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哀叹，河北这对“红色特工”兄弟断送了他的“半壁江山”

1949年4月28日，

新华社发布了一条消息——

《国民党空军总部所属

伞兵二千五百余起义》。

这支起义部队，

因为兵员精锐、武器精良，

曾被国民党誉为“国军之花”，

被蒋介石内定为逃台后的“御林军”。

而此前的4月2日，

另一支蒋经国的嫡系部队，

被称为“太子军”的

预备干部训练总队在嘉兴起义。

这两支队伍“从蒋家的心窝里反出来”，

震撼了国民党各方，

把蒋介石气得直骂人。

新华社发布伞兵三团起义消息

1949年5月27日，

驻有国民党20万大军、

建有1万多座碉堡的上海，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胜利解放。

数日后，

蒋介石得到了一个令他脊背发寒的消息——

先后在他的侍从室就任要职的两位将军，

他亲自面试录取的一对将门之子，

竟然都是共产党员！

正是这对兄弟，

策反了一大批国民党部队，

助力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

蒋介石愤怒地哀叹：

“段氏兄弟断送了我的半壁江山！”

蒋介石口中的“段氏兄弟”，

是河北保定蠡县人，

哥哥叫段伯宇，曾是国民党核心机关——

蒋介石侍从室的少将高参；

弟弟叫段仲宇，

也曾任侍从室参谋，

后任上海港口少将副司令

兼京沪、沪杭铁路运输指挥官。

他们的父亲段云峰

是蒋介石的同学、国民党的中将，

但他们却先后选择了共产党，

在党的隐蔽战线史上，

书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哥哥段伯宇

辗转多年终于入党

1904年7月，

段伯宇出生于河北保定蠡县东孟尝村。

从10岁起，

他在天津觉民学校学习，

在那里度过了6年读书时光，

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

五四运动爆发后，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

他积极参加天津市学生游行，

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

对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

有了切身的感受和理解。

后来，

段伯宇留法勤工俭学未成，

投考黄埔军校未成，

便遵父命考入河北大学学医。

上学期间，

他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戴培元，

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

1930年，

段伯宇从河北大学毕业，

应同学刘静波之邀到太原一起开诊所。

他还筹办了一个书店，出售进步书籍。

1934年冬的一天，

刘静波到太原警备司令部给参谋长看病，

看见桌上有一个通缉黑名单，

上面第一个名字就是段伯宇，

他返回后赶紧通知段伯宇逃走。

1936年，

段伯宇在保定开办进步书报社，

宣传抗日救国主张。

1937年9月，

日寇占领保定，

他率领数人赴太行山投奔八路军未果。

在衣食无着、孤立无援的情况下，

经父亲段云峰的一个老朋友介绍，

他到国民党32军干训团当了一名军医。

段云峰，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出生，

6岁上了本村私塾，

17岁考入保定陆军小学堂，

19岁转入北洋速成武备学堂，

与蒋介石是同期学生。

北洋速成武备学堂

蒋介石学的是炮兵科，

段云峰学的是步兵科，

毕业后考入禁卫军，

任第一标第一营右队排长。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早就秘密参加了同盟会的段云峰，

投身于反清、反袁(世凯)的革命斗争。

1912年，他入陆军将校讲习所学习，

1914年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

1916年底毕业，

他到保定军校任战术教官，

先后教过步兵科、炮兵科的战术，

学生众多，桃李满天下。

国民党许多军政大员，

如陈诚、白崇禧、张治中、顾祝同、周至柔等，

都毕业于保定军校，

都算得上是段云峰的学生。

1938年6月，

段伯宇借口探亲，

请假转道西安赴延安，

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并提出入党申请。

8月初，

段伯宇回到长沙32军集训地。

该军中共地下党员王兴刚约他谈话，

他汇报了去延安学习的经过，

并再次提出入党请求。

不久，王兴刚郑重通知段伯宇，

组织已同意吸收他入党，

由他做介绍人。

2天后，

由中共湖南省委聂洪钧领誓，

在岳麓山腰小土地庙前，

段伯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段伯宇向聂洪钧汇报了

寻找党组织多年的艰难曲折。

聂洪钧安慰段伯宇，

并强调了党的纪律，

告诉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要特别注意加强组织观念，

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严守党的秘密。

段伯宇下定决心，

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在周恩来教导下

“红色特工”潜伏敌营

1938年底，

因国民党整编32军干训团被解散，

段伯宇想回华北参加抗战。

1939年初，

段伯宇辗转来到重庆，

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报到，

受周怡单线领导。

周怡让段伯宇找个公开身份作掩护。

段伯宇的父亲段云峰通过时任

“军委会战地党政动员委员会”副主任李济深

帮儿子找工作。

这样，段伯宇就到

战地党政动员委员会做了中校视察员。

不久，

周恩来接见了段伯宇。

周恩来首先询问了

段伯宇父亲段云峰的情况

以及他和蒋介石、李济深的关系，

然后问他对下一步工作有什么想法。

段伯宇回答说想到前方去抗日，

八路军在河北敌后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

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抗战业绩，

作为一个燕赵子弟，

他有责任到老家去

拯救父老乡亲于水深火热之中。

即使不能手拿武器上第一线与鬼子拼杀，

他也可凭借医术

为八路军伤病员救死扶伤。

周恩来专注地听完了段伯宇的想法，

点点头表示理解，

但却不同意他到抗日前线去。

周恩来说，

到前线去杀敌固然很光荣，

但抗日救国要做的工作很多很多，

譬如在大后方重庆，

可做的工作就不计其数。

就其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来说，

大后方的工作并不亚于前线。

这里同样也可说是前线，

是抗日救国必不可少的战线。

周恩来在重庆

周恩来要段伯宇充分利用父亲段云峰

在国民党中的人脉关系，

动员国民党上层共同抗日，

并通过他们影响和推动蒋介石抗日。

周恩来教导段伯宇要学习三民主义，

学习国民党的《一大宣言》，

长长见识，也好取得他们的信任。

要用三民主义的语言

来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

周恩来特别叮嘱段伯宇：

“白区工作困难多，

要善于化不利为有利，

并把有利因素变成现实。”

当时党的地下工作方针是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

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配合武装斗争”。

在周恩来的亲自指导下，

段伯宇作为一名“红色特工”，

在敌人内部潜伏了起来。

1939年底的一天，

周怡告诉段伯宇，

他要去西北出差，

暂时停止联系，

以后会来找他。

可是周怡这一去就再无音讯。

段伯宇久等无果，

就多次去八路军办事处找周怡，

但均被告知周怡尚未返回。

段伯宇度日如年，

而且一直感到迷惑不解。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

他才得知原委——

周怡回延安汇报工作，

途中出事故牺牲了。

祸不单行！

段伯宇与周怡失掉联系后，

“战地党政动员委员会”也被蒋介石撤销。

段伯宇又一次失业了。

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正在为难之际，

传来陆军大学特七期开始招生的消息。

陆军大学是国民党军队的最高学府，

其招生标准也较高：

必须是团级以上军官，

而且要黄埔军校或中央军校毕业。

可是段伯宇没有上过军校，

没有军校文凭。

他设法通过32军的王启明，

搞到一个军校文凭，

并通过军令部的审查而获准报名。

陆军大学的考试是“三榜定案”。

笔试包含国文、政治、军事、外语等，

这对于上过大学的段伯宇来说并不难。

真正困难的是还要考军事科目，

包括战术、兵器、筑城、军制、

野战条令、射击规范、实兵指挥等，

他对此完全是门外汉。

为了考上陆军大学，

段伯宇就请父亲段云峰、

弟弟段仲宇给自己补课。

在当过军事教官的亲人的帮助下，

段伯宇每日苦练、苦背那些考试科目，

还跑到空河滩上练操练口令，

最终在三四百名考生中脱颖而出，

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被陆军大学特七期录取。

段伯宇（摄于1941年）

在陆军大学的两年半期间，

段伯宇一边学习，一边开展工作。

他利用同乡会、京剧社、聚餐、

讨论问题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

摆事实，讲道理，

启发、团结了一批正义的同学，

此外，还包括他的弟弟段仲宇。

弟弟段仲宇

推荐哥哥进入总统府侍从室

段仲宇比段伯宇小10岁，

是国民党军队内的“少壮派”，

也是被寄予厚望的一颗“新星”。

他1930年11月考入中央军校第九期学习，

1934年毕业，

1939年又考入陆军大学第十七期，

194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官，

1944年随中国远征军入印度，

任驻印度总指挥部军务处科长、处长。

同年，段仲宇被调回国内，

进入蒋介石的侍从室任上校参谋。

蒋介石的侍从室是当时

国民党最重要、最核心、最机密的部门，

是蒋介石的直接办事机构，

凌驾于其他党政部门之上。

蒋介石常以“甚忙，不愿多批公事”为由，

将部分决断权让予侍从室各处主任，

侍从室主任权力之大，

用“权倾朝野”一词来形容也不为过。

进入侍从室的人

可以说都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

蒋介石侍从室

段仲宇所在的“侍二组”，虽然人数不多，

但承办的业务几乎囊括了

庞大的国民党陆海空三军所有重大事项。

当时，凡是联合勤务总司令

需要报呈蒋介石的大事，

公文都要先送到段仲宇的手里，

由他签注意见后再呈报。

蒋介石批示后，

也是先发到段仲宇手中，再由他

用代电、电报、信函等通知联勤总部。

所以，当时有人戏称，

段仲宇是“比联勤总司令还大的上校”。

1946年初的一天，

段伯宇和段仲宇兄弟俩促膝相谈。

段仲宇问大哥毕业后的去向，

段伯宇表示，想回河北老家开展工作。

段仲宇则建议他到总统府侍从室工作，

因为那是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

有很多优越的条件，

可以用其所长，建功立业。

1946年初，

段仲宇因工作调动要离开侍从室时，

侍卫长俞济时要他推荐人来补缺。

段仲宇就说：

“我大哥段伯宇适合这一工作，

他是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学员，

名列第七，是上校军衔，

即将毕业，又是老大学生，

文字能力和组织才干都好，还懂外语。”

段伯宇（左一）、段仲宇（左二）

当时，俞济时正在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

听段仲宇如此一说，

对段伯宇的出身、成绩等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于是把段伯宇的情况上报给了蒋介石。

1946年3月10日，

陆军大学特七期毕业，

蒋介石参加了毕业典礼。

典礼结束后，

蒋介石召见了段伯宇。

他询问段伯宇的家庭情况，

当证实了他的父亲段云峰是

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第四期的学生后，

蒋介石显得很高兴，

敲着脑袋说了三声“好”。

他想起了这位老同学。

几天后，

段伯宇被调到侍从室第四科，

后改称“总统府军务局”第四科，

负责情报工作。

情报科掌管着全国各地的军情报告，

每天都有大量的机密情报从各个系统报上来。

段伯宇利用这个有利条件，

做过很多有利于党的事情，

包括策划安全路线以掩护我东江支队转移、

拖延公文运转时间以掩护王启明率军起义、

巧妙说服关键人物以释放地下党员万鹏等。

段伯宇团结爱国将领

策划实施武装反蒋

段伯宇仍在寻找党组织，

但苦于没有机会。

有一次，

他在值班检查文件档案时，

偶然见到一个尘封很久的木匣，

打开一看，里面全是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收集的中共中央文件

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报告、讲话，

顿时非常兴奋。

这些文件是军务局

为研究共产党对策而收集和保管的，

段伯宇争取到了机会，

经常学习研究，

了解了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提供了依据和指南。

抗战胜利后，

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作出巨大努力。

但蒋介石集团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

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

在此情况下，

段伯宇积极团结国民党爱国将领，

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

段伯宇在陆军大学学习期间

团结的一批有爱国思想的进步同学，

先后分配到国民党军事政治机关工作。

段伯宇经常以座谈、联谊、聚餐等形式

向他们表明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揭露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

勾结美帝国主义、反共反人民的真相，

以事实说明打内战不得人心。

段伯宇的这些思想工作，

引起了一些同学的深思和共鸣，

他们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不满与日俱增。

这为后来组织武装反蒋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7年，段伯宇被擢升为少将，

并接任第四科科长。

1948年9月，

国民党军10万余人在济南战役中被歼灭，

蒋介石以大城市为主的

“重点防御”体系开始崩溃。

1948年11月，

正在军务局上班的段伯宇突然接到

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贾亦斌的电话，

约他到家中商谈。

到会的主要是段伯宇陆军大学的同学。

大家争论不已，

纷纷表达对蒋介石发动内战、

国民党贪污腐化等的不满，

认为国民党失去民心、败局已定，

不能和其同归于尽，

商议在南京发动暴动。

段伯宇听到同学们的意见，

既感到突然，又很高兴。

他经过审慎思考，

认为既不能泼冷水，也不能盲动。

他向大家了解了能调动的部队情况，

对大家讲了自己的意见。

段伯宇表示：

“第一，十分同情同学们的义举，

但我们能调动的部队无几，

南京有重兵驻守，

我们的行动无异以卵击石，

如暴露了自己，则非常不利。

第二，我们要反蒋，是革命行动，

但绝不能盲动，

应当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搞。

第三，我们要掌握武装，

积蓄力量，待机行动。”

对于段伯宇冷静理智的分析，

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这次会议后，段伯宇立即行动，

约弟弟段仲宇、

陆军大学同学宋光烈等分别谈话，

通报情况，布置工作。

宋光烈联系了国民党106军军长王修身、

96军军长于兆龙。

段仲宇联系了爱国将领齐国榰、王海峤等人。

经过多方工作，

到1948年冬，

段伯宇联系和约定的

准备参加起义的国民党部队计有10万余人，

分布在西起芜湖，

经南京、常州、上海，

东至嘉兴、杭州的广阔区域，

囊括了陆军、海军、伞兵、

辎重、港口、工兵等多个军、兵种。

组织起义部队

“从蒋家的心窝里反出来”

在策划和实施武装反蒋的过程中，

段伯宇一直加紧寻找党组织，

以获得党的指示和领导。

1948年底，段伯宇借病脱离军务局，

到上海集中全力做军运工作。

段伯宇委派一位同志

到河南解放区寻找党组织，

又通过他在同济大学读书的表弟、

中共党员温尚煜的帮助，联系上了

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

段伯宇详细汇报了自己的经历和工作情况。

张执一对段伯宇独立开展地下工作

并取得出色成绩，给予高度评价。

张执一认为，

段伯宇动员和争取掌握部队的工作事关重大，

需要专人联系。

1949年元旦，

他介绍李正文和段伯宇联系。

李正文非常认真负责，

常到段伯宇的住处，

反复研究商议起义计划和行动步骤。

段伯宇把准备参加起义的

国民党部队高级将领贾亦斌、刘农畯、段仲宇、

宋健人、王海峤等人分别介绍给李正文，

谈了他们的工作情况和部队的兵力、驻地情况。

段伯宇、李正文深深感到，

加强党组织的领导是起义成功的关键。

段伯宇建议派党的同志到部队。

经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同意，

选派张文藻到预备干部总队，

周其昌到伞兵第三团，

王声明到工兵第四团，

陈景明到江苏保安总队，

积极建立地下党支部，

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

起义准备工作进入更紧张的运作阶段。

1949年2月，

李正文向段伯宇传达了

上海党组织关于恢复其组织关系的决定。

党组织对段伯宇的肯定与关怀，

使他倍加感动和振奋。

他向党组织介绍贾亦斌、刘农畯、

宋健人、段仲宇入党并获批准。

通过段伯宇等人的努力，

切实加强了党对起义行动的领导。

1949年春的一天，

段伯宇去看望汤恩伯的参谋长。

趁该参谋长临时出去的空当，

段伯宇凭他惊人的记忆力，

将国民党江防地图全都背了下来，

随即迅速转告地下党员艾毅根，

由他再报告给了“三野”。

为策应解放军渡江，

段伯宇等加紧筹备工作。

中共中央上海局有关同志认为

江浙皖大规模起义条件尚不成熟。

而在这时，接连发生的突发事件，

迫使贾亦斌领导的国防部预备干部训练总队、

刘农畯领导的伞兵三团不得不提前起义。

贾亦斌

1949年4月7日凌晨，

贾亦斌率领官兵，

制服了反对起义的副大队长黎天铎等军官，

以去莫干山行军演习的名义把部队拉出去。

嘉兴起义爆发了。

蒋介石暴跳如雷，

痛斥蒋经国“无能”“用人失策”。

他急调优势兵力，

设下重重包围和堵截线，

并悬赏5万银元缉拿贾亦斌。

起义部队在贾亦斌等的带领下浴血奋战，

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被打散。

起义虽然失败了，

但这一“从蒋家的心窝里反出来”的正义行动，

粉碎了蒋介石成立新军的计划，

极大地瓦解了国民党部队士气。

1989年2月， 贾亦斌（右三）与部分嘉兴起义骨干重访旧地

以刘农畯为团长的国民党伞兵第三团，

也是蒋介石十分重视的嫡系部队。

蒋介石在军事上不断失利，

在准备逃往台湾的前夕，

曾亲自召见刘农畯谈话，

企图调伞兵第三团去台湾，

担任他的卫戍部队。

段伯宇约请李正文、刘农畯、段仲宇等共同商讨，

决定将计就计，

让刘农畯率领伞兵第三团

打着奉蒋介石之命撤退的幌子，

一出海就改变航向，

直奔我解放区连云港。

中共中央上海局批准了伞兵三团的起义计划。

为保证起义计划顺利进行，

段仲宇调拨了一艘排量3000吨的

“中字102号”美式大型坦克登陆艇，

交付刘农畯接管。

中字102号大型坦克登陆艇

1949年4月13日，

伞兵三团从上海起航，

在海上起义，

4月15日在连云港登陆，

受到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很重视这支部队的起义，

毛泽东和朱德发来慰勉电报：

“庆祝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

而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

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学习，

为建设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

刘农畯（前排左四）率伞兵第三团抵达连云港

以王海峤为团长的国防部工兵第四团

是国民党军中配备最精良的重型工兵团。

蒋介石和国防部多次命令该团撤往广州。

李正文、段伯宇、段仲宇和王海峤等经过研究，

决定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办法，

表示服从命令向广州撤退，

但实际上一再拖延调动。

他们根据当时国民党军事运输紧张的形势，

将工兵团3个营用逐次移防的办法

散布在浙赣路千里铁路线上。

这些笨重的筑路机械设备和机车车辆

在铁路上形成障碍物，

造成铁路堵塞和交通瘫痪，

使蒋军南调部队无法通过。

国防部一再催促，毫无结果，

便通缉王海峤“贻误军机，定于严办”。

王海峤完成任务后，

偕同联络员王声明飞往香港后转赴解放区。

老将解甲

仍为祖国统一而努力

解放战争时期，

段仲宇历任国防部第五厅副处长，

徐州兵站少将分监，

上海港口司令部副司令兼上海铁道指挥官，

上海市政务委员等职。

他以自己的职务为掩护，

多次为党的革命工作提供便利。

他把自己的公馆提供出来

作为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策反工作机关。

当上海地下党因破坏而只剩一部电台时，

他护送李正文转移电台，

又把电台存放在自己家里，

保证了中共中央上海局的通讯联络。

他还巧妙地保护了

上海铁路工人的大罢工，

助其取得胜利。

解放军骑兵部队行经上海外白渡桥

在解放上海的战斗打响时，

段仲宇使大批机车滞留在沪宁线上，

直接被人民解放军接收。

他还受命配合上海港口司令部的汽车团起义，

使解放军能乘坐400辆美式大卡车，

快速追击狼狈逃窜之敌。

1949年5月27日，

国民党20万大军在抵抗15天后战败，

上海胜利解放。

蒋介石仓皇南逃福州时，

得知是段伯宇、段仲宇策反了他的诸多部队，

愤怒地哀叹：

“段氏兄弟断送了我的半壁江山！”

段伯宇、段仲宇参与组织的

国民党部队起义及配合解放的各项工作，

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

段伯宇先后在军委武官班、

外交部、中央高级党校工作，

之后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

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外交、党建、对台工作和科研等方面，

均有建树。

段仲宇1949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历任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

特科学校训练部副部长，

第三炮兵学校训练部副部长，

第三炮兵技术学校训练部部长，

解放军南京军械技术学校副校长，

重庆后勤工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顾问等职。

他1955年9月被授予中校军衔，

1960年晋升为上校军衔，

获三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获胜利功勋荣誉章。

1982年离休后，

他任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

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

时光流逝，

英雄渐暮。

段伯宇和段仲宇两兄弟离休后，

仍与在台湾、海外的袍泽故旧通信，

为祖国的统一而继续努力，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98年9月23日，

段伯宇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2010年10月7日，

段仲宇在南京逝世，享年96岁。

在段仲宇的追悼会上，

段伯宇的儿子段毅才

为叔叔献上了一幅挽联，

并表示这是对父亲和叔叔的共同悼念。

挽联写道：

大隐于朝，谈笑中，化去他东南半壁；

老将解甲，尺素里，撮合我兄弟金瓯。

来源：综合人民网、光明网、《学习时报》、《北京晚报》、保定市地方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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