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这地方，我和我的家人整晚整晚地睡不着，汽车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还能忍，大晚上的鸣笛谁受得了！每次被这些声音惊醒，我的心就咯噔一下。

单看这一抱怨，毫无疑问是出自于一个周边环境极其恶劣的家。而这个坐落在马路中央的家的主人则是上海本地的一位“钉子户”张新国。

遥想当年，作为二十世纪末在村里唯一拥有独栋小洋房的张新国，为何又在十几年后落入这样的境地，忍受着如此不堪的居住条件的张新国一家，又在十几年后做出了怎样的选择？

这一切，都要从2003年的一场搬迁说起。

一、走在潮流前的小洋房

自20世纪50年代起，张新国一家便已在松江区落户。彼时的上海还未开始大规模的建设，九亭镇一带更是一派乡土气息的农村，低矮的平房是村庄房屋的主基调。

当时，张新国在一家国营企业就职。以那时的社会情况来看，国有企业的员工是世人眼中最为稳定的工作，张新国也不例外。他的工作稳定，平时的福利待遇也不差。在短短的十年间，张新国便攒下了不少钱。

结婚之后，张新国拿出自己和妻子的积蓄，决定对老房子进行改造：在老房子的基础上进行扩建。

在此之前，房子只有一层，已经足够满足张新国和妻子两人的需求。然而，随着儿女的出生和成长，一层房子的弊端逐渐显现。一家四口的东西日益增多，正逐步侵占着家人的生活空间。

起初，张新国一家人还能够勉强忍受，真正让其下定决心改变的是岳父岳母两人搬过来与家人同住。

一家子多了两口人，不仅仅是多了两双筷子，更是对一家四口生活空间的进一步压缩。

憋屈的日子过久了，家人之间难免生出矛盾。没有个人空间的儿女，经常向父亲张新国抱怨。

儿女各自成家之后，女婿只有一个城市户口的身份，手上没有半点积蓄，无法另外买房搬出去住。而张新国也不舍得女儿离开上海，便让女儿一家住在了家里。

于是，这小小的一个家蜗居着张新国和他妻子，张新国的岳父岳母，以及张新国儿女两家共八口人。

对此，邻居也曾建议张新国去市区买议套新房子，可他却觉得这是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舍不得离开。

见状，邻居又提出了另外一个建议：“我们家这不是要搬到城里了吗？这个老房子就没人了，要不这样，我把自家房子的宅基地卖给你？你就可以对你家房子扩建了。”

邻居的建议让张新国茅塞顿开，立马着手拟定合同。

合同签好以后，张新国迫不及待地联系了施工队进行重建，他拿出了自己之前做生意攒下的钱和儿女拿出的积蓄一起，凑到了30多万。

先是对自己家的房子进行扩建，又修建了楼梯通向邻居家的房子。之后对邻居家的房子也进行扩建加盖。就这样，张新国盖了一栋三层的小洋楼。如此一来，他家房子的面积更是一下子拓展到了300多平方米。

建房剩下的钱，张新国决定拿来装修房子，毕竟一个好的外表能改变大部分人眼中的看法。

经过考虑之后，张新国选择了当时流行的欧式风格。装饰外砖选用了粉色，再加上房屋本身不规则的造型，这都让小洋楼在一众灰扑扑的平房中显得格外亮眼。

村里人对张新国的小洋房也赞叹不已，让张新国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除了房子的外观以外，对于房子内部的装修张新国也经过了不少的考量。他将房子的一楼分成了两个部分：一半用来放自己养的鱼，另一半的房间则用来出租。

因为地段优越，交通便利。在90年代，张新国仅靠着这些租金年收入就能达到七八万元，基本上能够满足一家人的开销。

而二楼的房间给了张新国及其妻子，以及张新国的岳父岳母，三楼正好让儿女住。

每日外出散步回来，看着自己的小洋房，张新国都感到分外满足。

二、不满政策，坚持不拆

2003年1月，上海市公布了一则关于城市建设规划的通知。通知中写道：整个沪亭北路，都将被列入拆迁范围，并重新进行规划。

得知消息后的人们兴奋不已，张新国尤为高兴。他想着：以我们家这个气派的300多平的大房子，一定会分到比邻居更好，更大的房子，拿到更多的补偿款。

然而，看到具体的拆迁政策之后，张新国却觉得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喜悦与兴奋退散，只剩下了满满的愤怒。

当时，当地相关部门给了两种补偿方式：一种是以宅基地面积进行补偿，第二种以子女数量进行补偿。

张新国想着自家300多平方米的小洋房，怎么着都能分到一笔不小的赔偿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为了打击扩建骗取拆迁款这类投机倒把的人，当年的政策规定：要严格按照房产证上登记的房屋面积进行补偿。这也就意味着，张新国300多平的豪宅只能拿和周围那些破旧矮小的房子一样的赔偿。

而第二种赔偿方式，张新国觉得更不能接受。虽然是按照子女数量进行补偿，却只计算家中男丁的数量。

照着这样的方式计算，张新国家只能拿到大、中、小三套房子，外加一套多子女家庭补偿房。总共四套房。

这本就让张新国感到非常不满。在得知邻居有两个儿子可以分得六套房，即便其中一个儿子已经失踪时，这份不满达到了顶峰。

明明自己有着村里面条件最好的房子，凭什么别人拿的赔偿款比自己多！

除了张新国对比不满以外，家中的儿女之间矛盾也不断升级。原本充满了欢声笑语的家，现今只让张新国觉得烦躁与疲惫。

于是，张新国决定——他要维权。

首先是关于宅基地的问题。张新国翻找出当年与邻居签订的转让合同。然而，工作人员在看过之后却告知张新国：“张先生，您看您这可是上个世纪的合同，且不说已经过了失效期，这上面的字都难以辨认，我们无法判断真伪。”

不得已之下，张新国只能找到老邻居，请求老邻居出面帮忙作证。然而，他们二人却忘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要知道，农村的宅基地是归属于集体所有的，村民只有使用权，没有买卖权。因此，即便当初两人之间是自愿交易，也有合同为证，但是，没有在住建部门认定，这桩买卖是不成立的。

别看张新国在邻居这块宅基地上住了这么多年，实际上这块地仍旧不属于他。一旦有了拆迁等问题，这块宅基地的补贴要么落到原户主，要么收归集体。

在工作人员仔细解释后，张新国虽然无奈，却也接受了第一种赔偿方式的规定。

但是，第二种的赔偿方式依旧让张新国感到不满，他想为女儿也争一套房。

只是，即便是张新国去多少趟拆迁办，拆迁办的工作人员依旧回复到：“我们只是按照上面的政策执行，全村现在只有你们家没有签。你们还是早点签了吧，现在这年头，谁不想去城里住呢？”

张新国不听，坚持己见，在多次上诉未果之后，他放下狠话：“如果要我签，除非你们给我一个亿外加六套房的补偿！”

一个亿，是一个放在现在依然让不少人咋舌的价格，更别说是十几年前了。这样离谱的报价自然是不被开发商所接受的。

多次上门协商未果之后，开发商决定，先放弃对张新国一家的小洋楼，先行拆除其余房屋，毕竟城市规划是不可能因为张新国一家止步不前甚至改变的。

在此之后，张新国一家的生活也从这时开始步入了尘沙飞扬之中。

三、追悔莫及，同意拆迁

在正式决定启动拆迁工程后，张新国一家便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噩梦。

每天早上，拆迁团队都会准时进行施工作业，旧房屋的倒塌往往能够带起漫天飞扬的尘土。当时那段时间，张新国一家连打开窗户都成了奢望。

除了漫天的尘土，震耳欲聋的噪音也让张新国一家深感痛苦。想到原来的邻居们都已在新房过上了好日子，自己一家却只能在这忍受噪声污染，这让张新国更感难受。

然而，狮子大开口造成的苦果远远不止如此。

公路造成正式通车之后，这条宽阔的四车道上出现了不一样的“风景”。本应是宽阔的四条道，却因小洋房的存在变为了二车道，直到路过小洋房两百米之后才恢复为四车道。

不明就里的游客觉得有意思，知情的本地人则对张新国一家充满了怨念。因为这条宽阔的马路每次造成拥堵，都是在小洋房边上。

略过外人的埋怨不说，张新国一家在这地方住着都深感难受与不便。

“夏天这么热的天气，我们连窗户都不敢开，一开都是灰尘、汽车尾气飘进来，再加上噪音，这些年从来没睡得踏实。”张新国经常这样抱怨道。

除了这些，因为远离街道社区，张新国一家更是常常断水断电。

抛开这些生活上的不便，最让张新国一家感到不安的是频发的交通事故，因为小洋房对视线的遮挡，不熟悉路况的司机总是会因此出车祸。

最严重的一次，一辆失控的黑色轿车径直冲进了一楼，将一楼的大门撞得粉碎。为此，张新国经常去交通队配合处理交通事故。

每日的噪声严重干扰了居住人的睡眠，在这每日提心吊胆的生活中，张新国的岳母因此心脏病发作去世。

一切的一切，都让张新国反复质疑当初的决定，后悔的情绪日益增长。

但是，每当被劝到搬走，他又坚持不搬，死要面子的他不愿意主动向拆迁办低头。直到陆辉的出现，才打破了这长达十四年的僵局。

作为九亭镇新来的拆迁办主任，陆辉在了解到张新国这一遗留问题之后，决定亲自前往张新国家，找张新国谈谈。

张新国看着提着酒菜上门的陆辉，眼中尽是戒备，狐疑地问：“你是谁？”

陆辉也没藏着掖着，大大方方地说了自己拆迁办主任的身份。听着陆辉的话，张新国知道这是自己一直等着的“台阶”。

虽然借着拆迁办主任的名头入了门，陆辉却并没有直入主题，反倒是常拉着张新国一家聊聊家常。

久而久之，张新国一家逐渐对陆辉放下了防备。面对陆辉住在这有什么困难的询问，一家人不禁纷纷哭诉。

对此，陆辉趁热打铁，对张新国一家说：“虽然现在的房价与十几年前没法比了，但是如果你们愿意搬，当地还是以当年四套房子外加230万进行补偿。再加上你们装修的40万，一共算你们270万。”

事到如今，张新国深知这已经是相关部门最大的诚意了，自己再不愿意或许只能落到强拆的境地，与此同时，也知道自己的这幢房子横亘在路中间造成了多大的安全隐患。在与家人协商之后，张新国最终还是点了头，在这一补偿条件之下，同意了拆迁。

2017年，重新住上安静没有噪声污染的房子，没有了车辆会突然冲出的担惊受怕，张新国一家的生活也逐渐步入正轨。

回顾这十四年的坚持，张新国有时也觉得荒唐。面对重新联系得上的邻居们的问询，他也只摇摇头，说：“别提了，还是向前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