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大将人生绝响,“做了自己来得及做的事”……

作者 钱江

经人民日报著名记者、作家钱江授权,本号发表。

叱咤风云的罗瑞卿大将,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组织指挥了另一条战线上的”战役“一一

1978年春夏之交,中央党校的吴江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重要文亲,后被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中重磅文稿。


在那些日子里,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密切关注吴江正在修改的这篇文章,和胡耀邦有过多次商量。

6月19日,胡耀邦提了三条意见:第一,这篇文章同意由军报发表。因为文章中许多地方谈到全军政工会议问题,要改变一下习惯,不一定先由《理论动态》发表,再公开发表;第二,其中有关“砍旗“的几句话可以删去,从理论上讲清楚就可以了;第三,这篇文章请同时送韦国清、罗瑞卿同志再看看,我不再看了。他们看后由军队自己定稿就是了。

胡耀邦的意见被接受了,后来发表的文章中,没有“砍旗”字样,但对相似观点作了比较充分的理论表述。

6月19日,应在收到了胡耀邦的意见后,姚远方将修改稿再送罗瑞卿,并且书写一纸,报告了胡耀邦的观点。文章同时送总政主任韦国清。

在文革后复出的日子里,罗瑞卿大将是一位“轮椅将军”。十年浩劫爆发之初的遭遇已经使他永远不能自如行走了。1978年的春天,一种强烈的愿望使罗瑞卿决心去联邦德国去安装假肢,使自己可以站起来行走。

1978年春天,国事、家事、自身事,交织在一起强烈地冲击了罗瑞卿。

国事,罗瑞卿要辅佐邓小平实现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家事,夫人郝治平于3月间被发现罹患肺癌接受手术,罗瑞卿由此下决心去西德骨科医院安装人工股骨头。

罗点点在著作中叙述说,父亲罗瑞卿重新工作不久,就听医生说可以通过手术安装一个人造股骨头,这样他的左腿功能可以得到很大改善。但这种手术对于一个已经70多岁的人来说风险很大,而且当时这种手术在国内还比较陌生,技术不成熟。在家人劝说下,罗瑞卿按下了这个念头。

不久医院请来两位德国专家为罗瑞卿安装一个更轻更好的假肢,罗瑞卿旧话重提,再次提起希望安装人工股骨头,但是决心毕竟没有下。

现在,罗瑞卿为自己的事下决心了。

夫人郝治平的手术证明患处为恶性,做了切除。这个消息对罗瑞卿是一个很大打击,他闻讯后长时间地坐在床边垂泪。最后他想定了,对赶到身边的儿子和儿媳说:“我不能这个样子,我已经想好,我要出国去治腿,今后我不能再让你们的妈妈照顾我,我要治好腿,不管她还有多少时间,我要照顾她,要让她过得愉快轻松。”

罗瑞卿了解到联邦德国在二战中残肢者众多,在假肢安装上积累了大量病例,假肢安装材料和技术领先。他在1978年4月向中央提出报告,得到批准,并在5、6月间由中国驻联邦德国(当时称“西德”)大使馆与德国医院进行联系,就罗瑞卿的身体情况进行了沟通,最后确定由海德堡骨科大学医院承接假肢安装手术。

3.对吴江文稿的最后审定

罗瑞卿确定在7月下旬前飞往西德接受手术。他要在出发之前,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发表出来。他还准备接受文章发表后可能出现的风雨。

最后修改定稿文章时,作者和定稿者不可能不掂量6月15日会议上风稠雨重的批评,也自然会清楚6月20日早晨敲上胡耀邦家门说出的劝告可能意味着什么?但是这些没有动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执笔者和定稿人的信念。

从6月10日左右,罗瑞卿看到吴江的文章,提出修改意见后,他至少和解放军报社长华楠、副总编姚远方一起谈了5次,与华楠单独谈了3次,和胡耀邦至少电话交谈了6次。

6月22日,姚远方将改过的稿子又一次送罗瑞卿审阅,附信说:

罗秘书长:

根据您的两次意见,与吴江同志商量,又作了修改,改的地方,用红笔划出。您很忙,只看看划红道的地方就可以了。

此文我看现在比较成熟了,文字上也较好。理论文章一般就是这样,再生动也难办。

这篇文章拟在6月24日见报。

以上妥否,我等你电话指示。

姚远方

6月22日6时

吴江同志代候罗秘书长

1978年6月22日姚远方就《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最后清样写给罗瑞卿的便笺。

随文附上的便笺应是姚远方下夜班离开办公室之前写给罗瑞卿的。

姚远方附在最后清样边上的文字有些随意,最后的一句应该是“代吴江问候罗秘书长”的意思。

稿子在6月23日上午11点退回,罗瑞卿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勾,表示同意。(沈宝祥编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资料汇编》第4分册第38页)

至此,为发表吴江文章的案头工作即告结束了,罗瑞卿完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回首往事,大将军自有战场辉煌,军功累积,且身居庙堂之高,尽览风云,他有成功,也有蹉跎;如果说还有失误或者说错误,其中包括对待潘汉年、胡风、彭德怀等等人物和事务方面的所言所行,可检点之处也为数不少,这恐怕亦是罗瑞卿必须直面历史评述的。

罗瑞卿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经历文革磨难之后,思想上颇多反思、勇敢地回归常识,带着经历劫难后的伤残病老之躯,尽力使自己走在实事求是的道路上,不避艰辛地追求正义和真理。因此,他在生命即将归宿之时,坦然面对一切了。

稿件基本定稿之后,解放军报社长华楠将随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他打电话向罗瑞卿辞行。

罗瑞卿和他谈到即将发表的“原则”文章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

罗瑞卿确定,吴江的文章将在6月24日的《解放军报》发表。他和胡耀邦筹划,《人民日报》将在同一天发表该文,发表时标明作者是“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新华社同一天发通稿。《光明日报》则在6月25日全文转载。

几家大新闻单位通力合作,就要胡耀邦协调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还有新华社总编辑曾涛来安排了,因为军委和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分属不同的序列,罗瑞卿并不熟悉胡绩伟、杨西光和曾涛。

在目前所知所见的各种文献中,未见罗瑞卿、胡耀邦、胡绩伟及杨西光就此事往返商议的较详细记载。胡绩伟在他的回忆录中仅有一句话,对同时发表这篇文章,是胡耀邦“同我们几个新闻单位事先约定好的。”

吴江文章长达1.6万字,需要将近3个整版才能刊登出来,当时的“大报”《人民日报》日出6个版,军报每日4个版,若按常规,吴江一篇文章要占前者的将近一半,占后者版面的大部分。刊登这样的长文章,惊动很大,要做未雨绸缪的安排。

在人民日报这边,当时由副总编辑李庄长期值守夜班,刊登吴江的长文,胡绩伟需通过李庄的夜班落实下去。

李庄(1918-2006)抗日战争中投身革命,1965年10月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66年5月即因“文革”爆发停止职务,在11年后的1977年11月再次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对于拨乱反正,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李庄和总编辑胡绩伟的认识高度一致。说来也巧,李庄曾是罗瑞卿的学生。

抗日战争中的1940年,副校长罗瑞卿率领抗大总队从延安挺进晋东南创办抗大一分校,李庄在这时成为抗大第6期学员。罗瑞卿全面主持一分校事务任校长,因此与李庄有师生之谊。

20世纪80年代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

李庄回忆,吴江的文章安排在6月24日刊出,这是《解放军报》的文章,但《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同日见报,文前署名“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末不注明“转载”军报。这种情况是少有的,“是军报对我们的照顾”。“为使文章顺利发出,罗瑞卿大将可谓悉心考虑,事无巨细,周到安排,决不让文章出任何差错。”

人民日报夜班做好了刊登《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准备。李庄回忆,6月23日22时到翌日凌晨2时许,他值夜班时接到罗瑞卿直接打来的3次电话。

罗瑞卿在第一个电话中先问李庄,当天有没有适当版面刊登吴江的文章?如果有重要当日新闻,《人民日报》不便于安排版面,《解放军报》可以推迟一两天发稿。总之和《人民日报》“务必同日见报”。

罗瑞卿得知此文现在已经拼成版面,方才放心。

过了一会儿,罗瑞卿又打来电话,要李庄和当夜主要值班编辑“最后多找几个同志仔细看看此稿的清样,如有意见及时提出,他斟酌修改还来得及。”

李庄自然答应。

没有想到罗瑞卿又打来了第3次电话,询问版面怎样安排?

李庄回答,准备放在1版下半版2/5的版面,作通栏标题,内文排5号楷体。

罗瑞卿马上问,一版上半版放什么?

李庄回答:是华国锋主席会见阿曼外交大臣的新闻和照片。

罗瑞卿略加思索表示同意,同时吩咐,版面如有变动,不管到什么时候一定告诉他;校对要好好看,编辑也要仔细看,“有一个错字,唯你是问。”

这句话很重了。

李庄回答:“我们一定加倍仔细,请校长放心。”

李庄在此时此刻将罗瑞卿称为“校长”,正是对应“唯你是问”的。

罗瑞卿可能久已不闻“校长”二字,称他“校长”者必定是当年抗大学员,为此稍有迟疑。

李庄补充了一句:“想起抗大的生活,我还是愿意叫你校长。”

这句话罗瑞卿完全听明白了,在电话中轻轻叹息:“我已经老了,你也不是青年了。”

1978年6月24日《人民日报》1版刊出“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1.6万字的长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解放军报》同日刊登这篇文章。


罗瑞卿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6月24日的《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

《解放军报》于6月24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用1版大半版、2版整版和3版的部分版面刊登了这篇1.6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人民日报用了1版下半版2/5版面,转3版整版,加上4版下半版2/5版面,将全文刊登完毕。这可能是该报1978年刊登的字数最多的一篇文章。

《光明日报》于6月25日全文转载。

1978年7月15日,罗瑞卿乘飞机前往联邦德国接受手术,于7月18日抵达波恩。

1978年8月3日前,罗瑞卿在西德的医院草坪上的最后留影。

8月2日上午,手术顺利进行。

当地时间8月3日凌晨2时40分,因突发心肌梗死,罗瑞卿辞世,享年72岁。

罗瑞卿辞世的消息传来,诗人张志民写了一首诗《我们的宝剑》,诗中写道:

你去了

在我们——

最需要你的时间。

……

你的离去,

使我们失去了一柄

——锋利的宝剑!

在北京,得知罗瑞卿逝世消息最感悲痛的恐怕莫过于胡耀邦。夫人郝治平在罗瑞卿辞世后随即打出几个电话,其中一个是打给胡耀邦的。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刚刚展开的时刻,在胡耀邦身前遮风挡雨的罗瑞卿大将离去了,这正是胡耀邦最需要罗大将军的时刻。

此刻的北京时当上午,郝治平的电话是从波恩直接打来的。胡耀邦接听电话,面色陡变,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说出几句安慰的话才放下话筒。他正与部下所作的交谈也说不下去了,只好散去。

从1977年8月再度担任军委秘书长,到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复出仅仅11个月,他是在轮椅上完成自己最后的职责的。

这些日子并非在枪林弹雨里穿行,大将罗瑞卿听不到满耳枪炮声;也不像他经历的浩劫年代那样交织痛苦和沉思,不知尽头在哪里?这是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征程漫漫,罗瑞卿并非一路畅行,如果说他的人生一路走来有过言行举措失当之处,就像金子不能足赤那样,少不了史家评点。但是,在生命最后11个月里,他面对政治风云挺身而出,拨乱反正青史留痕。他在“真理讨论”中倾力推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可称为一生绝响,金声长鸣,毫不逊色于他的金戈铁马岁月。

罗瑞卿和胡耀邦的友谊,也由此得到肝胆相照的诠释。波澜到此,戛然平止,令人扼腕叹息。

他的女儿罗点点称赞父亲临近生命终点做的这件事,她写道:经历了十年浩劫,父亲“清醒了一些,1978年,他支持《解放军报》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他不认为毛可以逃避历史的检验。”

罗点点在回顾生活之路的《红色家族档案》中写父亲,结束语这样说:

这短短的一年当中,爸爸除了没做到留住自己的生命之外,做到了许多事情,这其中我最看重的是他支持当时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应该是副校长,本文作者注)开展真理大讨论的事。我很庆幸爸爸这样的老共产党人,最后以这样的方式再一次报效了祖国,并给自己一生的理想主义和英雄气概,做出了最合乎逻辑的解释。尽管他没有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真正开始,但他做了自己来得及做的事。(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329-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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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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