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中共《新华日报》总经理熊瑾玎年仅半岁的女儿桑渝突患肺炎，长时间高烧抽筋，夫妇两人心急如焚地抱着女儿去医院，医生说要10块大洋才能接诊。

熊瑾玎夫妇为人清廉，自己没有积蓄来付这笔医药费。然而，作为报社总经理，掌管着大量经费，支取区区10块大洋是不成问题的。

他们想到的却是，党的经费私人不能随便动用。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夫妇两人只好抱着孩子回家。到家后，妻子便大声痛哭起来，原来女儿已经在寒风中死在她怀中……

对大多数人来说，熊瑾玎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今天，隐者就与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这位红色管家的故事。

一、精打细算“熊老板”

1886年，熊瑾玎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的一个贫困家庭，早年读过私塾，后来因家境困窘而辍学，为谋生计一边办私塾教书，一边勤苦学习。

熊瑾玎

1906年6月，熊瑾玎从梨江高小师范速成班毕业，一边积极从事民主政治活动，一边兴办学校，开民智、育人才，先后参与了长沙县五美乡李氏族学校、五美乡速成师范班和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并亲自担任教员。

1914年春，在长沙楚怡小学任教期间，熊瑾玎先后结识了何叔衡、毛泽东、李维汉等人，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常在一起探讨社会问题。学习交流过程中，熊瑾玎的思想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随后，在毛泽东等人影响下，他加入了新民学会。当时，在新民学会中，有一些年轻人张开闭口实现“共产主义”，但却以“言利”为耻。熊瑾玎与这些人意见恰恰相左，他认为“要做事，先要有钱”，主张创办经济实体。因此，被大家委以筹款重任。

1921年夏，毛泽东、何叔衡从长沙乘船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所需的路费就是由熊瑾玎筹措的。

毛泽东（剧照）

1924年，熊瑾玎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北伐战争中,他担任长沙县财产保管处长，为长沙市工会和长沙市郊区农民协会提供了大量活动经费，支持革命发展。

“马日事变”后，在腥风血雨中，有多少共产党员背叛党组织加入了国民党。然而熊瑾玎却放弃稳定的生活，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风雨飘摇之中的共产党。

当时，加入共产党就等于要过上被追杀、被搜捕的生活，这对于已经年过40岁的人来说，是需要何等的勇气啊!

1928年4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熊瑾玎转移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组织上根据他富有理财经验又善于结交朋友的特点，让他担任中央机关会计，上海建立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秘密机关和联络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任务:

一是筹集和管理经费。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经费，除了共产国际提供部分资金外，大多数靠各地党组织打土豪和经商上缴所得，而上海中央机关的经费大多靠自己经商筹措。

接受任务后，熊瑾玎头戴瓜皮帽，身穿对襟长袍,以商人身份在上海云南路477号(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找到一所二层楼房,一楼打起“福兴商号”招牌，经营纱布生意，后又办起了钱庄、绸缎、印刷厂,生意十分兴隆,人人都称呼他为“熊老板”。

二是建立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秘密地点。

“福兴商号”的二楼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办公、开会和联络点。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李维汉、李立三、彭湃、项英等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常来这里开会。

由于工作细心,防范周密,“福兴商号”在血雨腥风中安然存在了三年多的时间，没有发生任何安全问题。直到1931年，因顾顺章叛变，中央机关不得不整体撤到湘鄂西苏区，这个办公地点也随之取消。

三是负责几个极为机密的地点和人员的联系，提供经费和生活费用。

1932年，因工作需要，熊瑾玎又秘密回到上海。那时的上海，探警密布、特务横行，加上叛徒告密，随时有被捕的危险。

党组织安排给熊瑾玎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向贺龙妻子向志德等人的生活费用。

南昌起义失败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贺龙的结发妻子向志德及家人来到上海。她的住所曾经是党中央的秘密联络站。党中央撤离上海后，向志德及家人的供给来源就中断了，家里的东西都当光了。

一家人搬到徐家汇眉寿里162号一个理发店的楼上栖身。直到熊瑾玎再度回到上海,向志德家的生活费才有了保证。熊瑾玎后来正是在给向志德等人送生活费过程中被捕的。

1933年4月8日清晨，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特务和法国巡捕破门闯入向志德家,将在家的人一一捆绑，押上人车。敌人还在理发店周围布下暗探。

上午10时，熊瑾玎打扮成医师去给向志德送生活费,中了埋伏，被特务扭送到巡捕房后，被打得皮破血流，但他坚决不承认是共产党员。

由于抓不到真凭实据，加上各方面的积极营救，法国巡捕房最后判处他8年徒刑。

1937年，随着抗日高潮的到来和国共合作形势的发展，周恩来委派毛泽民来上海探视和营救熊瑾玎。饱尝了四年多的铁窗生活以后,熊瑾玎终于重获自由。

1938年，熊瑾玎被任命为《新华日报》社总经理，他又一次当上了“老板”。

虽说国共合作了，工作从“地下”转入“地上”，但是仍然不轻松。

首先，国民党反复阻挠破坏。

《新华日报》是党在国统区的重要喉舌，是国统区老百姓了解党的政策方针的主要窗口。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同年10月因日军进攻武汉,被迫迁往重庆。

国民党政府虽然表面上同意出版发行《新华日报》，实际上把它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阻挠和刁难：限制发行量，派流氓打砸营业部，拘留报童，封锁纸张来源……各种办法都用尽了！

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更是限制《新华日报》发行量，封锁纸张来源，想以此扼杀《新华日报》。

左一为熊瑾玎

熊瑾玎与国民党当局作公开合法斗争，在重庆报业联合会上，理直气壮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分配一定数量的纸张。

但这还远远不能满足《新华日报》的用纸需要。为此，熊瑾玎秘密派人在梁山县（现梁平区）与人合伙创办了一家造纸厂,保证了报社纸张供应。

在重庆办报期间，尽管困难重重，但《新华日报》从来没有一天因缺纸而不能出报。不仅新华日报不愁用纸，还能供应读书出版社等其他三家出版社纸张。最可笑的是，就连堂堂的《中央日报》也曾来向熊瑾玎借纸救急。

二是办报经费极其紧张。

仅靠当时《新华日报》的发行收入根本无法维持报社的生存。

最初，中共南方局还能拨给相当数量的款项支持《新华日报》，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封锁更为严密，并断绝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军械和军需物资的供应。

连大后方延安都组织开展大生产运动，依靠上级经费更是难上加难，报纸要办下去，只能自筹经费。这当然难不倒理财高手熊瑾玎。

他利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这两个牌照,不仅办报刊,还把印刷厂办成对外可以承接印书和各种杂件的印刷企业，把报馆的营业部办成了综合性的书店。

另外，积极争取民族工商业者的支持。熊瑾玎帮助几位爱国人士办起酒精厂、炼油厂、工矿公司等，并派党员帮助经营，使他们成长为当时有影响的大实业家。反过来，这些公司又用各种方式向我党提供捐款，然后南方局拨一部分给《新华日报》。在重庆8年中，《新华日报》所用的油墨、煤油、汽油甚至动力电都是他们供应的。

从1938到1946年，在国民党的打压逼迫下，在缺少经费来源的情况下，《新华日报》不仅从未因原料和资金不足而停刊，而且越办越好,最终与《大公报》并驾齐驱，压倒了国民党的《扫荡报》和《中央日报》，实现了周恩来对报纸提出的要求——“编得好、印得清、出得早、销得多”的目标。

取得这一成就，与熊瑾玎的努力和付出是分不开的。当年的同事曾评价说:“在当年的报馆里,可以缺少任何一个人，唯独不能没有熊瑾玎同志。”此言不虚。

二、假老板娘变成真老板娘

早在湖南老家时，熊瑾玎由父母做主，娶了邻村江家的女儿为妻。后来，也许由于熊瑾玎常年在外，夫妻感情日渐生疏，也许家里知道他投身革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家里来信要求熊瑾玎登报声明与江氏离婚。在当时，这就算已经履行离婚手续了。

1928年到上海创办“福兴商号”时，熊瑾玎已经42岁了。到了这个年纪，又是做生意的大老板，没有老板娘，久而久之会使人产生怀疑。为了便于掩护，周恩来调来一个20岁的湖南女党员朱端绶当“老板娘”，配合熊瑾玎工作。

朱瑞绶1908 年生于湖南长沙。1924年入长沙女子师范读书。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株州搞了一段时间的铁路工人子弟教学和职工家属工作。

1928 年夏天到上海配合熊瑾玎工作。“老板娘”朱端绶又放哨，又做饭，同时还担任译电和交通联络等工作。

估计朱端绶当时也没想到，她这个假老板娘后来成真老板娘了！

那是中秋节前后的一天，熊瑾玎为来开会的同志准备了一桌酒席，共度节日。周总理趁大家兴致勃勃之时，对熊瑾玎说:“瑾玎，你是我们革命的'老板’，我们却缺少了个‘老板娘’，我看端绶同志担任这个角色最适合不过了。”

周恩来

听了这话，朱端绶立时羞红了脸。当时,朱端绶只有20岁，而熊瑾玎已经42岁了,两人之间年龄有点悬殊。

见朱端绶有些犹豫，周总理补充道:“瑾玎虽然年纪大一点，但他那颗革命的心却很年轻,他为革命东奔西跑,日夜操劳，身边又没有个人照顾，我今天想做了这个媒人，你们结婚怎么样……”

看到周总理有意促成这门婚事，再加上这些日子对熊瑾玎的了解，感到他是个可托付终身的人.朱端绶便说：“党需要我这样做，我一定当好这个‘老板娘’。”

周总理趁热打铁，动员大家向“新郎”和“新娘”敬酒，然后打趣地朝朱端绶说:“以后再不叫你小妹子了,要改口叫‘老板娘了’”!

在场的邓小平、李维汉、李立三、彭湃、陈赓、陈云等中央领导一致赞同，频频举杯祝贺。

在周恩来撮合下，两人最终结成一对真正的革命伉俪，从此之后并肩携手走过了45年。

在革命道路上，不但有甜蜜的时刻，也有凶险不测不知啥时就会来到。

熊瑾玎朱瑞绶夫妇

1933年，熊瑾玎被捕后，根据党的指示，朱瑞绶积极设法营救，她找了宋庆龄,请史良等律师进行辩护。然而，在第二次开庭时，朱瑞绶随史良前往探望时,不料在候审室门口被叛徒指认，也遭到了拘押。

熊瑾玎唯恐她禁不起折磨，写诗托人转给朱端绶:“我已入缧绁,君胡入网罗。艰难应世任，患难喜同过。身躯原无用,精神自不磨。愿将坚定性，战胜恶妖魔。”

朱端绶倍受启发,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后经史良律师营救出狱。但丈夫熊瑾玎仍在坐牢。朱端绶想起丈夫最喜欢吃瓜子，而牢狱又严禁送瓜子，她想法设法把瓜子壳去掉，取出瓜仁，用信封袋好,托人送到狱中。

熊瑾玎激动万分,写下一首诗:“瓜子胡为贵,贵在取其仁。破开唇费力,取出手传神。启封如见面，入口等亲唇。”

朱瑞绶被关押了八个月后，终以无罪获释,而熊瑾玎一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才重获自由。

三、前途迥异的子女

熊瑾玎两次婚姻中，最后共三男三女长大成人。

江氏生三子一女。大儿子曾留学法国，二儿子也学业有成，三儿子先是考入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后来又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投身军旅，女儿则嫁给了解放后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的廖沫沙。

其中，最有名的是曾任国民党第五军中将军长的三子熊笑三。

熊笑三也曾是热血青年，“五卅”惨案发生时，长沙掀起规模空前的反帝怒潮，熊笑三积极参加宣传队，到农村演戏，唤起民众。后来考入黄埔军校，也是出于救国救民的理想。

但在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却选择了一条与父亲不一样的道路。

熊笑三

父子两人再发生联系，已经是国共合作时期了。

1939 年底，第五军取得昆仑关大捷后，回到重庆休整。熊笑三担任该军新编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长。巧合的是，熊笑三率部驻在化龙桥虎头岩。岩下就是新华日报社所在地鹰嘴崖。

同时，虎头岩上的王家花园还驻扎了宪兵司令部，监视新华日报社。

熊笑三得知父亲就在山下，很是为难。他不敢将真相告诉同僚，但是知道父亲就在下面，他又不能不管。

1939年除夕前，熊笑三团部杀了猪。他让勤务兵将10多斤猪肉送至鹰嘴岩，托人转给父亲。

就凭这一点，朱端绶看出熊笑三心里仍然装着父亲。利用这个机会，决定亲自去看望熊笑三。

说起来熊笑三和朱端绶还是学友，在大革命时期，两人在长沙一师和女师读书时，就曾一起参加过反帝活动。

为了甩开跟踪的特务，她假装外出串门，从鹰嘴岩绕道，走进熊笑三的团部。

两人谈的很投机，临走时熊笑三婉转地请朱端绶给老父亲带话，他说：“过去，因为我们走的路不同，这些年音信全无。现在好了，国共合作抗日，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两党应团结起来，光复我们的锦绣河山……”

朱端绶赞同地点了点头。离别时，熊笑三夫妇一直把她送到鹰嘴岩。周恩来知道后，满意地笑了：“不错嘛，有收获！”

在重庆的那几年，朱端绶每月总是要抽时间去熊笑三处，获得了不少有用的情报。

解放战争时期，父子俩又一次面临着抉择。

1948年9月，熊笑三已经升任第五军军长，此时他已经率部随杜聿明、邱清泉进入淮海战场。当时，第五军是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一，如果能够临阵倒戈，我军将减少不小阻力和伤亡。

此时，党中央要熊瑾玎以父亲的名义，写信或托朋友劝告熊笑三起义、投诚。熊笑三收到了信，却没有回答。

熊瑾玎

但是，熊笑三在淮海战场的表现却耐人寻味：这名悍将既没有“杀身成仁”，也没有起义投降，而是选择在兵败之际逃跑。由此是否可以表明，父亲的信让熊笑三产生了动摇，对胜负早就心里有底了？没人知道。

后来，熊笑三先是在香港谋生，又去了台湾。20世纪80年代，他还是回到了大陆，1987年在北京病逝。

朱端绶一共生了5个女儿。然而，在颠沛流离中，最后只留下了二女儿畅苏一人陪伴左右。

四女儿出生11天就夭折了，三女儿桑渝文章开始时已经提到，半岁时患了肺炎,因无钱医治死在妈妈怀中，五女儿驷午从小跟姨妈朱慧生活在上海，1948年到解放区与父母团聚时，却不幸患了白喉，也失去了生命。

大女儿耕午和二女儿畅苏则一直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夫妻俩在重庆办新华日报时，由于工作实在太忙，没有精力照顾孩子，就把两个女儿送到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一所保育院寄宿。有一次，畅苏一个人从保育院偷偷跑回家，把家人都给吓坏了。

1941年1月的一天，周恩来在参加庆祝《新华日报》社成立3周年的晚会时，特意走到朱端绶面前敬酒。当听说小姐妹寄宿在战时保育院时，就关切地说:“把孩子们接回来吧!我派人把她们送到延安去读书。”

由于耕午从小跟着父母颠沛流离,体质很差，到延安后经常生病。一次,她发高烧持续不退，这可急坏了姨妈朱慧。万般无奈之下，朱慧只好给毛泽东打电话求助。

毛泽东听说熊老板的女儿生病了，毫不犹豫地拿出他身边仅有的5支盘尼西林，烧终于退了。然而不幸的是，1961年,年仅31岁的大女儿耕午因患心脏病,离开人世。

四、周总理批示“最可信赖”

新中国成立后,熊瑾玎担任中国红一字会副会长等职,并被推举为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这一职务不久，就由于年龄问题，离职休养了。虽然职务并不高，但这也阻挡不了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友谊。

熊瑾玎夫妇与邓颖超在一起

1966年元月4日，那天正值儿孙拜寿时，忽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工作人员接过电话告诉朱端绶，“周总理要来给熊老来贺寿啦!”全家都喜出望外。

朱端绶赶忙到厨房里亲手做了几道拿手菜,等候周总理的到来。然而等到中午过后还不见踪影。

朱端绶想，总理日理万机，肯定是抽不开身，来不了了。可是到傍晚7点左右,门铃响了,她把门一打开,惊喜地发现总理提着两瓶绍兴花雕老酒站在门外，随后总理在卫士长成元功的陪同下走了进来。总理向熊瑾玎祝寿，并与他坐在沙发上促膝谈心,仿佛让朱端绶感觉回到上海中央机关一起战斗的岁月……

解放后，还有一件事让老两口放心不下：女儿畅苏的入党问题。

按理说，畅苏出生在革命家庭，积极要求进步。从1946年进入贺龙中学算起，参军、参加土改工作队，到60年代中期，参加革命已近20年了，算是名副其实的“老同志”，但就是迟迟入不了党。

熊瑾玎夫妇与女儿熊畅苏

后来才知道，畅苏在大学入校时，父亲为她填写的那份履历表中,写上了熊笑三的政治历史问题。搞清楚缘由后，朱端绶同熊瑾玎大吵一架。为女儿的事，熊瑾玎提笔给畅苏所在单位对外贸易促进会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坦诚地说明情况。

后来,这封信转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在信笺上写满了批示，除了证明熊瑾玎夫妇及熊畅苏和熊笑三的关系外,还写了这样一段话：“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两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这是周恩来对熊瑾玎夫妇革命一生的最高褒奖。

总理始终关心着熊瑾玎的身体状况。

1973年元月15日，熊瑾玎重病入院。入院前，总理派自己的两名保健医师到熊老家为其治病。入院后，总理给著名教授吴阶平打电话,请他给精心治疗,还指示张孝骞教授，让北京医院派三名医护人员专门护理。

待到病入膏盲不能说话时,总理拖着病体亲自来到医院，凝视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熊瑾玎良久，转而问朱端绶:“熊老留下了什么话?”

周恩来

朱端绶拿出熊瑾玎嘱她记下的两句话:“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交给总理。总理沉思了很久，后向熊瑾玎默默地点了点头。

1973年1月24日，熊瑾玎走完了人生的第87个春秋寒暑。

向为党无私奉献的红色管家熊瑾玎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