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观察》-张东荪论中国的过去与将来（二）

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的张东荪详论中国历史，由《观察》连载。此为第二部分。

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

二、中国历史上十个时期

我以为中国史向来分若十期，好像一个长的竹竿一样，有许多的竹节，是一条直线下去的，恐怕者很容易导人于误会；分期当然是有的，但前一期必有其残留在后一期中。所以其情形颇有好像左面的图的样子：图中一二三四五表示五个时期（姑假定为五）。用黑色涂去的部分表示那个已经消去不有残留势力的。照这个图样看，可见第一时期有其残留一直到第五时期。第二时期亦然。所以用直线表示五个时期的相绵延，不如用横来表示五个时期的相并列。在这个横线所表示的之上，便可见愈是时期较后，那个时期便愈是内容复杂。第五个时期中有一、二、三、四、共四个时期的残留包含在内。

以上是抽象而言。现在请即说到中国史上就事实而分的时期或段落。向例是以帝王的「易姓」为标准，于是有所谓断代史。朝代之划分以君主的易姓为界。这个办法其实只能表示一方面，即一个政权由革命而转移。而对于文化全体的变化有时反未必能表现出来。新的史家已多不赞成这个办法了。我对于历史不是专门，现在仅就管见所及，愿另立一个分期法，就是以文化全体大流上之大变化为关节。至于那些潜移默化的小变化，何时蔑有，当然不必细分了。照这样说，周朝之封建式的统一在文化全体上确能起一个大变化，所以不能不算为一个关节。于是在周朝以前的，我们都可名之曰封建以前的文化时代。这个乃是中国历史的第一时期。在这个第一时期中文化是什么样子呢？这一时期的文化虽不是完全无考，然却很难得到信史。孔子尚且说，文献不足征；我们去孔子已远，安能更得可靠的材料！传说虽有多种，然大抵去古愈远，其不可靠行即愈大。司马迁亦言，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不外乎以这些传说不免有些异怪。所以我们不必十分强为之解。近人好用殷墟卜辞以窥见殷文化，这亦大有问题。以卜辞上所现至多是殷文化一端，若谓窥豹之一斑即见全豹，这是何等危险！因此我以为反不如藉助于人类学而多用一些想象力。司马迁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或则就和我此意相同。大概初民社会的情形是这样的：当一个一个部落各不相扰的时候，必是如老子庄子所说的那样，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迨后来有一个部落强大起来了，向外发展，兼并了其他部落。那时节的文化便与以前的文化会有很大的不同。被兼并的部落的人们往往会被放逐到更远更荒的地方去。同时这个得胜的部落其首长的权力亦因此而增大。得胜的部落的人们把所有新占领的土地得分配一下。于是有所谓农民。这农民乃是得胜的部落的兵士之化身。有些缺乏想象力的学者以为农民是被兼并的部落的人们所改充，这或许反而失当。要知古代部落都是一个大家族，即所谓氏族制是也。一个氏族其人数甚众。其社会中的劳力阶层不限于是异姓的人。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地方是一个村庄数十百家全是同姓的。所以农民并不是农奴。奴隶的发生和农民的成立乃是两件事。孟子说，「或劳心，或劳力」，这个在一个氏族中是自然的分工，并不是劳力者由于被征服。不过当一个氏族兼并他部落时，本族中劳力的人可以变为不劳力了。总之，在氏族中农民和兵士没有太大的分别。要知农民与兵士之分亦都是后起的。因为「社会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在当时还没有十分显著起来。并且须知在这样未分化的社会之中，即治者与被治者之分，亦不如后世那样厉害。治者并不会有十二分的尊严与高贵，亦不是神圣不可侵犯。须知每一部落当然有首长，其首长的权力变为强大乃完全是由于向外发展的兼并。兼并的版图愈大，遂成为封建。于是首长乃一变为高贵的帝王了。当其在本部落时并不如此，只是一个家长而已，或称之为族长。族长对于一族有指挥权，乃仍只是由于实际上年高有德，并不有法律的根据。最初的首长亦只是由于年高有德而已。中国历史上这一点很为显明。大部分是由于有所发明。发明就是其人之德。例如包牺氏是发明牧畜及文字的；祝融氏与炎帝是发明火的；有巢氏是发明巢居的；轩辕氏是发明器具的；神农氏是发明农事用具及辨别植物性质的；后稷是发明耕田的。其中最显明的是大禹的治水。所以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所有古代帝王在实际上都是发明家。乃是以其功德而被奉为首长。并且因为是一族的缘故，大家情感相通，所以凡大事必咨。虽不必有一个固定的咨询制度，但首长却决不是独断的。有德始有位，这正合儒家的主张，而儒家如此主张亦正由于此种事实。

第二个时期，就是封建成立的时期，当然是西周为始，虽以前未尝不具有雏形，不过使异部落为之臣服与同化，这不能算作封建。而必须以本族的人去作封主方可。严格言之，封建制度之真正成立不得不以周为始。最可笑的是自命为新派史家的人只把西周认为是奴隶制时代。殊不知奴隶本是早有的，决不足以作为周朝制度之唯一的特征。而奴隶的繁多正是由于封建的封主之权力加大与地位增高。单提奴隶不免于倒因为果。尤不妥者是好像把封建之成立移后到秦汉，这更是反乎常识。这种信口开河的怪论竟不见有人起而纠正，使我不能不为新派史学前途抱悲观了。总之，抱定了一个呆板的公式而想寻觅事实以填入之，这种削足适履的办法不仅表示做学问的生吞活剥，太有成见，并且是自己先为公式所拘，使自己的精神不能昂扬自主。从唯物史观来解释历史可以说史学上的一个大发见，但必须善用之与活用之。像这样以周为奴隶制而非封建制的一流怪论恐怕是徒为唯物史观增一污点而已。第三个时期是封建解纽的时代。就是春秋与战国。第四个时期是统一成立时代。这个时期中君主的绝对大权亦同时成立，这就是君主专制的制度。这却以秦始皇置郡县为开始。但秦的统一之基础并未稳固。所以陈涉吴广以及汉高祖等起兵，都得奉一个被废的封建故主。这便是封建的势力仍潜留于统一以后而得乘机复起。汉朝成功以后，萧何等人首先采用秦制，于是统一与封建得到一个折衷与调和。汉朝所以能维持一个比较长期的时间，就是由于采取这样的中间道路。在这个时期中有一点是可注意的，就是王莽之托古改制。王莽的改制在事实上是应乎当时实际的需要。乃是因为太平日久人口增多，同时经济方面土地私有发生破绽，以致强豪得田甚多，而贫民无立锥之地。可惜他的改制推行太猛，对于反动势力没有充分准备，于是遂变为后汉。其实后汉虽是一反王莽所为，然仍酌采其中若干点。显然又是一个调和与折衷。例如禁止贩卖为奴，后汉就是沿用王莽的制度。

第五个时期是一个大破坏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自以五胡乱华的南北朝为中心，但三国魏晋却是其序幕。这个时期中政治上是接二连三的篡夺；经济上是恢复到实物交换时代；土地是因为人口顿减与迁移，遂有重行分配之事。虽有文学，那只是无可奈何，遂托之于呻吟而已，在文化上仍不失为黑暗时代。但这个时期中并不是没有异彩，印度佛教思想的盛行，就可算是其特色了。佛教之所以盛行却有其社会的背景。帝王显贵等建立寺院，是为了福田，用以抵消其罪孽。而学者文人之投入禅门却是为了避世。总之，不外乎以超世的办法来抵消现世的苦痛。可见在那时现世的苦痛是真深了。第六个时期是重返了统一的时代。但自汉朝把郡县制与封建制并行以后，始终是处于折衷与兼容的地位，所以隋唐的统一更不是固定的。唐朝之藩镇到后来便成为五代。五代虽延长五十余年却只是藩镇之殿幕而已。在这个时期中对于佛教却渐渐起了反动，直到北宋遂形成所谓理学。

第七个时期是外族在中国本土猖獗的时代。外族的侵入当然不自这个时期始。南北朝的北朝全是胡人。但其前却亦还有外族侵入的事。中国自有史以来本来是夷夏混杂的，倘使外族对于中国不甚压迫，则中国人便自己不形成种族一体之自觉，同时亦不把外族视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夷夏之辨是在这一时期中始渐显著的，其原因是一方面由于金人辽人元人太虐待中国人了，他方面则由于理学之提倡气节。不过这样的夷夏之辨依然只限于读书人阶级，即在读书人中亦不是普遍的。第八个时期是明朝。第九个时期是满清。其实从外族入主来讲，明朝只可算是一个反动。满清的入关在历史的意义上却和金、辽、元、是一贯的。都是因为汉族太不竞于武事，太文弱了，致为野蛮民族所乘。明朝朱元璋根本就没有种族观念，先剿平陈友谅等本国人，然后始取元朝而代之。所以这一朝的功绩在历史上并无甚么可言的。第十个时期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侵入的时期。姑以鸦片烟战争为始 其实以前已早有外国商船强硬进来了。中国人以前名此为「商战」；而中国遂从此为商战之战败者。帝国主义者以开辟殖民地的方式来到中国，中国于是便变为「半殖民地化」了。这个情形就在目前，读者自易知之，似无待多述。在此十个时期以外，我以为从本年（一九四五）或明年起，因为世界文化将入于一个新段落，恐怕中国亦会踏入了第十一个时期。关于这个时期的叙述即将所谓中国之将来，容于本文后半段详之。（下期刊第三节：中国历史上的九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