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人力研究：人生无处不青山：谈一谈那群就职深圳街道办的硕博

最近一群硕博就职深圳街道办的公示图，在社会上引起热议。在让子弹飞一会后，我才决定写下这样一篇文章，也来议一议这件事。文章开头，在谈论那群就职深圳街道办的硕博们之前，我想先讲述两个16岁的少年离家出走的故事。

1

湖南少年的离家出走

毛贻昌，一位清末民初的湖南老乡绅，家有良田百亩，长工短工若干，外有生意隆兴，涉足粮贸钱庄。家境殷实，衣食无忧。更可喜的是，他有一个身体健壮的儿子，白天送他上私塾，晚上教他打算盘。毛贻昌给予儿子厚望，愿其经营家业，娶妻延嗣，不管外界纷争，只求全家平安，这是万千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美好期许。

然而，这个儿子并没有安于殷实的家业、尊于父亲的教导和困于世俗安置给他的社会分层，而是选择离开衣食无忧的生活，离家求学，最后踏上了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革命生涯，一生没有回头。

那年，是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他16岁。

在离家出走前，他将一张纸条夹在父亲账簿里，上面写道：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40年后，他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他，就是毛泽东。

2

四川少年的离家出走

邓绍昌，一位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四川开明军人，曾加入当地的袍哥组织，当过码头“掌旗大爷”，参加过清末的“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前后，25岁左右的邓绍昌血气方刚，加入了家乡的革命军，当上了新兵训练营营长，率部武装暴动。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五四运动爆发。关注局势的邓绍昌看到了中国的落后，认为必须走出闭塞的四川，走出闭塞的中国，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才能救中国。但此时的邓绍昌受到当地乡匪排挤，被诬陷撤职，已经没有机会和平台来实现师夷长技了。

于是，他将目光放在了个子不高但志气甚高的儿子身上。

与毛贻昌不同，邓绍昌对儿子十分开明。他决心让儿子出国留学，而且去当时的欧洲中心法国。正值家道中落，那就变卖家产，还不够，只能对当时连广安县城都没出过的岳父岳母和妻舅伸手借钱。他苦苦哀求，说明出国留学的好处，终于打动了双亲。

戎马生涯半辈子的他，此时早已不再是那个英勇威武的将领，而是一个为了儿子的前途、对儿子寄予厚望的可怜父亲，这位父亲在一百年前，用变卖家产和卑躬借钱践行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生动画面。

1920年，重庆太平门码头，同样是16岁的年纪，邓绍昌的儿子离开了家乡，乘上法国的吉庆轮，沿长江而下，向着天际的远方，向着万里之外的法兰西。此后，直到邓绍昌去世，也没有见过这个儿子。但他从来都不后悔，因为当他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送儿子赴法留学的时候，他就明白重庆一别，他的儿子就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属于这个世界。

后世证明，邓绍昌为儿子选择赴法国留学的这个决策，对于儿子的一生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都有着重大影响。因为，这个儿子在法国结识了周恩来，后来回国后进而结识了毛贻昌的儿子毛泽东，成为后者的创业团队的核心骨干，走上了革命之路。

在半个多世纪后，作为中国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力挽狂澜，挽救了这个国家和民族。他，就是邓小平。

3

另一种就业歧视

毛泽东、邓小平，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毫无疑问是当时社会的精英阶层，在官逼民反的传统话语体系下，都是最不应该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一批人。然而中国是幸运的，中国人民是幸运的，在积贫积弱的时代，总有一些社会精英，冒天下之大不韪，挣脱这个时代给予他们的封建世俗枷锁，去做一些为世人不理解的事业。

是的，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没有服从那个社会世俗给予他们的分层偏见，认为地主家的儿子就应该继承家业，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就应该安心教书。放在当下的语境，那种认为某种专业、某种学历甚至某个大学毕业的人，只能应该选择某种工作时，即便那是看起来十分高大上的工作，但这也改变不了这种观点背后隐藏的就业歧视的本质。

是的，认为博士生就应该去搞科研，就是另一种就业歧视。

就业市场上的就业歧视或许只针对非211和非985，而且或许只存在用人单位的大脑，但上段所说的这种就业歧视却存在于普罗大众，而且不止针对非211和非985的毕业生，针对的是各个层级的所有大学毕业生。

在这群人眼中，北大毕业的不能去卖猪肉，否则是对不起优质国家资源的培养，清华毕业的不能回农村种地，否则是对不起爹娘养育之恩，就连街道办这种带编制的公务员岗位，即便是被绝大多数人推崇的铁饭碗，但只要你是硕博，再加上清北的光环，那么也会遭遇普遍质疑甚至是恶性质疑。

他们认为，清北毕业去高大上的国家部委，去高薪的金融名企、互联网大厂，才是标配，如果是博士，尤其还是那种理工科博士，那么只要就业去向是非科研机构，就会面临一堆揣测和指责。而至于那卖猪肉的、回乡种地的就应该是没学历的大老粗，这才符合他们对世界的期待，而最低层级的政府单位街道办，也应该是最普通本科生去的地方。

这个世界从来都是公平的，在心里给这个世界分了层的这群人，也在自己的人生画地为牢，给自己分了层。值得庆幸的是，那些改变国家和社会、让这个世界更美好的人，从来都不是一个给世界分层、为自己分层的人。在这群打破偏见分层的人的瞳孔里，存在着一片多元化的社会图景和广阔未来。

4

重视治理的时代

那些就职深圳街道办的那群硕博们，我想，不管是出于对待遇的优渥，还是编制的稳定，还是晋升之路的明晰，他们的选择客观上对于加强中国政府的基层治理能力，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平台是个人能力的放大器。深圳核心城区的街道办，不一定就比高大上的科研院所平台低，所以在街道办创造的价值也不一定就比在科研院所工作创造的价值小。

如果一位硕博，凭借着自己的专业眼光和广阔视野，看到了其他专业和视野的人看不到的发展机会，而将这个发展机会带来了街道办，最终或是解决了N多人的就业，或是提高了N多人的生活水平。我想，这些都是十分有意义的价值。拿着钢笔救国的鲁迅，很伟大，但我们也不应该否定拿着手术刀救人的周树人，同样伟大！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群硕博即便在街道办不能留得长久，但受过街道办岗位历练的他们，到了更高的平台，将他们的能力放得更大，普惠更多民生，对这个社会也是有好处的。

而且，如果有幸这群硕博里，能够涌现出治国理政的英才，未来去治理一个省、一个部委甚至一个国家，那么谁不愿我们国家的治世能才拥有这样的学历、学识和基层治理经验啊！

此外，我十分不同意将政府视为分利者，认为硕博投身街道办，就是为了分利，而不是制造蛋糕。首先，政府不是分利者，而是分配者。其次，如果这个社会的分配者，不是高素质的精英在担任，那么不管蛋糕造得再大，或许都会被无效率地浪费掉。

虽然精英也有腐败的可能，但还好有另一群制定法律和制度的精英在制衡。极端上讲，如果是平民在分配蛋糕，以及一群平民去制衡另一群平民，最后或许只落得了民粹主义和平民暴政。历史上的古雅典，曾出现过这样的社会，最后的结局就是一代先贤苏格拉底被平民赐死，雅典国祚殁于马其顿的铁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是精英治国论的拥趸。

精英的方向，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方向。精英多元化，这个国家才是一个多元化的开放国家。如果如上文所述，精英只能去所谓世俗认为他们应该去的岗位，那么这又何尝不是一个国家精英固化的表现呢？让精英在各行各业流动起来，充分地流动起来，北大的可以养猪，清华的能去种地，农民也可以造飞机，民工也可以写诗歌，在士农工商研，皆有文理工农医，这才是一个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国家表现。

每一个时代的在召唤那个时代所需要的人才。这是一个注重治理的时代，广阔的华夏大地，需要万千治理的人才。

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第五个现代化的今天，这群硕博去街道办工作，无疑能够充实壮大基层治理的力量，将中国治理体系的“最后一公里”走得更好。

所以，优秀的硕博去街道办工作，我认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注：本文部分观点受我的好朋友、山东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生薛明骥师哥启发，本文创作也是受其鼓励，在此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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