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曾发生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在1940年10月19日，反动势力为了一己私利，不顾抗战背景，向我军提出相当无理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权益受到了极大的侵害。

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狼子野心，开展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的土地遭到了侵略，老百姓们都生活在战火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军为了顾全大局，同意了和解。

正在新四军奉命调离之时，遭到了国民党的伏击，我军将士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大部分壮烈牺牲，高级将领被扣押、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周总理曾在报刊上愤然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新四军中出现了三个叛变的高级将领？他们是何下场？

1940年10月19日，当时八路军、新四军正在抗战的第一线，在一线指导的朱德、彭德怀、叶挺接到了一通特殊的致电——国民党高级将领突然致电，语意中却是来者不善。

在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展了二次合作，签订了联合抗日协议。

在这危急的背景下，顽固派却突然将部分地区的摩擦事件都归因于共产党，并表示要求共产党整合部队合并缩编，要新四军和八路军都调动到长江以北去。

蒋介石的意图一下便暴露无疑——他担心抗日战争会逐渐壮大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以及在民间的威望，于是不顾侵略背景，执意要在此时便对共产党下手。

早在九月初，国民党就向第三战区的司令顾祝下达了一条军事密令：“扫荡”长江南北的新四军。

现在国家正值危难之际，日本大肆开展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无疑是将抗日作为整个党内的第一任务，而面对国民党的二次背叛，中国共产党该怎么办？

国民大革命中军阀势力尚未除尽，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开展的严酷搜捕、屠杀还历历在目，当时蒋介石、汪精卫下令实行“清党”“分共”，一场反革命政变致使当时已经有六万党员的中国 共产党人数锐减致一万。

在明知国民党居心叵测，甚至很可能联合侵略者夹击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到底是应该继续与国民党合作还是施行反抗？

为顾全抗日大局，坚持团结抗日，争取中间力量，还考虑到，即使转移，中国共产党也可以加强皖东、巩固苏北的抗日阵地，最终中共中央下达了指示，对皖南地区作出让步，答应北移。

但中共中央也特别嘱咐，皖南地区应该尤其做好做好防备行动，以防国民党顽固派再次发动新的反共高潮。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结果却在行进途中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拦截追击。

那是黑暗的一段日子，国民党反动派持先进武器，预先埋伏了八万多人，对新四军展开了伏击。

新四军的指挥员在应战的同时，第一时间还向国民党当局发出了致电。

在国共已经签订了合作协约的情况下，国民党为何再次出尔反尔，对新四军下此狠手？

而蒋介石只是敷衍表示自己会向顾祝同发电询问情况，随后便挂断了电话。

在那次事变中，转移的新四军在人数不及国民党、未准备好弹药粮食、未做好充分的准备下，同国民党反动部队血战了七天。

最终结果是，新四军九千余人，最终成功分散突围的只有两千人了。

而在这两千人中，有三个人，令所有将士都感到愤怒，他们的所作所为，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闻之不齿。

他们或为了钱财，或为了苟活，听信了反动派的糖衣炮弹，对自己的同胞、战友狠下杀手，而他们的结局也证明了恶有恶报，背叛者究其一生终究会受到制裁！

杀害项英、周子昆：刘厚总跑回江西，最终被捕

1941年，皖南事变后，其实项英和周子昆带着残余部队是突围成功的，并且他们来到了一个叫做“蜜蜂洞”的地方。

蜜蜂洞是一个山洞，之所以叫蜜蜂洞，是因为这个山洞出奇的窄小，也正是因此当时只有项英、周子昆、副官刘厚总以及警卫黄诚四个人住进了山洞里。

当时项英、周子昆在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后，二人已经疲惫不堪，再加上目前只是暂时的休息，两位新四军的高级领导便没有设防，此后令许多将士都不愿相信的事情便发生了——

在洞里的四个人毫无争议，都是新四军内部最有经验、最有资历的老将士，可是，不为人知的是，项英的副官却已经偷偷生出了背叛的念头。

平日里，刘厚总表现得和项英副军长形影不离，二人关系要好，而且刘厚总本人的确有着政治才能，他的意见在会议上也经常被听取，可以说他一直深得组织的认可。

而且刘厚总还是湘南起义的发起人，对于当地的土地革命、打击土豪劣绅，刘厚总也是表现得敢打敢拼，毫不客气。

不过，刘厚总的跋扈之心，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有所体现了，下级将士们对刘厚总最大的不满就是这个副官喜欢体罚战士，而且有着过于严苛的劣迹，不过念在刘厚总多年内在党的贡献，本着宽大为主，上级并未追究他的责任，只是多次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

然而，在皖南事变之前，他''山大王''的思想就已经越来越严重，不仅任人唯亲，在军内任用心腹，排斥异己，而且作为一名副官，他还常常打着项英副军长的名头肆意行事。

在老副官的身份下，刘厚总一直对新四军的最高统帅地位虎视眈眈，看不惯自己的领导项英与副参谋长周子昆，再加上刘厚总是一个见利忘义之徒，如今新四军遭遇灭顶之灾，他便觉得自己在共产党内已经没有了前途，想要借机投靠国民党。

那个时候，新四军的其他战士都下山与地下党联系转移事宜了，这时便成了刘厚总眼里他“投诚”的最佳时机。

在1941年3月13日，夜里，趁着其他人都在熟睡，刘厚总用枪杀害了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以及副参谋长周子昆等新四军高级领导，最后把枪还举向了洞中的最后一人——项英的警卫黄诚。

可恨的是，刘厚总在杀人后还劫走了项英、周子昆所携带的黄金、银元、手表、枪枝，他逃下山去，还投靠了国民党报功请赏。

然而善恶终有报，一个刚刚突围的共产党老将突然下山，声称自己杀了项英等人，还说自己是来“投诚”的，此时正在围剿共产党的敌军也没有相信他，于是刘厚总只能带着国民党前往蜜蜂洞，表示自己可以带他们去看项英的尸体，以表自己的诚心。

然而在枪响后，其他的将士已经发现了洞内项英、周子昆的遭遇，并发现洞内唯独少了一个人，那就是刘厚总。

更重要的是，虽然刘厚总朝黄诚开了三枪，或许是因为刘厚总顾虑着要趁早逃跑，他认为三枪足以致命，就在没有确认的情况下携钱财匆匆离开了。

所幸，黄诚在被刘厚总打成了重伤后及时被其他将士发现，黄诚顶着重伤告诉众人刘厚总叛变，剩余部队也在此时及时转移了。

最后顶着风险、随着刘厚总来到蜜蜂洞的敌军，在发现蜜蜂洞此时什么人也没有了以后便勃然大怒，将刘厚总押送到皖南办事处，刘厚总在接受审问后，又被关押进渣滓洞看守所。

善恶终有报，虽然刘厚总后来的遭遇，不足以与他背叛的行径相弥补，但结果是叛徒刘厚总始终没有得到国民党的信任，与他想象中他在国民党的“美好前途”截然相反，他被关押了整整五年，在五年后才得以释放。

被释放后，刘厚总整天活在担惊受怕中，解放后他害怕被共产党发现，不敢回到原籍，而是跑到了江西新余，在一个盐铺当管账先生。

所幸，在建国后的1952年7月，最终刘厚总被捕，一个月后他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而项英、周子昆的遗体在被部下发现后被掩埋于了他们的牺牲处，解放后他们的遗骨移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长征过的司令叛变：死于枪下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追击，红军被迫转移，进行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众所周知，在三大主力成功会师后，长征的胜利，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战略远征，艰苦的长征，也锻炼了将士们的革命精神，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意义远大。

所以，无论是在经历过长征的红军将士心中，还是对于真心支持共产党的群众们而言，长征都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许多人都认为，长征过的将士都是坚毅的、勇敢的，值得信赖的。

赵凌波曾经在军中担任司令一职，他也是新四军的一名高级将领，按照当时的监制，他当时也算是一位旅级干部。

在将士们眼中，赵凌波与同伴们关系好，没有领导架子，而且他也曾经历过长征，值得信赖。

然而，在皖南事变中，赵凌波被敌人俘虏，敌军看重了他在新四军中的领导身份，而赵凌波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选择了背叛新四军，成为了绥靖指挥部的反共副专员。

在加入敌军后，赵凌波忘却了自己共产党人的身份，也忘却了自己过去全部的誓言，甚至是一心一意的为敌军服务。

1942年，正当赵凌波私以为新四军内部无人知晓他的叛变行径时，为了给国民党窃取我党的机要，他在化装后潜入新四军驻地，伺机窃取我军的军事情报。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司令赵凌波叛变的消息早已被我军军部获悉，当时军部选择派出参谋李务本前去抓捕他。

赵凌波在潜入驻地后，他先是找到了他曾经的一位部下，此人并不知道赵凌波已经叛变，不但热情招待了他，还自告奋勇提出要护送他去57团团部。

此时赶到的李务本认为这是个绝佳的机会，于是提出要亲自送赵凌波去新四军第七师师部，可惜途中被赵凌波感到异样，正当他伺机准备再次逃跑时，赵凌波被李务本当场击毙。

就这样，新四军的司令、深受信任的赵凌波，并没有倒在长征路上，也没有死于战场上侵略者的子弹，而是这样以一个叛徒的身份，毫不光彩地死在了枪下。

擅长宣传的参谋：二次入党，最终投河

赵希仲接受过教育，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而且他的表达能力也很出色，擅长做宣传工作，还学识渊博，在我军中他一直是任职参谋职位，深受我党的信任。

谁都没有想到，皖南事变中，当新四军被敌军包围时，平常最清高的参谋长赵希仲居然在第一时间选择了叛变投敌。

当时赵希仲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不仅立刻就交代了自己的情况，还向敌人不断示好，甚至是溜须拍马，最后赵希仲成功得以苟且偷生，换得了一份集中营中校军事教官的工作。

不久之后，由于赵希仲一直在积极地表现自己，他的上级也发现了他的确有一些口才，介于他之前从共产党叛变而来的经历，国民党将他安排到了教导宣传大队，让他这个叛徒来从事煽动工作。

不过虽然在国民党中谋求了职位，赵希仲的生活并没有从此就一帆风顺，与他预料中截然相反的是，我军在皖南事变后反而愈发强大了起来，并开始对国民党展开反击。

这时，作为叛徒，还在四处从事煽动工作的赵希仲就不得不跟着国民党军队一起东躲西藏，而一个人只要叛变过信仰一次，他就会为了利益，再二再三的选择背叛。

赵希仲厌倦了在国民党苟且偷生的生活，趁着一个月黑风高的日子，其他教官都在熟睡，他从石塘镇宿营地逃了出来，并开始四处流浪。

1943年2月，赵希仲流落到义乌的一家饼干店做小生意。

不过或许是上天也看不惯赵希仲这样的背信弃义之徒，也可能是因为赵希仲四处躲藏，他既不敢去红军的根据地，也不敢去国民党的势力范围，最终赵希仲的平静日子没过多久，他就被日本人捉走，押在警备部，以“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被判处死刑。

不过，因证据不足，赵希仲一直苟活在了牢狱中，被一直关押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在抗战获得胜利后，中共方面提出要求日方立即释放政治犯，赵希仲才得以死里逃生。

1946年初，经历了多年牢狱生活的赵希仲辗转回到长安县老家，后来，国民党“中统”又把他当成是共产党员打算逮捕他，赵希仲在得知消息后仓皇逃到甘岷县，经营着手里惨淡的一些土地，做小本买卖过日子。

在三年内战结束后的解放前夕，赵希仲再度开始担忧自己曾经叛变的经历会被人发现，愈加低调行事，小心生活，不敢有半点岔子，直到当地解放，他才又返回老家。

或许是因为赵希仲内心的虚荣心作祟，亦或是他心里一直以来存在的侥幸心理，后来在在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的介绍下，1950年，赵希仲隐瞒历史，再次参加革命，任职于甘肃兰州西北农具制造厂秘书科秘书。

不过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他的背叛行为最终还是被人发现，在1968年8月的一个夜晚，赵希仲选择投湖自杀。

牢记历史，谨防新时代的“背叛”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的女儿陈伟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出过一个观点——腐败的实质就是背叛。

陈伟华认为，战争时期的叛徒大多是因为贪图钱财或者是为了苟且偷生，而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如皖南事变中的叛徒刘厚总，他的主要动因就是图谋钱财。

刘厚总在枪杀项英等新四军高级将领后，还取走了他们身上的银元和金表等值钱的东西。

1948年，刘厚总厚颜无耻地拿枪杀项英的恶劣行径向蒋介石邀功，向蒋介石乞求经济补偿，可见他是彻底的“利令智昏”了。

陈伟华认为近些年来人们已经很少提到“叛徒”了，然而叛徒并不是仅存在于革命年代，在和平建设时代、改革开放后的当下，依然存在着。

近些年来，那些贪污公款、收受贿赂达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贪官，他们就被物欲所蒙蔽了双眼，彻底丧失了自己的信仰、理想，完全失去了气节。

陈伟华表示，我们应该牢记历史，将历史上这些背信弃义的叛徒钉在耻辱柱上，同时意识到在和平时代，这些“老虎”、“苍蝇”，他们的腐败行为也与叛徒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叛徒就是背叛，他们为了苟且个人生命和利益就跑到敌人的阵营里；今天的腐败分子，嘴上句句不忘人民，私底下却大肆贪污人民的财产，完全是‘两张嘴说话’、‘双面孔做人’，这与叛徒有什么两样？”

参考

解放军报微信：腐败的实质就是背叛 中国新闻

“皖南事变”中三个叛变者的结局 北晚

战史今日3月24日：新四军副军长项英遇害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