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台湾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台湾问题都悬而未决。解放台湾，成为了几代中国领导人的心愿。

但是，自蒋介石败逃台湾以来，岛内总有一部分人企图割据一方，破坏祖国的统一大业。正是因为有了这部分人的存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才会不断地借台湾问题来制约中国。

特别是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美国在四处传播“中国威胁论”的同时，也在暗中不断地支持岛内台独分子，妄图以武谋独。

台湾当局忽略“九二共识”，不顾岛内民众意愿，在“统一”问题上坚持“摆烂”。这无疑是为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对于台湾当局这样的以“对抗”代替“对话”的态度，其实当年邓小平就已经给出过应对的答案。

不同于台湾的香港与澳门问题

时间回溯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当时包括海南岛在内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解放。但是香港、澳门、台湾却依旧掌控在英国、葡萄牙、蒋介石的手中。

对于香港与澳门问题，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经过对当时国际局势的认真的分析后得出“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结论。

其主要原因在于两点。其一就是从新中国的全球战略大局考虑。时值新中国刚成立，两位领导人就已经预见到了美国将会拉拢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锁。

但是西方资本国家阵营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各自都有自己的“小九九”。香港事关英国的利益，不收回来就可以以此牵制住英国，等于抓住了英国的一条小辫子。这对于打破美英联盟的封锁包围政策是有利的。

其二则是从新中国的经济战略作考虑。周恩来认为，即便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也需要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往来，这当中也包括英国在内的众多西方国家。把香港留在英国人的手里，香港就可以成为一个“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

但是在这两点的基础上又有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

因时而异，对台政策的变化

相比较与香港与澳门，建国之初，我党对于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就是武力解决，并且还做了很多相应的军队部署、以及渡海作战的训练。

可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我国的军事斗争的重心转移到了朝鲜战场，无暇他顾。而等到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国际局势则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全面展开，党和人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的重要前提就是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于是，毛主席与周恩来就形式的变化开始考虑以和平的方式谋求统一。

60年代，由毛主席提出，周恩来总理归纳总结了关于怎么样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问题的方针。并就此提出了“一纲四目”。

其中“一纲”指的是，是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

“四目”则是指：

一、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

二、台湾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

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

四、双方互约不派遣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已经为实现统一做出了极大的让步，但是蒋介石政府担当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马前卒，拒绝谈话，使得“一目四纲”的构想在当时未能实现。

与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明争暗斗

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随着中美两国的关系的转变，台湾问题也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1972年，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中美就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中明确表示，“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便是如今一致要求美方所坚持的“一个中国”立场的由来。

但是，美国就是这样一个言而无信的国家。在明面上声明坚持一个中国立场，背地里却始终与台湾方面勾勾搭搭。

当然，与美方打了几十年交道的毛主席当然知道美方不会遵守诺言，一定会在背地里面搞事情。

于是在1973年时，毛主席就让邓小平留在周恩来身边，协助周恩来开展关于推进中美关系、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

接到任务后，邓小平也很坚决，适时地表达了：“台湾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都是要解决的，只是这个时间也许早一点，又或许晚一点。”的立场。

美方态度暗昧，但也怕触怒中国。因为中国有着美方的利益所在。于是到了1977卡特总统上台的时候，又再一次公开发表讲话称：“我将以上海公报为指导，同中国建立友好的联系，我们政策的目标就是使两国的关系正常化。”

有意思的是，就在卡特发表声明之后不久，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万斯就带着卡特的儿子访华了。

万斯来华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对当年《联合公报》中未能达成一致的事情来与中国方面磋商。

为此万斯来华前就台湾问题专门整理了一份提纲，并带来了三条具有争议的条约。

其内容是：

“一、美国将会保持和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包括向台湾提供“审慎选择的防御武器”；

二、反对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三、中国必须放弃用武力收复台湾。”

美国又一次玩出了两面三刀的伎俩。万斯认为当时的中国需要发展、有求于美国所以定然会接受这样提案。

但是万斯忽略了中国捍卫领土完整与国家主权的决心。

黄华外长在看到这些违背台湾问题基本原则的提案后当即表示了拒绝。并未与之继续谈下去。并且还表示如果台湾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那么中美邦交正常化也将会被无限期搁置。

无奈之下，万斯又打算在邓小平为他所设的接待晚宴上再次提出提案。1977年8月24日，万斯在晚宴上见到了邓小平。在与邓小平的交谈中，万斯再次将白天被黄华所决绝的提案提了出来。

听完万斯的说辞之后，邓小平在吸了一口烟后说：“台湾问题一直都是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的问题，你们这样的行为不是在推动上海公报，而是后退，你们想要继续留在台湾的建议在我们看来就是想要设立一个没有标志的使馆！”

一边说着，一边邓小平的眼睛直直地凝视着万斯，不怒自威。

万斯感觉到了来自这位伟人的压迫感，所听到的就只有一句话：“我们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万斯灰溜溜地回国了，他并没有给卡特带来“喜讯”。此后代表卡特来华的人也只好换成了更加温和的布热津斯基。

布热津斯基代表卡特政府正式接受了《联合公报》中代表台湾断交、废约、撤军这三项内容，并拟定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日程。

可就在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达成后不久的1979年4月10日，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由美国国会众、参两院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

“一国两制”在港澳问题上的成功

而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我国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已经重返联合国，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也已经正常化，并且已经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往来。

于是邓小平主席便适时地将“一纲四目”完善之后，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并主导与英国、葡萄牙的谈判，敲定了香港、澳门两地的回归事宜。

在与撒切尔夫人的会晤中，邓小平以极为强硬的态度否决了对方就香港问题始终坚持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以及所谓的“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

邓小平当时对撒切尔夫人道：“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不管用什么方式，谈判的问题就是归属问题，如果我们根本谈不拢，中国将考虑接收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邓小平所展现出来的强硬态度向全世界表明了中方的坚定立场。就这样，香港澳门这两块土地最终圆满地回归到了祖国的怀抱。

但是港、澳两地的问题好办，台湾问题却依旧搁置。其原因就在于，前者是收复失地，恢复主权的问题，它涉及到中英、中葡双方；

而台湾的问题则是如何统一、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统一，这纯粹是中国的内政。换句话说，前者是不可商量的，后者是可商量的。而问题就出在这个商量之上。

相比较与大陆的领导人，台湾当局则依旧是采取拒绝对话的态度。蒋经国还提出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

对于蒋经国的“三不政策”邓小平回应道：“如果用和平的方式无法解决台湾问题，我们决不能放弃使用非和平的方式统一台湾。当然我们要记得一点，我们不能轻易的使用武力，这算是一种战略考虑。”

邓小平还说：“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就像是两只手，右手是争取和平解决，如果右手被捆起来，难道我们连左手也不能用了吗？”

邓小平的强硬态度以及坚持不放弃武统的主张成为了此后历届领导人的在处理台湾问题的重要原则。包括此后在1996年和1999年发生的两次台海危机中，中方均是以强硬的态度给予回击。

邓小平对于台湾问题所给出的答案

尽管邓小平已经逝世多年，但是其留下的思想却依旧是解决当下问题最好的参考。对于邓小平就领土问题给出的答案，其实归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否需要动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主动权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同时也要根据国际局势与外部情况来做考量。

从建国时期的“武统台湾”到后来所提出的“和平解放”的构想的转变正是实事求是的一种精神展现。而采取“一国两制”的国策也是根据我国以及港澳台所面临的实际情况而定下的方针。

第二就是要具有原则性和灵活性。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可退步求和，但是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破坏势力的干预时，又要根据形势的需要提出灵活、务实的方针。在需要的时候，要懂得搁置争议。

最后就是要立足长远的看待问题。在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更应当从整体战略的角度做全盘的考量。对于一切干预台湾的外部势力说不得同时，也要注意方式方法的掌控。邓小平很早就意识到想要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必须要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

如今的中国，从经济体量上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拥有着诸如：“歼20、山东号、辽宁号、福建号、东风快递”等一系列捍卫祖国权益的国之重器。

如果单从武力值上来看，如今的台湾已经全然不具备与大陆对抗的条件。如果只是想要“武统”的话，已经完全具备了条件。

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只要还能够往下谈，我们就要尽可能的采取和平的措施。而台湾当局也应当认清现实，不要在做伤害两岸人民的事情。

希望两岸的和平统一能够早日到来，这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