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召开，会议期间，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战犯名单上共有293个名字，其中有13人被特别注明因罪行严重不符合特赦标准，2月27日，深思熟虑后，毛主席下达批示：“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这就为新中国第七次特赦战犯奠定了基调。

除了批示要释放全部战犯外，毛主席还在待遇方面做了特别交代：

“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

1975年3月19日，第七批战犯共293名特赦释放，此次特赦距离新中国上一次特赦已经过了9年时间，至此，关押于全国各地的国内战犯全部获得特赦。这一行为引起了国内外热烈反响并受到广泛好评，9月9日，毛主席再次下达批示：“建议一律释放”，于是，当时关押在全国各地的1.4万名以历史罪判刑改造和刑满留场劳动就业的军政军特人员被全部释放。

这些人员在被特赦后，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照顾，为使他们能尽快适应新生活，党中央批示要尽量解决他们生活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根据个人所愿，不少人被安排从事文史资料工作，也有人担任了国家重要职务。

从被特赦战犯在新中国的生活中，能充分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广阔胸襟和伟大格局，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新中国组建了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重要力量。

195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特赦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人民政权刚建立，当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巩固政权，加之紧随而来的抗美援朝战争，处理战犯的问题便被推后。直到50年代中期，国家政权基本稳定，经济秩序基本建立，被搁置的如何处理战犯问题这时才被提上议程。

1956年，周总理提出“可以从被关押的国民党战犯入手，释放一些，看看台湾方面的态度。”3月14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二届十九次扩大会议上，就周总理释放战犯的提议进行了着重讨论，随后，相关部门做出了关于战犯问题的专门报告。4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

“我们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连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

从这番话中，大致可以窥探到中央在处理战犯问题上的宽大态度。为了能及时了解各方意见，1959年9月15日，毛主席还专门邀请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代表等举行座谈会，通报并征求关于特赦问题的建议，会上，代表们对特赦战犯均表示十分支持，并认为会带来诸多利好影响。17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一天，刘少奇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自此，中国政府开始分批次释放战犯。

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对外宣布获得特赦的战犯名单，首批获得特赦的共33人，其中包括两位具有极大社会影响力的人物：杜聿明和溥仪。

杜聿明被俘后，原本以为自己将被处死，但没想到的是，在狱中的他得到了共产党的优待。实际上，杜聿明身体状况十分糟糕，患有胃溃疡、肺结核、肾结核等常年痼疾，在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下，杜聿明的身体才逐渐好转起来，尤其在治疗他的脊椎炎时，工作人员更是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还为他专门制作了一具合身的石膏板，让他能舒服入睡。

作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杜聿明对此深受感动，他曾表示，“毛主席不仅会打仗，而且也是一个仁义的领袖”。

1960年7月，杜聿明受周总理、陈毅元帅邀请，出席了欢迎来中国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宴会，并进行了友好交谈，1961年3月，杜聿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将过去的经历尽可能记录下来。之后几年，杜聿明都在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四处奔波，就连他留给家人的遗嘱中，都不忘嘱咐其家人为祖国现代化建设继续做贡献，早日促成祖国统一大业。

另一位获得特赦的大人物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得知新中国决定首次特赦罪犯前，溥仪对此并不抱希望，他曾明确表示：“有谁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就连外界的看法也都差不多，然而，当最高人民法院特赦的通知书交到他手上时，溥仪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被特赦了。

此后，溥仪先后在植物园、全国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任职，并受到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心。

党中央和毛主席立足于国际国内大局和祖国统一大业的考量，做出了特赦战犯的决定，更重要的是，在对待被特赦的战犯时，也并不是一放了之，对他们出狱后的生活、工作等均做出了一系列安排，这为正确处理战犯问题创造了成功的范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975年特赦名单中“不合格”的13人

新中国实行第一次特赦后，各方反映良好，又相继在1960年至1966年间，先后6次进行过特赦，获得特赦的标准和前提条件均为“确实已改恶从善”，而在1975年决定进行第七次特赦时，却是破天荒的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释放。

按照原本的特赦标准，需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分别是认错态度良好、矫正反动思想和积极接受劳动改造。

但这次却没有考虑这三个方面的条件，全部释放，根据毛主席传达的意思是，这些战犯被关在狱中二十多年了，他们已经老的老，病的病，放下武器二十多年了，我们不应该区别对待他们。就这样，第七次特赦才释放了全部战犯。

实际上，当时对释放战犯的工作是十分谨慎的，时任公安部长的华国锋在拟定特赦名单前，曾对战犯进行了极为详细的调查，并根据他们在狱中的表现和是否符合战犯特赦标准来严格制定的，最后，才拟定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有13名战犯的名字被特别标注了出来，显示这些人是不符合特赦标准的，或因认错态度不好或因抵触劳动改造，因此，权衡过后，公安部门给出的建议是不予释放，继续关押，以观后效。

毛主席看完报告后，沉思了许久，他很清楚，在这200多名战犯中，大多数人曾是国民党的特务，还有少数是国民党的将领，但其中被人熟知的也没几个。因此，全部特赦在日后来看，一定是利大于弊的事情。

首先，从1959年第一次特赦战犯开始，就足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怀，如果这次再留下13人，不免显得我党有些过于严格甚至是苛刻，另一方面来看，留下他们，还要继续耗费人力物力财力负责管理，反而得不偿失。

此外，还有更值得考虑的事情便是这样做有利于和台湾的关系。释放这些战犯，便是向台湾的同胞释放一种欢迎回家的信号，希望能使得两岸朝着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

不得不说，毛主席确实高瞻远瞩，在他的眼中，这不是单纯的是否释放战犯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统一大业的国事。

此外，在谈及全部释放时，毛主席则以一段充满着人情味的话做出了解释：

“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特赦当天，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喇叭里，传来了所长金源的声音，他正式宣布：“今天起，‘抚顺战犯管理所’将彻底成为过去，未来，这里将被改为招待贵宾的地方，战犯这个称号也将退出历史舞台，现在，你们每一位都是中国公民，是我们的同志。”话音刚落，所有人激动不已，高兴地鼓起掌来。

1975年3月22日下午，北京饭店召开了一场由所有特赦人员参加的会议，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叶剑英元帅，还有曾在1959年时被释放的第一批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和李仙洲。会议上，叶剑英元帅的发言令现场所有人真正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共产党博大的胸襟和开明包容的思想高度，令人热泪盈眶，叶剑英表示：“全国人民二十多年来艰苦奋斗，将曾经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了如今的模样，再有二十多年，中国定会变得更加强大，而我们要和所有的人民群众一起，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而努力奋斗。”

叶帅发言后，黄维代表最后一批被特赦的人员发表了讲话，表示愿意为祖国建设和国家统一大业做出努力：

“我们之前拥护腐朽的旧制度，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做出过不好的事情，差点让中国陷入绝境，如今我们被特赦，获得新生，甚至有了公民的待遇，这是只有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可能有的优待，经此之后，我们一定不会忘记共产党对我等的恩惠，一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的大作，改造自己的思想，争取为祖国的建设以及统一付出自己的一份心力。”

黄维是国民党著名将领，曾与陈赓同在黄埔军校学习，两人还是同班同学，大革命失败，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两人分道扬镳，陈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黄维则继续追随蒋介石。

淞沪会战时的罗店之战是他的成名之战，在日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黄维率军拼死抵抗，硬生生死守一星期，打到最后，黄维手下的三个团长，两个重伤一个战死，整个师部活下来的人都凑不成一个团。战斗最惨烈时，除了通讯员，连文书和炊事员都扛起枪上了战场。当时，国民政府曾大肆宣传黄维作战英勇，不怕牺牲，但过后，也出现了对他军事指挥能力质疑的声音，认为他指挥太过死板，不懂变通，这才导致军中战士伤亡惨重，也正因如此，“书呆子”的名声也从此诞生，并始终跟随着他，成为他的一个标签。

黄维在获特赦后，党中央十分关心他的生活和工作，他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27年的改造生涯，也让他与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黄维给在台湾的朋友们信中写道：

“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与你们把酒言欢。”

1989年初，应台湾方面邀请，黄维准备探访在台湾的昔日老友，为这次台湾之行，黄维准备了很久，但却不成想，3月20日清晨，黄维却突发疾病去世，一些朋友感慨，黄维是因为出发前夜过于兴奋，突发心脏病去世的，终年85岁，海峡两岸均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

毛主席拍板一锤定音，台湾却不敢接收

毛主席释放战犯的这一决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决定。对国内而言，能减轻相关部门的工作，同时又节省了国家资源。

而对国名党而言，带来的影响无疑也是巨大的。向来充满猜忌之心的国民党人一时间竟理不出共产党的用意来。除了下令特赦全部战犯外，毛主席还专门交代了至关重要的两点，这些战犯“来去自由”和“给足路费”。

在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人员中，有十人先后向有关部门递交了申请，希望能去台湾和家人团聚，没过多久便得到了批准，并为他们办妥了在香港中转的手续。临行前，有关人员还再次重申他们具有通信自由，也能发表讲话，一切均顺其自便，同时还帮他们定制了新衣服，给够了路费。

1975年4月13日，中央政府为这些人提供了专机，帮助他们抵达深圳，经由深圳前往香港，到达香港后，当地的中国旅社又为他们提供给了住宿服务，这一路上，他们的行程全部公开透明，途中也不断收到亲朋好友甚至是国内外记者们的电话，向他们询问真实情况。

而这些人原本以为能到台湾和家人团聚，却没想到，得到了大陆的支持，最后却卡在了自己曾效忠的国民党手中。当时，台湾方面得知中共要释放全部战犯，并同意他们回到台湾时，便错误地认为这是“中共的阴谋”，并将想要返回台湾的这些人当作是“间谍”，就这样，将他们拦在了外面。在台湾方面的阻挠下，他们终究没有实现和家人团聚的愿望，只能被迫另谋出路。

就在国民党阻挠这些人前往台湾期间，发生了一件惨案，原国民党68军政工处军统上校处长张铁石自杀了，经过调查，张铁石曾应台湾要求，写好了一份资料，还表明了自己的心意，但台湾方面始终不满意，甚至威胁他：“老实交代，否则不仅来不了台湾，还会连累在台湾的家属遭遇不测。”最后，心灰意冷的张铁石选择了自杀。

大陆对待战犯的宽容和国民党的猜疑阻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两岸人民和世界对此立马有了高低判断，不得不承认，毛主席的这一决定，果真高瞻远瞩。

结语

自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大门以来，整个中华大地陷入了列强的殖民侵略中，中国人民踏上了寻求国家独立的救国救民之路。从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到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再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步一步，是所有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牺牲逐渐摸索出来的。

新中国的成立之路上充满了无数的坎坷和荆棘，无数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幸福而自由的生活。战争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战俘，而在对待战俘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展现了宽容为主的态度。

新中国成立之初，关于如何处理战犯问题成为了一个令人头疼的事情，甚至有人总结出了“四不”难题：不能送、不能杀、不能死、不能放。不过，尽管麻烦，党中央还是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同时也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