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火星探测器：大国重器的诗意文化

这是政邦藏书架的第134篇文章

2020年4月24日，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中国行星探测工程被命名为“天问（Tianwen）系列”，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一号”。同年7月23日12时41分，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长征五号托举着“天问一号”探测器向天空发射，奔向火星。

2021年5月15日7时18分，“天问一号”顺利降落在火星乌托邦平原。这是中国人探索宇宙的关键一步，官方对这次探测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天问一号’任务突破了第二宇宙速度发射、行星际飞行及测控通信、地外行星软着陆等关键技术，实现了我国首次地外行星着陆，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中又一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要完成这一目标难度很大，要面对很多严酷的自然条件的考验：“火星探测风险高、难度大，探测任务面临行星际空间环境、火星稀薄大气、火面地形地貌等挑战，同时受远距离、长时延的影响，着陆阶段存在环境不确定、着陆程序复杂、地面无法干预等难点。”

2021年11月8日，“天问一号”传来好消息。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发布消息：“‘天问一号’环绕器成功实施第五次近火制动，准确进入遥感使命轨道，开展火星全球遥感探测。”《人民日报》记录下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截至目前，环绕器在轨运行473天，地火距离3.84亿千米，光行时21分20秒；火星车在火星表面工作174个火星日，累计行驶1253米，两器状态良好，各系统工况正常。”

很多人都对“天问”这个名字很感兴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据介绍：“该名称源于屈原长诗《天问》，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真理追求的坚韧与执着，体现了对自然和宇宙空间探索的文化传承，寓意探求科学真理征途漫漫，追求科技创新永无止境。”由此可见，“天问”的命名连通古今，而对未知的探索精神，一直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

“天问”这一名字背后的历史文化很有趣，它从诞生之初，便展现了世人对探索未知的兴趣，这既是我们追寻宇宙奥妙的千年之叹，也是探索无穷远方的不懈努力。

01

以长诗追问时光奥妙

《天问》最初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创作的一首长诗。全诗每四字为一句，几乎每句都在对历史与自然的奥妙发出疑问或叹息，故而称之为“天问”。但是，《天问》书写的对象距今实在太过遥远，即使有后世学者的解读，我们对很多问题依然相当迷惑。

学者林庚认为《天问》呈现了上古历史，不只是夏、商、周的掌故，更是由此出发，对中华上古文明与传说的书写。《天问》的确提供了很多生动的史料，但它不只是书写历史，还有对历史兴亡的慨叹，对宇宙规律的思考。

后世很多读者都对《天问》的创作背景颇为不解，不清楚屈原是在何种情境下写下了这篇千古奇文。在这里，我们采用一个比较常见的说法，就是东汉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中的解释：“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

简单来说，就是屈原创作《天问》与后来的司马迁写《史记》有相似的心理，都属于“发愤之作”，通过创作来书写内心的苦闷，表达心灵的愁怨。而且屈原属于“触景生情”，他在楚国先王之庙与公卿祠堂理看到了关于山川奇物的壁画，又想起自己的坎坷命运，便引发了对一些终极问题的思考。这些问题不仅包括对上古历史的追问（即便对屈原来说，尧、舜、禹的事迹也是几千年前的上古历史了），还有对宇宙自然奥妙的玄思。虽然学术界对王逸的这个看法存在一些争议，但它仍是目前最经典的一种解释。

从具体内容来看，《天问》开头就写“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这是一个带有终极思考意味的提问。虽然我们今天都知道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但它最早却是在三国时期形成的，屈原生活的年代，并没有盘古的神话形象，因此他对世界诞生的想象，显然与后世很不一样。不过，在《天问》中，屈原也认为天地初开时混沌一片，只是没有说由某个具体的神祇来创世。

接下来，就是夏、商、周的历史，屈原也提出了不少质疑，有些带有“再解读”历史的意味。比如，对于大禹治水之前鲧的形象，屈原表示“鲧何所营？禹何所成？”他基于对鲧与大禹在治理洪水上成败形象的对比，做出了必要的质疑与思考。在过去，人们总容易把成功者的成功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却对失败者的失败不屑一顾，但屈原的想法不这么简单，他要追问其背后的原因，这才是一个求索者该有的精神。

后面的历史虽然被历代文人学者反复讲述，但屈原毕竟更接近那个上古时期，他在《天问》中呈现的内容，具有相当可贵的史料价值。讲到夏朝历史时，《天问》提到了少康复国、夏桀亡国的故事。甚至在讲到夏朝末代君主桀是如何荒唐时，还不忘追问一句“妹嬉何肆”，看来，早在屈原那个年代，妹嬉（另有一说名为妹喜）就被视为祸国的女色，跟商纣王的妲己一样，背上了千古骂名。至于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恐怕后世已经难以确知，但即使在古代，也有屈原这样多问几个“为什么”的人，或许妹嬉、妲己并没有后世描绘的那样糟糕，甚至这些人是否真的存在过，都是一个未解之谜。

再往后，就是距离屈原相对近一些的历史了。比如西周时期的昭王南征、穆王西行，还有东周时期吴楚之战。其中有些历史，在后世来看颇为神秘，不仅因为时隔久远，更是因为史料中关于相关事件的记载也语焉不详，这给后人留下了足够的悬念，也吸引着屈原这样文人贤臣的思索与追问。

02

对殷周之际的“天问”

《天问》对历史的记录与思考，存在内容及篇幅上的较大差异。多数历史被一笔带过，能记下两三句的，都是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殷周之际的历史，被《天问》记述颇多，这段后世熟悉而又陌生的武王伐纣前后的故事，在此更增添了一层奇诡的色彩。

殷周之际的历史，是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一次很关键的转折。这不仅是政权上的更迭，也是某种文明形态上的变化，鬼神信仰气氛浓厚的殷商文明转向更注重人伦社会秩序感的周文明，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武王伐纣与周公改革。前者从权力层面实现了统治者的更变，后者在思想观念上重塑了国人的精神世界。屈原面对这段关键的历史，又会有何种态度呢？

《天问》有言：“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何恶辅弼，谗谄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开阿顺，而赐封之？”屈原在此追问：是谁让商纣王昏庸残暴？为何要陷害忠良却亲近小人？比干忠心耿耿，为何遭受打击？雷开这类阿谀奉承之人，凭什么还会得到封赏？

除了商纣王，这里出现了两个人名：比干与雷开，二者在历史上的形象可谓忠奸分明，尽管历史上对雷开的记载极其罕见。在后世《封神演义》及其相关作品中，比干向纣王谏言却惨遭剖心，成为后人敬仰的贤臣之一。即使在小说里，雷开也是个不起眼的角色，相比读者熟知的费仲、尤浑，其知名度极低，但在《天问》中却被当成纣王身边佞臣的代表形象，我们尚不清楚其中的缘由。

而《天问》中的确存在这种后世看来知名度或者历史象征意义不够强烈的人物形象。其中可能有两种原因。首先，这是屈原个人的选择，毕竟诗歌创作不等于记录历史，不一定非得把所谓的“知名人物”当成典型形象，屈原当然可以依据个人喜好来选择；其次，后世对历史人物形象的认知，可能与屈原那个时代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有些史料可能在几千年的时间长河里逐渐消失，屈原也很有可能掌握后世不清楚乃至闻所未闻的史料，这也是《天问》的历史价值之一。

关于商纣王的残暴，屈原在《天问》中提道：“梅伯受醢，箕子详狂？”忠心耿耿的梅伯却被剁成肉酱，纣王的叔父箕子只能装疯卖傻，消极避世。后面还有“殷有惑妇，何所讥”这样的记载，看来在屈原那个时代，纣王昏庸而宠幸妲己的故事可能应该广为流传了。

“受赐兹醢，西伯上告。何亲就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这一连串的发问背后的历史，与后世熟知的武王伐纣的经历差不多，不仅提到了周文王姬昌之子伯邑考被做成肉酱的事，还讲到周文王在酒肆之间发现贤才姜尚的事，并有细节场景——武王在伐纣之战中抬着文王灵位时，心态焦急。只是这些还原历史场景的叙述，都是只言片语，其中的逻辑是隐藏在历史的时间线索下的。

《天问》还提到了周公的事迹：“列击纣躬，叔旦不嘉。何亲揆发足，周之命以咨嗟？”这是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在屈原看来，战争胜利后，周武王想将纣王的尸首裂解，这或出于泄愤心理，或与某种仪式有关，但周公姬旦却坚决反对。奇怪的是，周公会为了武王夺得天下而出谋划策，为何却在成功之后还要叹息呢？

如果回望历史，我们就会知道周公当时为什么慨叹甚至忧愁。虽然周武王灭了商纣王，但时局并不安定，殷商的残存势力依然十分强大，更重要的是，周灭商的道义合法性被质疑，如果新的统治者拿不出“天下归心”式的政绩，就很难被百姓认可。

事实上，在周朝建立初期，还出现了“三监叛乱”。《史记·周本纪》有记载：“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对于纣王之子武庚拉拢管叔、蔡叔作乱一事，周公只能竭力镇压，虽然花了一番功夫最终恢复了和平，但也能看出，周朝初期的政治并不安定，可谓暗流涌动。随后，周公施展政治手段，制礼作乐，建构了一套完善的等级秩序，尤其对嫡长子继承制的明确，为权力传承的稳定性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还提倡敬天保民的思想，让统治者明白德行与天命的关系，从而震慑那些有昏庸倾向的君主。

回到《天问》中，我们这样就明白屈原为什么要提到周公的“特别作用”了。有古文献研究者表示：“正是由于周公对‘列击纣躬’并不满意，所以他在进行‘制礼作乐’时去除了这种以人为牲的礼俗。”这个判断是很有趣的，也是很值得分析的。

为后世儒家思想提供精神养料的周公，在《天问》中的形象也崇尚教化与秩序，商代崇尚人祭殉葬的风气，在周公之后逐渐被扭转。《天问》中这段关于周公反对武王“肉体复仇”的做法，竟与儒家典籍中的论调相似，要知道在屈原的时代，儒家思想并没有像后世那样占据思想主流的话语权，但屈原对周公依然有很高的评价。

从某种意义上讲，周公对人伦秩序的强调，对话人祭祀风气的反对，让中华文明进入了新的文明阶段。屈原虽然身在巫文化很重的楚地，但从《天问》中看，他对殷商时期流行的诸多不人道的风俗与观念也持反对态度。从他对周公的尊敬态度来看，屈原与周的“正统”文化，在思想上还是有较为紧密的关联的。

03

探索未知与宏大叙事

“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苏东坡这样评价屈原，并对其推崇备至，可见屈原的才华与品质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是十分耀眼的。屈原的探索精神与高洁之志，在《天问》中得到了大量体现，这也是屈原留给后世的重要品质。

屈原在《天问》中流露出很强的探索未知的精神。虽然人人都有好奇心，但真正愿意去思考严肃命题的人并不多，屈原就是这样能深入思考的人。尽管他的切入点不是研究思维，却具备了一个研究者应有的质疑与反思精神。

《天问》几乎所有的句子都是设问或反问。这种姿态，实际上就是在追问世间的真相，而不是一味吸纳外界的观念来形成自己的立场。独立思考、专注探索，是一个人走向精神人格的完善的必由之路，屈原在这一点上给后世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我们可以看到，《天问》中的探索精神，不仅有追问宇宙与历史奥妙的强烈念头，也有很强的想象力，或者称之为宏大的思维方式。置身于某个时代的文人，若能将自己放在历史的坐标中，不只是从眼前与身边的“可见之物”理解世界，而是能让自己进一步融入古今乃至未来的时间线索，这绝不是一件寻常的事。

类似的思维在后世的司马迁身上也存在，是他在《史记》中叙述了一个自黄帝为起点的中华历史的宏大结构，从夏、商、周到秦、汉，这是一个被纳入共同体的完整脉络。虽然一个民族对历史具有共同记忆，但如果没有屈原、司马迁这样的文人史家，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很容易变得支离破碎，基于它们而形成的文明共同体认同感也会减弱很多。

屈原身处楚文化的腹地，虽然远离当时的中原地带，但他并没有文化上的边缘观念，反而对中华历史的主流叙事线索有相当清晰的认知。后世往往赞誉屈原很有家国情怀，这并非只因为他对楚国的忠诚与热爱，更在于他在当时具有难得地对中华历史整体叙事的观念，这让屈原没有成为某种区域文化的捍卫者，而是具备更强的“历史宏大叙事”的主动性。

这种历史的整体叙事意识，让屈原的历史观不局限在楚地，而是从更开阔的历史空间来看待往事。比如昭王南征的故事，即便在古代来看也颇为诡异。《史记·周本纪》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并不详细，只说：“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 《吕氏春秋》的记载更详细一点，甚至还指名道姓：“周昭王亲将征荆，辛馀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这里的辛馀靡，也有记载为辛游靡，是个力气很大的人，也是纣王南征落水事件的目击者。

根据相关史料，当时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周昭王南征荆楚一带，乘船在江面上的时候，因胶船破裂而落水，辛馀靡虽然会游泳，但等他在水中把人捞起来的时候，昭王已经没有呼吸了。甚至一直以来还有民间传说，认为是荆楚一带的民众为了抵抗周人的南征，故意献上用胶黏合的船，等昭王一行乘船来到汉江的时候，胶遇水溶解，便发生了上面“昭王南征不归”的事情。

但是，我们毕竟没有更坚实的史料支撑，断言是楚人导致昭王之死恐怕并不合理。而在《天问》中，屈原也直接发问“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这里的“白雉”通常被认为是白色的野鸡，屈原这里有反问的意味：昭王南征能有什么好处，难道是为了遇到白色的野鸡？

显然，屈原也不认为楚人要为昭王之死承担责任，这种对历史的质疑与对真相的追问思维，在《天问》中并不少见。楚人曾经长期被中原“正统”视为异类，后来楚国的君主也常有僭越举动，但在周代早期，还不会直接挑战周王的权威。屈原对昭王南征虽有批评的态度，但其历史观却与“正统”叙事契合，承认昭王统治的合法性，尽管在当时，楚地并没有被完全纳入周王的实际掌控范围。按照周而非楚地的历史叙事来看待昭王故事的观念，与后世《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别无二致，这正是屈原更加宏大的历史观的体现。

与之相关的就是更加开阔的史地视野，即使是那些远离传统中原地带的历史和地理风俗，也在屈原关切的范围内。比如穆王西行的故事，它在古代就被赋予了一定的神话传说色彩，屈原在《天问》中也提道：“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屈原很有浪漫精神与想象力，却也要质疑穆王去探索遥远地方的目的：周穆王为什么要环游四方？他有什么想完成的心愿？

周代有古籍《穆天子传》，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周穆王的行踪与见闻，但其有些内容介于历史与神话之间，很多人名、地名难以考证，这也增加了穆王故事的神秘感。起码屈原在他那个年代，就已经意识到此事不同寻常之处，并把昭王南征与穆王西行一起放在《天问》里，这的确很耐人寻味。

04

屈原沉江与高洁之志

屈原在很多作品中都曾表露心迹，其内心之高洁，精神之纯粹，甚至到了“水至清则无鱼”的状态。比如，在经典之作《离骚》结尾处，屈原无奈地慨叹：“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因为自身的高洁品质而不被小人容忍，遭到忌恨的他，只能尽量远离是非之地。然而，屈原又是对君王与故土深怀感情的，怎么可能轻言离开呢？

屈原沉江，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震撼人心的一幕，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总有人质疑屈原不够坚强，没必要因混浊的世事而绝望，也不必为一个破败的国家殉葬。但如果我们真正理解屈原，就会更加理解他的抉择。面对他人的诋毁与外界的排挤，到底是选择以死明志，还是忍辱负重，默默地活下去？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问题，几乎每个在大是大非面前需要抉择的文人志士，都要给出明确答案。当然，屈原的态度是坚定的，甚至是决绝的，他没有徘徊犹疑，而是纵身沉入冰冷的汨罗江水。

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历史的关键细节，屈原沉江并非只因为他遭到了小人的诋毁和君王的抛弃，更在于他已经看到楚亡的前兆：楚顷襄王听信谗言，放逐良臣，而奸佞之辈却能攀上高位。正在崛起的秦国虎视眈眈地环顾四周，楚国已经无力抵挡。从政治上看，屈原不是那种能兼顾纯粹与世故的人，他虽然有崇高的追求，却无法对抗现实的残酷与无奈。

但是，他那种为了不被玷污而选择绝路的姿态，其实是给后世文人墨客留下了一种近乎极端的“参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或许有人愿意忍辱负重，这可能是多数人的选择，但总有人要以死明志。这就是屈原的态度，没有苟且，没有妥协。

幸好屈原留下了诸多文字，让我们能还原一些历史现场，才知道屈原的心中挤压了多少苦闷。在《渔父》的故事里，屈原独自行走在沅江之畔。看到他落寞憔悴的身影，渔夫直言：“您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落魄成这个模样？”此时的屈原已被放逐，只能在天地之间游荡徘徊，他的声音不再被“庙堂之高”的人听见。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这是屈原的心声，也是无奈之下的慨叹。《大戴礼记》有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屈原正是因其品行过于高洁，而成为那条最干净的河流，但是不会再有鱼儿在水中游曳；正是因为屈原人格过于独立，不愿意沾染任何污浊之物，才不被世俗所容，最终被迫流离失所，走向生命的毁灭。

在《天问》中，面对楚国的历史，屈原写道：“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在《天问》的结尾，屈原如此慨叹，就是表达对楚国未来的担忧。他曾经告诫楚王堵敖，楚国恐怕将会走向衰亡，但现实中屈原却被流放。书至此处，他似乎是在表达内心的忠诚：即使国家灭亡，自己的忠言逆耳也必将留在史书上，给后世更多启迪。

屈原在《天问》中表达的情怀，其实正是内心忠贞与执着精神的体现。这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态度，尤其是与当时楚国一些奸佞之徒的嘴脸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天问”这个传统文化元素，并非只是科学探索精神的体现，还是家国情怀的呈现。屈原的努力虽然没能改变楚国的颓势，但他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却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

后世在过端午节时多会提到屈原，很多人认为是因为纪念屈原才有了端午节，这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误会。端午节的相关风俗起源很早，赛龙舟之类的风俗与上古百越地区的龙崇拜有关，而“端午”一名最早出现，学界一般认为来自晋代周处《风土记》的记载。纪念屈原是后来被追加的端午节的风俗，但却成为后世的普遍认知。

05

“问天”者不仅有屈原

纵观中华文明史，其实对“天”产生兴趣的人绝非屈原一人，在上古时期，人们对“天”的认识与解释，其实也反映了远古先民的世界观。

“天”首先是一种自然性的东西。在屈原之前，已经有无数先人抬头望天，他们看到的自然景观，与后世几乎没有区别。毕竟，相比人类文明踪迹的变化，天地的自然变化是极其缓慢的，几千几万年的变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人类内心的朴素认知来看，“天”最早也是一个纯粹的自然事物，不论是日月星辰还是风雨雷电，都是完全超脱于人类行为之上的存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自然事物进行伦理化，就成为一个大的趋势。赵浩博士在《“天”的伦理气质精神》中，将这个过程视为一种“伦理气质”，认为“‘天’的气质作为‘天’义的精神现象，它是‘天’的形象与本质的合一……‘天’在逻辑与历史的过程中最终走向伦理精神”。这是一个思维方式转变的过程，而一直相伴的就是文明的演进。

屈原在《天问》中将“天”视为各种玄奥问题的载体，通过“问天”来探索自然与历史中的诸多谜团。这就是一个自然事物伦理化的过程，每个“问天”者也在其中展现出独特的文化气质。屈原的气质是玄思式的，是孤独而深邃的，而有些“问天”者的气质则是叛逆的。

“天”在古人眼中，并非只是自然事物，更是一种被伦理化和精神气质化的存在。屈原的“问天”姿态，虽然有质疑的一面，却更像是通过“问天”来获得某些问题的答案，将一切问题归于“天”上面铺开的知识框架，其实也是对“天”存在敬畏感的表现。探索宇宙万物与人伦历史奥妙的同时，不破坏人与“天”的同构关系，这种观念其实一直存在——不仅体现在屈原“问天”上，也体现在后世科学探索对自然万物的尊重上。

本文节选自《大国重器的诗意文化》。

《大国重器的诗意文化》

作者：黄西蒙

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7月

推荐语：本书以解读我国若干项知名“大国重器”项目名称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为引，意图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挖掘经典文化意象背后的趣味知识，呈现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与中国智慧，给读者带来思想与文化的启迪。本书选取了二十二个“大国重器”项目的名字，包括天问、嫦娥、鲲鹏、天宫、祝融等，深度挖掘期其命名背后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及传统文化知识。全书内容不仅是对历史的展示，更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展现了科技命名的背后，融于中华民族血脉基因中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