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解放之后，1950年的一天，共产党机关食堂里跑来了一个五六岁大的孩子，吵着要找到小灶，和爸爸一起吃饭。

在食堂的干部们一眼认出，孩子名叫刘铁骑，是去年9月份被派到天津地委担任书记的刘青山之子。刘铁骑本来跟着妈妈范勇在中灶吃饭，因为嫌弃肉少，所以想来找爸爸改善伙食。

有同事们护着，刘青山只得让刘铁骑吃完了这顿饭。

可是当天晚上他回到家，就和妻子范勇两个人，因为没能看好儿子被迫搞了特殊，你一言我一句顶嘴吵架，闹得整个地委大院的同事们纷纷跑来劝架才罢休。

然而到了1965年，20岁的刘铁骑手中拿着足以报考清华大学的成绩单，却出乎意料地把志愿填成了北京石油学院。因为招生表格上，写着一串让他无地自容的文字：“父亲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书记，1952年被政府处决。”

几十年后，刘铁骑对着镜头，谈起了这不堪的点点滴滴。

好爸爸的背后

刘铁骑“搞特殊”的那个晚上，范勇不仅遭了丈夫的骂，还挨了他的打，委屈得当众哭了出来。

这件事倒并没有造成夫妻的隔阂，范勇通情达理自知理亏，很快就原谅了丈夫。

在革命年代，刘青山曾经进过国民党的大牢受过酷刑，身体从此落下了病根。当时地委石家大院所在的杨柳青镇距离天津市区有20多公里，医疗条件非常不好，因此刘青山在大院里住了没多少日子，就搬到市区马场道18号休养。

风波过去之后，刘青山很快就返回天津市区上班去了，范勇和两个孩子刘铁骑、刘铁甲依旧住在杨柳青的石家大院里。

在地委大院居住的干部和家属们，无论职位高低，一律都在简陋老旧的环境中相互照顾，吃着中央在供给制下配发，仅够饱腹的口粮。

只是母子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刘书记居住的18号小洋楼则仿佛是另一个世界，这里在解放前是天津国民党达官贵人居住的上流社区，装潢考究，设施高档豪华，每餐饭桌上鸡鸭不断，食堂小灶多的那几块肉比起来也十分寒酸。

刘青山每次来这里“养病”短则十天，多则半月，才勉强回到地委大院过上一夜。这里的花花世界，他瞒着所有亲戚家属。

刘青山老家在河北安国南章村，雇工出身，自1931年15岁加入共产党，到当上地委书记，他在南章村的三间破旧老房子一直由弟弟刘恒山守着，连翻修的念头都没动过。

解放时河北闹了水灾，范勇的父亲、哥哥等亲戚来到杨柳青投奔女婿避难，刘青山连一次也没有邀请这些亲戚们吃过饭。范勇想把外甥女转成供给制，也没有得到丈夫的批准。

这么一个根正苗红，公私分明的党的好干部，什么时候成了一个“两面人”？

分道扬镳的同志

1949年天津地区临时成立，新的天津行政班子由“三驾马车”领导，分别是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行署专员张子善、副专员李克才。

刘青山读书不多，做事不拘小节雷厉风行，张子善正好是读书人，外表文质彬彬，心思缜密细腻，两人性格正好互补，战争年代两人相互间配合一直十分亲密。

张子善的专员一职，正是刘青山向河北省委极力推荐，由秘书改任而来的。上任第一天，两人亲亲热热，一起带着自己手下的老班底，搬进了石家大院。唯独李克才，除了夫人李冰之外，什么下属也没带。

很快李克才就发现，他这两位上司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简单。

刚解放的天津，百废待兴，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又不完善，许多事情只能是刘张两人拍板定案。渐渐地，两人就把整个天津地区的大权集中到了自己手里。

成为天津地区父母官不久，刘青山在张子善陪同下，乔装打扮来到了天津南市“巡视”。

解放前，天津是北方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南市地处日法租界交接处，是著名的“三不管”地带，反而吸引到地产、报社、杂货、娱乐等多种产业畸形成长，是当时天津人著名的休闲中心。

雇工出身，在农村乡下艰苦环境中奋斗了十几年的刘青山，双脚一踏入南市地面，满眼是灯红酒绿的酒楼茶座，妓院赌场。

细皮嫩肉、肤白貌美的太太小姐们点头哈腰地迎上来讨好奉承，一声声娇美轻柔地“刘书记、张专员”充斥耳边，一顿饭能吃掉自己全家一个月的肉钱。

从南市回来，刘青山对着老朋友张子善，毫不掩饰自己的心理落差,自那以后刘青山时时就想着再去南市“训查”。

1950年秋天，刘青山把马场道18号小洋楼装修一新，迫不及待地借“养病”名义，搬进了新居。

刘青山的变化，正是张子善需要的。刘青山沉迷于澡堂戏院之间，天津地区所有的政府公文、行政事务，处理权就全部落入了张子善之手。

地委石家大院的同事们明显感受到了两人的变化。张子善虽然依旧住在大院，经常却有车子从天津满载着鸡鸭鱼肉，香烟啤酒专程给他送来享用。

刘青山则把配备给天津地委的一辆公务用美式吉普车，变成了他个人的专用车。他就经常开着车前往南市“微服私访”。

后来他眼光高了，连这辆吉普车也看不上眼，不知道又从哪里变出来一辆崭新的豪华劳斯莱斯代替，身上穿戴的手表、钢笔、皮鞋、衣物，也是更新换代，越来越高档考究。

以刘张的家庭和工资，这些东西的花费当然不是他们能承担的，于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两人面前：购买这些奢侈品的钱从哪里来？

疯狂敛财

1950年的夏天，一场暴雨袭击了天津14个区县。天津是著名的北方泽国，境内较大的河流就有9条，解放前就多次闹水灾。

为了同时解决水患和灾民温饱问题，中央决定专门调拨一批救济粮，在1950年秋开展“以工代赈”，治理天津的5条河。

结果当满怀干劲劳累了一天的农民们，拿到分发到口粮一看，心里凉了半截。到手的口粮掺杂许多霉变的坏粮，份量也比规定的少了许多。

少掉的好粮去了哪里？全都被刘青山和张子善二人瓜分变卖，换成了购买奢侈品和山珍海味的钱款。

这两人第一次联手，就干了一票大的，足足贪污了220万斤口粮，工地上的几万农民却要忍饥挨饿干活，甚至有人吃坏肚子丧了命。

克扣救济粮毕竟不是长远之计，随着新中国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这样的“发财”机遇可遇而不可求，刘张二人要长期维持奢侈糜烂的生活，必须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刘青山手上正好有这么个趁手的钱袋子，名叫“机关生产”。

机关生产是从红军时期就继承下来的传统。由于中央机构长期在艰苦环境中作战，难以募集到足够资金支援地方，因此毛主席亲自带头，由各级机关自行开展生产活动，赚取革命经费。

建国初，国家主要收入投入了朝鲜战场，中央财政十分紧张。地方政府不得不依赖机关生产筹措自己的办公经费。

1951年治理海河工程开工，还是采取“以工代赈”的老办法，在中央安排下，1800万斤原粮从东北运抵天津待发。

要刘青山和张子善白白看着这座金山不动心是不可能的，可再像上次那样玩克扣又容易出事，怎么办呢？

精明的两人打出了“机关生产”的名义，开办起了一家机米加工厂和河工供应站，把这些原粮磨成面粉，再发到农民手里，本该交公的加工费，就落入了两人的腰包。

这些机关生产活动的一小部分利润，被刘青山和张子善拿来买了西瓜、汽水、糖果等福利，发给地委大院里的同事们，既名正言顺照顾了自己的亲属，又收买了人心。

随着滚滚收入而来的，是更大的商机。不久，天津地委机关搬迁入城工程启动，需要采购大量木材，当地木材价格疯涨到200万元每立方，而在木材主产区东北，价格仅有72万元。

一个拿着天津地委介绍信的采购木料小组带着60亿巨款来到了东北，把巨量的优质木材运回了天津。刘张把木材倒卖给高价采购的当地农民，又狠狠捞了一笔。

此次投机实在过于疯狂，很快引起了中央注意，人民日报专门发出报道，对天津倒卖木材进行批判，也等于向刘张二人提出了严厉警告。

只是事到如今，无论是刘青山还是张子善，已经无法回头了。

在马场道18号，刘青山有一位不敢怠慢的“贵客”，女商人张文义。张文义靠着一笔高价收购复写纸的生意，让刘青山赚了一亿多元的利润，从此就把天津市两个最大的官员牢牢捏在手心。

当张文义第二次向刘书记提出要做国家管控物质“马口铁”的生意，刘青山毫不犹豫就批下了几十亿的资金，然后美美地坐等分红。

谁知这一次，张文义迟迟没有消息，后来案件败露才知道，她拿了这笔巨款，存银行的存银行，挥霍的挥霍，根本没有去办什么“马口铁”的事，国家白白损失几十亿的财富。

身败名裂

刘青山和张子善如此疯狂，难道周围的共产党干部都听之任之无动于衷吗？

其实早在1951年初的时候，就有经办财务的办事员向张子善提出，报销帐目核对不上，却反而招至对方的大声训斥。

办事员据理力争，随之遭到了两位顶头上司的合力排挤，向上级反映问题的申诉信也莫名其妙消失在了文件堆。

小小的办事员奈何不得这两个在天津一手遮天的攻守同盟，但另外有一个人，令两个贪污犯十分忌惮。

天津专区副专员李克才，是个意志坚定，见过许多有钱人依旧保持艰苦朴素的真正老革命。身为副省级地委干部，他乐于待在水泥地面、破烂家具的寒酸小院里，十分看不惯刘青山和张子善在短短两年间的迅速堕落。

李克才先是对两人当面提醒无果，只好开始不断向河北省委反映天津的严重贪腐问题。

为了拉拢李克才，1951年7月，张子善利用李冰生第二个孩子的机会，把200万元送到李家“补充营养”。

从灾区回来了李克才看见了这笔钱，当即发了怒火让李冰把钱送回去：“这不是他的钱，他没钱，都是非法做买卖，贪污公家的钱！”

既然收买不了李克才，刘青山和张子善也干脆撕破了脸，抢先向河北省委告起了李克才的状。

1951年夏天，河北省委决定调动刘、张的工作，把一人调离天津，两人都准备提升职位。谁知这个本该皆大欢喜的调动，却遭到了两人的激烈反对，原本攻守一致的同盟瞬间瓦解。

张子善引诱刘青山享乐，本就为了方便独揽大权，为日后步步高升铺路；而刘青山既舍不得天津城的花花世界，更担心走后贪污罪行被曝光，双方开始互相拆台。

河北省委这才意识到，李克才长久以来反映的问题，极有可能是事实。

最后，刘青山被调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于此同时河北省委派出检查组，由省委组织部部长、省纪检委副书记亲自带队到天津地委立案调查。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新中国贪腐第一案的种种骇人内情，就如同被捅破的窗户纸，彻底曝光在检查组眼底。

1951年12月14日，中南海，毛主席面对办公桌上一封加急电报，一字不落地看完，勃然大怒。

这封由华北局和河北省委联名发出的电报，就是关于刘青山张子善的调查结论。

“刘青山、张子善…盗窃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及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共达171亿6272万元(人民币旧币)的巨额，借机关生产名义，进行违法经营，并交送49亿巨款给奸商张文义倒卖钢铁木材，瓦解国营厂矿，任其投机倒把，扰乱金融，使人民资财损失达14亿元之多…“

“…刘青山吸食毒品竟至成瘾，据他们现在自供，刘、张二人开支及送礼即达3亿多元。为消灭贪污罪证，张子善亲手一次焚毁单据378张。”

河北省委最后报批的处分是：开除两人党籍，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

根据刘铁骑的回忆，得知自己被判死刑的当晚，父亲刘青山对看守人员表示不服，要“上告毛主席”。

刘青山知道，以自己过去立下的赫赫功劳，一定会有老同事、老上级为自己求情说话，争取一个改过的机会。事实上也的确有高级干部尝试这样做。

看守人员便给刘青山当场打开批示，看着那再熟悉不过的“毛体字“，刘张二人沉默了许久。

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我可以给他们一次机会，可台湾蒋介石不给我们机会…帝国主义也不给我们机会…反革命也不给我们机会…”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入京临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和张子善在保定体育场经过公审大会，被押往东关大校场执行枪决。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随之进入高潮。刘青山死后，刘铁骑、刘铁甲兄弟由国家出资，抚养长大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