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光照亮她们的生活，赵冬梅、张莉带你“重读中国女性历史”

赵冬梅喜欢一个比喻——“丸在盘中”，她说：“我们去看古代的时候要了解到‘丸’还在盘中，但它有复杂丰富的多层次的玩法。”张莉喜欢另一个比喻——“持微火者”，她说，伊沛霞、高彦颐等学者正是那“持微火者”，“通过自己的笔让更多的人了解不为人知的女性生活”。

9月4日，“重读中国女性历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女性系列北京分享会”在北京SKP Rendez-Vous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张莉教授围绕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女性系列精选版中的《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伊沛霞著）、《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高彦颐著）两本书，就古代女性的真实生活处境，女性的阅读、写作和出版等话题展开对谈。对谈由《南方都市报》高级记者黄茜主持。

新书分享会现场

真实存在的更复杂的女性状态

由清华大学刘东教授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迄今已有30多年历史。在讲座开头，赵冬梅坦言自己曾是这套丛书的译者。她指出，这些在海外的学术环境中产生出来的著述有两个特点，一是完整，二是浅出。“国内纯学术著作是不太平易近人的。所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来一本就火一本，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普通读者当中。”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精选版“女性系列”收入了伊沛霞、高彦颐、曼素恩、卢苇菁、贺萧等五位当前海外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女性史研究专家的著述，论题涉及中国古代女性的爱情、婚姻、家庭、教育、写作、贞操、缠足等等。在十多年前首次译入汉语时，这些资料详实、构思新巧、观点鲜明的著述，曾极大地启发了中国大陆的妇女史研究者。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精选版“女性系列”

赵冬梅介绍道，中国最早的一本妇女史著作是陈东原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在陈东原的逻辑里，中国是落后的，在造成中国落后的诸多因素之中，其中有一个就是男女的不平等、女性的被压迫，因此我们解放妇女就等于是救亡图存的一部分。

赵冬梅说：“我常常喜欢打一个比喻——过去是什么？过去是沉睡在黑暗之中的，如果没有光打上去，过去就不会被你看见，只有当光打上去的时候，过去才会被看见。而被看见、被诉说的那部分过去才是历史。打上去的是什么样的光、从哪个角度打上去，你就会看见什么，过去就会呈现什么。如果大家认真去读《内闱》《闺塾师》这两本书，就会发现它们的前言都在强调：我是要打破刻板印象，我是要跟陈东原的叙述划清界限，要发现一个相对而言真实存在的更复杂的女性的状态。”

作为纯粹的读者，张莉第一次接触到《内闱》和《闺塾师》是在18年前。她回忆道，这两本书对当时正在写博士论文的她有极大的触动和启发。因为“它们是基于女性视角的研究”，“伊沛霞也好，高彦颐也好，她们都是西方的女性研究者，她们的研究对象也是女性”。

伍尔夫将女性写作者称为“持微火者”，试图通过写作让世界知道不为人知的女性生活。在张莉看来，伊沛霞、高彦颐们所做的工作比文学更接近“持微火者”。如果说《内闱》掀开了不为人知的宋代女性生活的另一面，《闺塾师》是让我们看到了更鲜活的女性写作、女性阅读、女性结社和女性出版。

“在此前的历史研究中，我们认为女性生活的历史就是一部暗哑的、灰暗的、充满血泪的历史，但是当我们真正地回到宋代、回到明代，我们会看到那些具体的、活生生的女性，她们是怎么活过的。女性研究者做女性研究的优势就是你可以感同身受那些女性当年的情感和体会。”张莉说。

宋代女性的财产权处于历史高位

《内闱》一书里，伊沛霞详细考察了宋代的婚姻制度和婚嫁习俗，有一些细节令人印象特别深，比如宋代女性嫁资的上涨。新妇带到夫家的嫁妆往往十分丰厚，有的时候甚至包括价值不菲的田产。伊沛霞考证说，到了11世纪中期，“嫁女比娶妇要花更多的钱财”。嫁妆的丰盛是否反映了宋代妇女地位的提升和财产权上的进步？

赵冬梅谈到，女性的财产权问题，是宋史研究、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宋代女性的财产权主要体现在嫁妆上。

她举例到，南宋的《名公书判清明集》记录过这样的案子。假设这一家父亲死了，要分家，一个儿子俩闺女，俩闺女都还没出嫁，那么应当怎么分？儿子只得二分之一，两个女儿各得四分之一，女孩子得到的嫁资是男孩应当分得的家产的一半。这是被法律承认的惯例。而这一部分财产作为嫁妆跟她进入丈夫的家庭之后，仍然是归她所有、由她支配的。又有一个例子，女孩嫁到男方家里去后，把自己的嫁妆钱拿出来帮她老公解决了家族的经济困难。在后来的墓志铭里，女孩因这件事受到赞美，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是否把钱分享出来，完全取决于当时她自己的意愿。

赵冬梅说：“宋代的女性、男性享有相当大的思想自由，而在这个思想自由之下的女性还享有相当大的财产权利、改嫁自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宋代女性的财产权是处在历史上一个相对而言的高位。”

张莉则感慨，我们今天讨论古代女性生活，是要靠想象力的。一方面，古代女性在生活中地位比男性低，这是一个事实，另一方面，就每个家庭而言，女孩子的处境是不一样的。“在一些家庭里，女儿也可能是被疼爱的，被看重的，也有独生女的父母把女儿视为掌上明珠。宋代女性的地位依然是低的，但是这本《内闱》让我们看到女性处境的复杂性和弹性。这两本书切身地站在女性的角度看到压迫，也看到松动，或者是黑暗之中的光亮。不能说它是完全光明的，只能说是在黑暗之中会看到点点的光。”

明末清初女性的阅读、写作与出版

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经济发达，坊刻兴起，由于书籍大量印刷并广泛流通，使得阅读的人群大大增加。出版业的繁荣培养了日益壮大的读者群体，其中女性读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构成了高彦颐的的著作《闺塾师》的历史背景。

根据高彦颐的考察，彼时江南地区富裕人家的女性，不仅阅读专门对女性进行道德训诫的《烈女传》《女四书》等，也阅读市场上提供的历史著作、戏剧、小说、诗集等“杂书”。而在女性读者中最为流行的一本书是汤显祖的《牡丹亭》。

张莉指出，《牡丹亭》的主题是爱情，杜丽娘如何死掉，如何又为爱复生，以及柳梦梅和她之间生死相随的爱情，非常吸引当时的读者。有女性把杜丽娘的画像挂在园中祭拜，还有一家的三位女性接力为《牡丹亭》作批注，催生了《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这样的奇书问世。

新书分享会现场

谈及江南女读者对《牡丹亭》的痴迷，张莉说：“我们现在都会追剧，其实我认为当年那些女性在看《牡丹亭》的时候，就是在追她们那个时候的剧。她们会互相给杜丽娘设计人生，会讨论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结局。这样去看的时候，你会把我们和当时的那些女性的处境联系在一起。古代女性虽然有很多规矩，但是她们也有聪明才智，甚至狡猾和调皮，还挺可爱的。”

阅读市场兴盛的同时，女性写作和出版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由此产生了令人称道的“才女文化”。赵冬梅说：“我们自古就有才女，比如蔡文姬、班昭、李清照、薛涛。但到了明末清初，一是才女成片、成群地出现，二是才女写的东西被及时出版，已经进入了出版市场。《闺塾师》这本书里有很多东西会颠覆你对古代的认知。比如出版商会表明身份，让才女们给他投稿。”

但她也指出，《闺塾师》并不是对全国女性写作的研究，它研究的仅是江南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包邮区”。“江南的开发虽然晚，但是遭受战乱骚扰极少，总体上处在持续的发展中。到了明清，江南非常富有，印刷业发达，所以才会出现女性的书籍。大家注意到女性写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它有噱头。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些女性是有才华的，有真知灼见的，因为她不在贾宝玉说的那个‘臭男人’的规范之中，所以更有活力和创造性。”

张莉则强调，任何时代的文学创作，包括女性写作，其实都跟传媒方式的变革有关。“比如五四时期报纸副刊的涌现，对整个女性写作的推动非常大，因为它有大量的女性读者。而今天，网络的出现打破了发表制度，更多的女性写作者出现了。之前，发表是一种权力，编辑的的权力很大。从2000年开始，网络越来越发达，到现在，微信公众号、微博，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注册，催生了大量的女性写作、女性文学的繁荣。”

如何成就一个“李清照”？

在《闺塾师》里记录几个十分抓眼的数据：16—18世纪出版的女性作品选集有12种，其中1667年由王端淑编辑的《名媛诗纬》收录了大概1000名明末清初女作家的作品，1773年汪启淑编辑的《撷芳集》涉及了大概2000多位清代女性作者，可见这个时代女性写作群体十分可观。可另一方面，在后代的文学史里却没有留下这一时期女性作者的名姓。为何女性作家频频“缺席”文学史 ，如何才能成就一个“李清照”，这是本场分享会压轴的问题。

新书分享会现场

在张莉看来，成就一个真正优秀的作者，跟社会进步有很大关系。她说：“李清照是文学史和女性写作史的骄傲，但是要成为李清照何其难：找一个合适的丈夫，丈夫不仅爱她，更爱她的诗才；还要有一个好的原生家庭，父亲早早教她阅读了大量的作品。并且，这个女性还有彪悍的性格和完全的无拘无束的个性。这些条件凑起来，都是偶然中的偶然。所以在大的历史环境中，对女性价值的判断没有出现一个大的变化，就不可能出现一个优秀的女性写作者。”

赵冬梅则认为，假如从性别的角度来观察、回看李清照，她成长的环境固然是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的环境，可是就她的个体而言，她受到的教育的良好程度、她家庭的背景、成长中的支持，包括旅行见世面，是不输男性的。赵冬梅特别提到，北宋是一个思想非常自由的时代，这个时代孕育了语文课本上的“背诵天团”。“在那样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的尾巴上，李清照被孕育成长，她得到了那个时代最好的滋养。当整个世界都是自由的时候，女性也是自由的，所以她才爱喝酒，她脾气很硬，她还嫁过一个不靠谱的老公，最后也成功地靠关系、讲道理和这个老公离婚。这样鲜活的生命只有在宋朝，而且是北宋才孕育得出来。”

南都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