节，背后代表着对外政策的大问题。

于是，周巍峙连夜查询，迅速就给总理回了话。

03

有一些老同志也曾说过，这辈子有“两怕”：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

总理在话剧这样的小事情上很认真，在一些大事情上，就更认真了。

比如，原子弹。

1964年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张爱萍副总长看到腾空而起的蘑菇云，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即打电话给总理报告。

哪知道总理听后，没有表现出兴奋，反而沉默一会儿，问了一句：

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这一问，问得张爱萍措手不及。因为大家一时还无法提供数据，来证实这点。

很快，各个测点的数据开始汇总。一位专家根据数据，分析出了爆炸的当量值，确认了核爆炸的真实性。

这时，远在北京的总理，才接受了这个喜讯。

1964年10月，周恩来是在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职员时，宣布了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当时现场掌声雷动。上文提到的周巍峙，正是《东方红》的总指挥之一。

那个分析出当量值的专家，就是后来有“核司令”之称的程开甲。

阅读关于周总理的材料，会发现有个“神奇之处”。那就是当年的许多人，几乎都能说出一两件，来自“总理的关怀”。

比如，对程开甲的关怀就是，学好普通话。

那是在一次汇报后，总理大概感到程开甲的吴江口音有点难懂。于是，当场给他布置任务，“把口音好好改一改”。

不过，程开甲后来改了一辈子，都没有成功。

程老说：“后来当我每次作报告，战士们反映听不懂时，我就会想起周总理的交代， 心里很惭愧。”

从某种程度来说，周恩来正是通过各种体察入微的举动，感染过很多人，也征服了很多人。

04

受到总理熏陶的人里，外交领域或许是最多的。他说过一句名言，叫外事无小事。

一个领导者，通过大事的指引，可以带出一支队伍；通过小事的塑造，也可以带出一支队伍。

有位身份特殊的女外交官，在她的文章里，曾写到过一个场景。

说有70年代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重要活动，部分外国大使由于堵车，迟到了一个多小时。会后，总理把外交部的人员留下，对着礼宾司长严厉批评。

这时，旁边有人解释说，堵车应是交通部门的责任。周恩来长叹一声说：

我还能批评谁？外交部到底是我自己的部。

因此，外交部老同志们撰写的，关于总理的文章，多到数不胜数。哪怕当年的普通干部，周恩来也能记住他们，同他们照相，给他们指点。

比如，后来的驻卢森堡大使施燕华，回忆过她两次为总理做翻译的经历。

第一次是在1967年，那时周恩来身体还非常健康。总理问她是哪里人，并且鼓励说：“外交部江浙一带人很多。你翻得还不错嘛，将来你再好好努力。”

第二次是在1975年，那时总理已重病在身。

1975年，中泰建交签字仪式在305医院举行。

刚从联合国奉调回国的施燕华，已几年未见总理。此时，她陪同泰国总理来到305医院，拜会周恩来。

会见结束时，施燕华匆匆向外走去。没料到，总理竟还记得她，并且叫住了她。施燕华如此回忆那天的场景：

我不好意思地走到周总理身边。总理握住我的手问：“你回来了？”我不禁一愣，难道周恩来总理还记得我去纽约了？我强忍着泪水轻声说道：“总理保重！”他回答：“谢谢！”

没过多久，总理便与世长辞。

在太庙举行的吊唁仪式上，施燕华作为工作人员，负责在大殿引领外国驻华使节。

她说，一次又一次带领使节们走到骨灰盒前，一次次鞠躬，总感觉总理就像过去接见完外宾一样，对她们喊：“过来，过来！一起照相！”

《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巍峙忆周总理》，中国社会科学网

《程开甲回忆周总理关怀核试验工作》，党的文献

《周恩来指导外事翻译工作的细心》，湘潮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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