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总理逝世，邓颖超忍着悲痛为周总理处理后事。

其侄女周秉德为了邓颖超早日走出痛苦，经常会前往西花厅陪伴她。

下班后的周秉德直接奔往中南海西花厅。

但走到院子里她并没有看到七妈，直到进入卧室时才发现七妈正在沉思，手里拿着一个破旧的黑皮夹子。

周秉德本不想打扰，但看到七妈如此难过，还是轻轻喊了一声。

邓颖超这才回过神来，将手里的皮夹子递过去，邓颖超解释，说这是周总理留下来的。

当时是抗日时期，他在国统区工作，拿公文包太显眼，目标大。

因而将重要文件通通放在中间，一直到解放战争胜利后才放入保险箱。

一直以来都没舍得给别人，今天就交给周秉德，让她留给念想。

周秉德将皮夹子打开后，发现里面有三封信，这些信都是总理写给邓大姐的。

但因时局特殊没能发出去，这才保留下来。

不过周秉德又在三封信后面找到一张人物照，照片已开始泛黄。

背面还有着周总理的亲笔字，足见周总理对照片上人物的重视。

邓颖超见周秉德有些困惑，感慨道：这是你伯父一生之痛啊！

那么，这照片上的人到底是谁，为何邓颖超说这是“总理一生之痛”？

周总理

接下来，让我们一一明说：

一 “总理一生之痛”

1976年初，周总理做了最后一次手术，此时他的体重只有61斤，因病入膏肓医生无力回天，他开始陷入长时间昏迷。

同年1月7日晚，他突然清醒，看着周围整备待发的医生，他虚弱地说道：“我这里没什么事，你们快去照顾其他人，他们更需要你们。”而这是周总理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但他依旧想着人民，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舍己为人的精神。

次日9时57分，开国总理周总理逝世，享年77岁，这一天山河失色，举国哀悼。

根据周总理遗愿，他的骨灰被撒向山河大海，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处理完身后事后，邓颖超又开始指示大家处理周总理遗物。

周总理与家人合影

尽管他贵为一国总理，可实际上并没有留下太多遗产，根据指示，大家将周总理留下的图书交给国务院图书馆，文件呈递给秘书局。

至于衣物，内衣和床上物品烧掉，穿得不多的衣物可送给亲属和工作人员，病中穿过的衣服烧掉。

而周总理的工资由工作人员代领，日常开支也由其代劳。总理逝世后，工作人员开始一一盘算。

邓大姐见大家忙碌数日很是憔悴，指示不用细算，核对现有的钱即可。

但工作人员仍细细算清楚，最后清算得知，周总理夫妇存款为5709.8元，后来全部上交中央特会室。

周总理逝世后，邓颖超在大家面前强忍着痛苦，可等到工作人员离开，她开始默默哭泣，经常看着总理遗照发呆，回想起两人相濡以沫的数十年，一起走过的艰难岁月，她内心百感交集。

周总理

不过，好在这时她的侄女周秉德一直陪伴着她，陪她走过那段心酸时刻。

周总理逝世时，周秉德正在上海出差，当从广播听到这一噩耗，她当场愣在原地、泣不成声，同事见状，为她购买最快的回京的机票。

回京路上，周秉德浮想联翩，她想起和周总理的最后一次通话，更是悲痛欲绝。

那是1975年5月，周总理病情严重，他开始产生消极情绪，并问医生能否活过一年。医生们愣住，不知该如何回答。

而后，医生将此时告知总理最疼爱的侄女周秉德，希望她能够劝劝总理，让他积极面对病痛，这样才有利于治疗。

周秉德得知后快速赶往医院，可七妈邓颖超拦住，表示没有中央批准，任何人都不能见总理。她得知后，只能选择拨打病房电话，和周总理交流。

周总理

当提起“那句话”时，周秉德劝七爸别想太多，要长命百岁，为国家多做贡献。

周总理说：你是共产党员，不能封建迷信，我说的那句话也没什么不对，想开点好吗？

尽管如此，周秉德还是劝七爸别想太多，多保重身体，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同年5月20日这天，周秉德如愿在西花厅见到了周总理，她以女儿的姿态体贴、关心七爸。

但为了不打扰七爸休息，她坐了一会就起身告辞，可没想这是和周总理最后的见面。

周总理逝世当天，周秉德第一时间抵达，看着痛哭不已的七妈，她连忙将其抱在怀里，也悲痛落泪。

除了撒骨灰，周秉德参加告别七爸的所有仪式，她还特意嘱咐七妈，将七爸随身的睡袍留给自己做个纪念。

这件睡袍周总理穿了几十年，一直是穿了补、补了穿，上面有无数个补丁，周秉德看得心酸不已。

周总理

周总理离开后，整个西花厅寂静起来，邓颖超也触景生情，每天处在悲伤中。周秉德知道七妈内心的苦楚，因而时不时前去探望。

几天后，下班后的周秉德直接奔往中南海西花厅，但走到院子里她并没有看到七妈，直到进入卧室时才发现七妈正在沉思，手里拿着破旧的黑皮夹子。

周秉德本不想打扰，但看到七妈如此难过，还是轻轻喊了一声。

邓颖超这才回过神来，将手里的皮夹子递过去说：“这是你伯伯留下来的，我一直没舍得给别人，今天就交给你，让你留给念想。”

邓颖超解释道，这个黑皮夹子是周总理抗日时期购买的，当时他在国统区工作，拿公文包太显眼，目标大，因而将重要文件通通放在中间，一直到解放战争胜利后才放入保险箱。

老旧照片

周秉德将皮夹子打开后，发现里面有三封信，这些信都是总理写给邓大姐的，但因时局特殊没能发出去，这才保留下来。

不过周秉德又在三封信后面找到一张照片，照片已开始泛黄。

但当她见到照片上的人时震惊不已，此人正是她的爷爷周贻能，尽管她没见过，但经常听父母说起。

她将照片转过去，又发现背面有周总理亲笔字“爹爹遗像”！

周秉德有些惊讶，自她记事起，经常听到周总理和两个母亲的故事，却很少听他提及爷爷周贻能，只是听伯父说过爷爷是个老实人，一辈子没做什么坏事。

但伯父却将爷爷照片放在贴身黑皮夹子中，足以可见他们的父子情深。

邓颖超见周秉德有些困惑，感慨道：“这是你伯父一生之痛啊……”
就这样，周秉德听七妈邓颖超娓娓道来，仿佛时间又来到周总理的儿时。

周总理

二 苦涩的童年

周总理祖籍浙江绍兴，其祖父周攀龙是一个学富五车的读书人，晚清时常年在基层衙门当师爷，人称周老夫子。

就在他被录用为淮安师爷期间，为工作方便，他在当地买了一套房，全家人搬来居住。

周总理父亲为周贻能，曾高中秀才，被任命为“主事”，官阶正六品，但他只得到官阶没能得到相应职务。而他因为人忠厚老实，与世无争，不懂得人情世故，因而一直没什么作为，长期担任小职员、门房、私塾先生、幕僚，每份收入都不高。

因父亲周贻能长期在外地工作，童年的周总理实际上是由生母万氏、嗣母陈氏抚养长大的。

周总理曾回忆说，他的生母名为万冬儿，是清河县知事万青选的女儿，因在家排名第十二，因而也被称为“十二姑”。

周总理

万冬儿文化水平不高，只读过五六年私塾，但性格开朗、宽容大度、办事精干，在周、万两家威信较高，尤其是周家这个落魄官宦之家的“大总管”。

她嫁给周贻能第二年，也就是1898年3月，周总理出生，而这也是周家长孙，使得万冬儿地位较高。

但周总理的童年是不幸的，他出生第二天，外祖父就去世，母亲哭干了泪水，没有心思喂养他，只能请来奶妈替代抚养；不久后祖父又病逝，周家失去主心骨，生活逐步变得贫穷。

周总理刚满4个月时，四叔周贻淦就得了痨病，卧床不起。为了让四叔消灾，万冬儿十分大度地将周总理过继给了周贻淦和陈氏。

又过了2个月，周贻淦还是因病过早的离世，四婶陈氏刚满22岁，年纪轻轻就守寡，内心很是苦闷，幸亏有了养子恩来才让她有了对生活的希望。

周总理

陈氏1878年出生于宝应县书香门第，从小就被父亲重点培养，因而文化水平较高，擅长诗文字画。

守寡后，陈氏将全部精力和情感都投入到对周总理的抚养中，早在周总理三四岁时，她就教导其认字、练习书法，五岁时教他吟诵古诗词，还时常给他讲一些民族英雄故事，让周总理早早就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周总理就读南开大学时，曾回忆这段美好时光，并表示对嗣母讲的故事“终日听之不倦”。正是在陈氏认真严厉的教导下，他早早就走上成才之路。

从青年再到晚年，周总理多次提及陈氏，并称她为“娘”，称生母为“干妈”，他曾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嗣母陈氏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

1946年5月，周总理在送别会上曾说过：“38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陈氏）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亲恩未报！

周总理

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不过1908年时陈氏就因病去世，年仅30岁，当年周总理仅10岁，他曾在日本留学时，将母亲写的诗带在身边，每每陈氏祭日他都会打开念读，读着读着忍不住流泪。

周总理6岁时，周贻能和他“18舅舅”合买了一张彩票，并幸运中得头彩，两人分别获得5000元。

可债主得知后纷纷上门，万冬儿见状连忙带着陈氏、周总理移居到娘家万公馆。

万家是书香门第，里面藏书众多，在这里周总理如鱼得水，经嗣母陈氏的悉心教诲，阅读了大量古典名著。

然而，周总理9岁时，生母、嗣母双双染上痨病，为了给母亲治病，周总理只能经常往当铺跑去，用舅舅家有限的东西换钱花，或者去大户人家借钱给母亲买药。

周总理

但即便如此，1907年春，生母万冬儿还是病逝。眼泪没干，陈氏也告别人世。

幼年丧母乃人生最大不幸，周总理只好带着两个弟弟前往淮安老家，他自觉挑起家庭重担，照顾两个弟弟。

当时周贻能在湖北谋生，收入微薄，连给妻子万冬儿下葬的钱都没有。

对于父亲的无能，小小年纪的周总理很是理解，他晚年对侄子侄女说：“我对你爷爷很是同情的，他本事不大，为人老实，一生的月工资不超过30元，但他一辈子没做过坏事。”

不过周家是一个团结的大家庭，长辈们为了让周总理等兄弟上学，东拼西凑借钱，凑齐了学费，将其送到私塾读书。

但为了能够继续上学，周总理多次写信给在沈阳任职的四伯父周贻谦先生，每次写信他都会写道：“四家伯，我多么想念书啊！”

周总理

当时周贻赓因表现出色，一年多就被提拔为科员，收入也比原来高出不少，他很关心老家的变化，又因膝下无子，对周总理很是看重，故而答应周总理的要求，将其接到自己身边。

就此，周总理在东北生活三年，开始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之后，他由跟着四伯父来到天津生活，就读于南开学校。

这才有了去日本留学机会。

晚年，周总理多次对侄子侄女说：“四伯父对我恩重如山，让我避免留在老家浑浑噩噩的一生。”

而这一时期，父亲周贻能似乎是个透明人，一直没能参与对儿子的教育和金钱上的帮助。

周总理

三 周贻能支持儿子革命

中学毕业后，周总理来到人生的岔路口，当时日本借鉴西方成功经验，发展迅猛，很多进步青年纷纷前往日本留学，周总理也决定奔赴日本。

在亲友、老师、同学的资助下，他凑够去日本的路费，开始寻求富民强国之路，之后又来到欧洲留学，开始了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的一生，进入漫长而艰难的革命征程。

而此时，周贻能工作并不固定，穷得无法养家糊口。1918年，他来到京兆尹公署工作，因不善于迎合奉承，也没有太硬的后台，很快就被辞退，只能继续前往南京求职。

南下途中，他特意来到天津看望儿子周总理，短暂的相聚后再次离开，周总理很是感伤，他写道：“昨事伤心方未已，今朝又复别严亲……”其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父亲的怜悯和同情。

周总理夫妇

虽然在周总理的童年、少年时期，父亲这个角色总是缺失，可他依旧思念着父亲，想起父亲为了生计日夜奔波，他总是潸然泪下。

尽管父亲没教会他太多东西，可父亲的士大夫精神，不为名利而折腰的坚贞品行，不愿在官场上随大流的风骨，让周总理也深有感触，而他的伟大人格受父亲影响较大。

周贻能经过多方打听，他才知周总理领导五四运动、旅欧留学、参加革命、担任黄埔政治部主任等等，对儿子的表现他很是满意。

他多么想再见儿子一面，但又怕周总理的生活被打乱，只能将这份爱埋在心中，通过报纸关注周总理的一举一动。

1927年，蒋介石发动“白色恐怖”，并四处捕杀共产党人，周总理也在名单内。周贻能远在东北，可他一直为儿子担忧。

周贻能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很快占领东三省，而周贻能就此失去工作，只好来到天津。

不久后，他就奔赴上海，和正在领导地下革命工作的周总理取得联系，并为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如为地下党秘密联络提供方便、传递情报等。

尽管周贻能知道儿子处境危险，时刻有被抓捕的风险，可他思想开明，支持儿子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国民党开始对周总理重金悬赏。紧急时刻，周贻能让儿子躲到自己的住处，并为其作掩护。

可以说，周贻能虽然没有什么能力，养活不了一家老小，可他见到儿子性命堪忧之时，主动冒险前往上海，为儿子遮风挡雨。

不过随着革命形势险恶，周贻能在儿子的要求下回到天津，并在周贻赓介绍下来到深县政府工作。

但没多久，兄长周贻赓病逝，他悲痛欲绝，亲自前往天津料理丧事。

周贻能

在这里，他得到兄长生前朋友的举荐，来到安徽谋求不错的差事，存下一笔小钱。

1935年，周贻能回到清江浦，将妻子万氏灵柩带回淮安，葬于淮安东门外的周家祖坟，此时距离妻子病逝已过去28年。

这些年来，不少人要为他介绍对象，让他续弦，可他认为自己对万冬儿和儿子有亏欠，没尽到自己的责任，因而始终没有另娶妻子。

“七七事变”后，华北很快沦陷，周贻能本人生活也没有了着落。

而此时周总理率中共代表团来到武汉和谈，不久后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成立，周总理也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但心系国家的周总理，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父亲，他派人将周贻能从淮北接回八路军办事处，父子这才开始团聚。

周总理

这一天，周总理正参加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得知父亲即将来到武汉，他连忙抱歉道：“今天我要失陪了，我的老父亲将在10点抵达汉口……”

就这样，在大家的欢送掌声中，周总理急匆匆离开会场，见到了码头走下来的父亲。

1938年10月，日军发起了对武汉的战争，武汉各机关单位、工厂开始内迁，周贻能也跟着大部队先是赶往长沙，再来到重庆红岩村。

因当时日寇在重庆狂轰乱炸，伤病员较多，周贻能有一定医疗基础，主动为伤病员诊治。

他还经常给大家讲故事，以缓解大家心中的苦闷。他还自告奋勇看守仓库、打扫庭院，得到了大家的称赞和爱戴。

当时周总理日理万机，公务繁忙，没太多时间陪伴父亲，只能嘱咐工作人员有空陪父亲说说话。

周总理

但周总理对父亲什么都认同，就是不喜欢他喝酒。毕竟喝酒伤身，而父亲年龄大了，又独自居住，喝醉了没人照顾。

周贻能生怕耽误儿子工作，怕其操心，决定将酒戒了，这之后他开始不再喝酒。

此时，父子之间虽相隔不远，但不常见面，可彼此都会牵挂对方，这说起来也是幸福，只不过这种幸福来得太晚走得太早。

四 父子阴阳两隔

1942年6月底，周总理小肠疝气发炎，只好选择住进歌乐山医院，并由著名医生为其做手术，但这并没有让周贻能知道。

可没想同年7月5日开始，周贻能病情加重，高烧不退，被送到另一个医院治疗。

住院后，邓颖超多次探望，可他希望儿子能够前来，忍不住问道：“我儿子为什么不来看我？”

但邓颖超为了两人的健康考虑，只能选择对他们隐瞒，因而父子都不知对方住院。

病房中的周总理，对父亲周贻能的生日很是牵挂。他在信中称原定11号出院的计划打破，需要再延后3天出院，不过11日这天是父亲生日，他让妻子问父亲是当天过生日还是等他出院补过。

看了这封信，邓颖超很是纠结，但她还是回信称老爷子已生病，得的是疟疾，她会好好照顾，让其一切放心。

同月9日，68岁的周贻能病情恶化，高烧不退，弥留之际他希望能见儿子周总理一面。

当时周总理手术后不久，身体虚弱，大家又知道他重感情，向来孝敬父亲，若让他知道老爷子病重，可能会受刺激，不利于养病。

邓颖超左右为难，她只能劝说周总理在外面出差，很快就回来，让他别有太多牵挂。

此时，周总理同志也有不好的预测，他写信说：“父亲过分喜欢喝酒，我对他的病还不是很放心，你转告他，让他好好静养。”

但就在邓颖超刚读到这封信时，周贻能没能挺过去，于同月10日这天病逝，临终前始终没见到儿子一面。

谁能想象，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周贻能始终渴望见到儿子一面却见而不得，那是怎样的煎熬。

周贻能病逝后，邓颖超考虑丈夫疾病未愈，不能受刺激，决定将此事瞒下来，并告诉办事处同志们，等周总理出院后再告知此事。

同月12日这天，吴克坚和童小鹏来到病房看望周总理，被问起父亲情况时，他们神色慌张，支支吾吾地表示病情好转，这让恩来有所好奇，但并没有深想。

次日早上，送报的小童说漏嘴，称仓库老太爷病逝，正忙着后事。周总理听了后十分慌张，再联想吴、童两人神色，意识到父亲已病逝。

他连忙叫来医护人员，要求立即退房，并及时赶往红岩村。

到了红岩村后，当问及老父亲时，邓颖超只好如实相告，周总理这才知道父亲已病逝3日，他当场悲痛大哭，责备邓颖超为何不及时告知他。

随后，周总理一步一步走向父亲灵柩边，为其守了一天灵。因他大病初愈，办事处人员很是心疼，又不好阻止。

同月14日，周总理在红岩村为父亲举办简朴的追悼会，并将父亲灵柩安葬于办事处公墓，并竖起一块碑。

次日，周总理夫妇联名为父亲发去讣告，并刊登重庆新华日报，很多好友包括国民党军官、蒋介石都向其表达哀悼之情。

待到将父亲安葬后，周总理将父亲生前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珍藏，并在背面写下“爹爹遗像”四个大字，放在黑色皮夹子中。每当想念父亲时，他都会拿出来观看。

新中国后，周总理将黑皮夹子放在保险柜内，并将钥匙贴身保管，只有外出考察时才交给妻子，不过邓颖超从来不会翻动保险柜。

直到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其秘书赵炜才将保险箱打开，收拾总理留下的遗物，这才有了上面的故事，而这张照片和黑皮夹子也被邓颖超送给侄女周秉德。

但即便周总理一向注重孝道，对父母亲发自内心的爱和孝顺。可后来他为了支持国家平坟工作，带头将周家祖坟平掉、退耕还田。他还让童小鹏前往重庆，将父亲的遗骨火化，骨灰装瓶埋入水田中不留痕迹。

周总理之所以被人们所敬爱，还因他将全部的爱都奉献给了人民，即便他爱父母爱得深沉，可为了国家和人民，他还是以身作则支持平坟与还田，这种精神值得赞扬。

编辑：知了

责编：林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