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蔡昉：建议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创造红利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徐兵）9月6日，由郑州商品交易所、郑州市人民政府、芝加哥交易所集团联合主办的“2022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正式开幕，本届论坛以“稳中求进促发展法治引领开新局——期货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主题。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以《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展望》为题作了主题分享。他认为，人口峰值的提前到来，意味着人口红利加快消失，必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给经济增长带来新冲击。他建议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创造红利，稳定社会总需求，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新冠疫情目前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需求侧，应按照贴近民生程度和政策抵达直接性，把政策发力点前移。

人口趋势一旦进入到负增长，

未来很难再回正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从2010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也就意味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人口预测，2022年中国总人口达到峰值，从2023年人口将开始减少，届时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人口国家。

“当人口不再增长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非常快了。我们应该把人口转折点看作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起点，部署新的发展战略，贯彻新的发展理念。”蔡昉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了今后的目标，其中一个目标是2025年成为高收入国家，这个目标2022年就可以提前完成。下一个目标是2035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意味着人均GDP要达到23000美元。

“当我们知道了新的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以后，我们过去预测的这个目标还能不能实现，中国经济究竟依靠什么来保持合理的增长区间，疫情的短期冲击会不会延缓现代化进程，如何走出暂时的困境。”蔡昉认为。

在蔡昉看来，中国人口今年达到峰值，这是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根据联合国2019年的预测，中国总人口大概到2030年前后才达到峰值。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有1.3，也就是说一对夫妻只生育1.3个孩子，处于世界较低水平。要保持人口的继续增长，一对夫妻至少要生育2.1个孩子。2021年，中国人口增长率0.34‰，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14.2%，均早于预期和预测。联合国在今年进行了新的预测，就是为了适应这种变化。

人口峰值提前到来，意味着人口红利无可争辩地加快消失，必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给经济增长带来始料未及的新冲击。

总的来看，蔡昉认为，人口趋势是不可逆的，一旦进入到负增长，也不能指望未来再回到正增长。因此，要稳定和扩大消费需求，有赖于改革和政策调整，保持潜在增长率，并通过需求的提高来支撑整个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农民工实际落户创造改革红利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求。今后的13年，也是中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关键窗口期。

蔡昉认为，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其实也是一个长期的、相对的过程。中国目前人均GDP已经超过12000美元，到2035年，有望达到23000美元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也就是说，人均GDP从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这个区间是中国今后13年的发展任务，同时，人均GDP处在这个区间的其他国家也就成了参照系。

与上述国家相比，中国存在平均5.5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差距和18.2个百分点的农业就业比重差距。“消除这些差距，就要继续提高城市化率，继续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降低农业就业比重，这是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今后13年的任务。”

“目前的城镇化是常住人口的城镇化，农民工也被纳入到了64.7%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的指标之中，但是绝大部分农民工都没有得到城市的户口。实际上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目前只有46.7%，两个城镇化率指标之间存在18个百分点的差距。”蔡昉表示，如何消除两个城镇化率指标之间的差距，意味着新型城镇化要以人为中心，以农民工的落户为主要的任务。农民工落户，可以扩大劳动力供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潜在增长率。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时候，消费水平可以提高30%，一旦获得城市户口，成为城市居民，消费水平能够再提高30%。这两个30%的叠加就意味着，需求侧也可以从户籍制度的改革中获益，可以提高居民收入、消费力和消费倾向，稳定社会总需求。“总体来看，农民工实际落户创造改革红利，这是统计口径调整做不到的。”蔡昉说。

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社会结构，

人口因素才能转换成超大规模市场

谈及超大市场与共同富裕，蔡昉认为，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其实主要还是从超大规模的人口来说，但人口未必会直接或自然而然地转化成消费者的市场，可以通过促进共同富裕来创造条件。

“促进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通过再分配手段实质性地缩小收入差距。”蔡昉表示，我国过去的居民人均可支费收入增长速度都是很快的，但总体来说，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还是存在的。

蔡昉认为，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归根结底是要创造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只有是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一个社会结构，人口因素才能转换成超大规模市场。目前我们有四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这是我们超大规模市场的主要支撑力量。但是，还应该把眼光放在不断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的群体。把老年人、农村低收入群体、农民工等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加起，未来有希望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在四亿人的基础上倍增。

“如果中等收入群体接近十亿人，就会有更庞大的消费者市场，解除需求侧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同时也有更多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商机，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会更有活力。”蔡昉表示。

现实中，中国经济也面临一些短期挑战。蔡昉认为，从2020年开始，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冲击，前期主要是供给侧的冲击，后期更多是需求侧的冲击。疫情产生的需求不足的冲击，与长期的需求因素叠加，妨碍宏观经济的复苏，也妨碍实现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

面对挑战，蔡昉建议，要按照贴近民生程度和政策抵达直接性，把政策发力点前移。既可以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对，也可以从市场主体、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发力。过去主要着眼于市场作为生产者的主体，现在转向作为消费者市场主体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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