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史资料」拍摄胡乔木与我团干部的历史性合影 （ 支仲伦）

拍摄胡乔木与我团干部的历史性合影

支仲伦（口述）

1983年1月，胡乔木同志等首长与我团首长、机关干部及各营领导合影。

1983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云南看望边防部队指战员，专程到我们云南省军区边防第13团来视察。胡乔木同志此行，引起了我国对越斗争方针策略的调整改变。我当时在边防第13团任副参谋长，还碰巧地为团里留下了胡乔木同志视察我团时的珍贵历史图片。　

我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前从保山军分区军务科调到蒙自军分区所辖云南省军区边防第13团，担任首任团军务股股长，1979年8月任团司令部副参谋长。军务股接替我任股长的，是原军务股参谋唐孝宏。他是湖南人，干工作没得说，是一把好手；生活中爱吃辣椒、爱喝酒，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前部队在达沟河搞战前训练，他就着几个辣椒都可以下酒喝。他离开我团后，曾任蒙自军分区军务科科长、河口县人武部部长。

　 1979年快到年底时，他来问我：“快到老兵退伍时节了，退伍证上要贴老兵照片。可是老兵大多数在一线哨所、阵地上，无法下得来，不能到河口县照相馆去照相，请照相馆的人上阵地照相也不合适。怎么办啊？”

我对他说：“军务股不是有一部‘莱卡’相机吗？那是作战时从越南缴获来的。我们自己找一个兵，学一学，上阵地去照相嘛。”　

唐股长果然很快找了一个战士，名叫高友，“七九年三月份贵州兵”，学起了照相。军务股还自己创建了一个洗相的暗室。后来又增加了1979年12月入伍的云南省思茅地区景谷县新兵孙景一。军务股没有搞摄影的战士编制，但军务股就是管兵员的，工作又确实需要，我们就配备了“编外摄影员”。“编外摄影员”到各营连、各个阵地哨所为战士们照相，不但解决了退伍证照片的问题，还为前哨干部战士留下了前线战斗生活的宝贵影像资料。照相的胶卷、相纸、显影剂、定影剂等，都是通过我家属从昆明市百货公司采购来的。军务股对战士们只收成本，比照相馆还便宜。　

军务股的照相业务深受部队的欢迎，“编外摄影员”的工作就一直持续开展。后来，我与唐孝宏股长商量，又购买了一部坐式照相机，想用来拍摄团里的一些大型重要活动。就是这部坐式照相机，留下了胡乔木同志视察我团时与我团机关干部合影的珍贵历史照片。　

军务股干部战士。左起，后排：高友，唐效宏，孙景一；前排：李永建，郤忠生。（孙景一供稿）

1983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云南边防看望部队指战员。胡乔木在昆明军区政治委员谢振华、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等陪同下来到我团。他到我团第1连（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连荣誉称号”）视察，勉励部队要发扬革命传统，沿着李成文（中央军委授予“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荣誉称号）生前所走的道路英勇前进；到四连山观察哨视察，听取以我团情况为主要内容的云南战区情况汇报。胡乔木回到北京，将云南战区的情况向党中央汇报后，中央决定开放中越边境口岸，接收越南难民，开展对越喊话对话、广播宣传、空飘水漂宣传品等政治攻势，稳定边境局势。可以说，胡乔木这次视察，一定程度上调整改变了我党、我国、我军对越斗争的方针策略，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非常重要的视察活动。　

胡乔木等首长在我团小招待所住了一夜。为了万无一失，我们安排了3层警卫，里面一层的站岗人员全都是干部，背着手枪连夜警戒。他来我团视察前，我们刚好新买回来了坐式照相机，军务股的摄影员们还在紧张的学习使用中。中央首长来了，坐式照相机正好派上用场了。首长们在团部办公大楼前灯光球场梯级观众席前的一排椅子上就座，团机关干部、全团各营领导班子成员站立在他们身后的梯级台阶上，摆好了照相的架势。　

胡乔木同志在四连山阵地看望我团第四营官兵。

我带着摄影员们，早就在照相人群的正前方架好了照相机。炮兵股参谋韩军是个摄影迷，他摆弄照相机比我们的摄影员还要熟练。为了稳妥，这天我就叫心理素质更好的韩军参谋操作。韩军架好机器，装好底片匣子，正要指挥大家照相时，站在我们一旁、随首长们下来采访的一位军事记者对我们说：“机会难得。你们也站进去吧，我来照。”　

合影相照完后，又为了稳妥，我自己钻进暗室，冲洗照片。一幅胡乔木同志与我团干部合影的历史性照片，就这样产生了。　

如果当时没有买回来坐式照相机，还是由团军务股的摄影员拿着120、135移动照相机去照，估计首长们就不会安排这个合影了；即便有这个合影，也不会有这么清晰完美的画面效果。　

作者在河口驻地留影。

现在，这幅记载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珍贵照片已经在互联网上到处流传。这幅记载中越边境军事斗争方针转变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照片，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关怀边防部队、关怀前方将士的一个重要象征，成为我党、我国、我军不惧外敌、热爱和平的有力证明，成为我团全体官兵值得骄傲、终生难忘的珍贵记忆。　

【陈正才记录整理】

（图片除署名者外，均由作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